第十九章 吸血鬼传说启蒙运动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第1页）

第十九章吸血鬼传说、启蒙运动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18世纪上半叶，吸血鬼事件在媒体中引发了巨大轰动。在哈布斯堡新领地塞尔维亚，官方记录中有关吸血鬼的传说频频见诸报端，并开始出现在医学期刊中。转述者对故事中争食人肉的亡灵、藏身墓穴的嗜血丧尸，以及被锥心砍头的吸血鬼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文学加工，并在其中穿插叙述了变身僵尸吞食裹尸布的古老传说。后来伏尔泰在巴黎描述道，“在1730—1735年，有关吸血鬼的传说成了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兴致盎然地讨论它们如何被猎杀，挖出心脏，焚烧尸体。吸血鬼就像远古时代英勇献身的殉道者，熊熊燃烧的火焰只会加快他们涅槃重生的速度”。

疫情感染的报告在塞尔维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三地间迅速蔓延。意外死亡或目击事件、无故暴发的瘟疫，甚至一具没有腐烂的干尸都会引发捕风捉影的猜疑，最终以开棺验尸的闹剧作为收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纷纷对此类灵异现象展开调查，但从未发现证明吸血鬼存在的真凭实据。为了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们通常会对自己无从考证的叙述进行一番故弄玄虚的修饰。迈克尔·兰夫特关于尸体吞食裹尸布的调查论文于1725年首次发表，10年后他又对自己的旧作进行了全新加工，增加了对塞尔维亚吸血鬼的生动描述，并收入他的简明论著《墓穴内的啃噬声：匈牙利吸血丧尸秘闻》。

摩拉维亚也出现了吸血鬼事件的报告。1755年，在获得教会当局同意后，一具女尸被从地下挖出，砍去头颅，进行焚烧，理由是这具尸体经常在夜间袭击附近的村民。这是奥洛莫乌茨主教辖区近30年来第四次批准掘尸，其中就包括1731年七名儿童的遗体被挖出并焚毁的事件。在获悉这一最新情况后，玛丽亚·特蕾莎派出两名医生前往调查，但委任状中的条款无疑流露出皇后对调查结果的期待。正如皇后本人所说，若调查报告可以使“愚昧的人民”放弃无知的迷信，则“于百姓而言，善莫大焉”。

医生的报告很快便上交格尔哈德·范·施维滕，后者对报告进行总结，随后集册出版。范·施维滕一人身兼三职，分别担任玛丽亚·特蕾莎的宫廷图书管理员、私人医生和审查官员。作为一名理性主义的忠实信徒，范·施维滕拒绝接受任何灵异现象，正如他始终拒绝佩戴假发，因为二者都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常识。范·施维滕顺理成章地发现，摩拉维亚的吸血鬼事件纯属愚昧和谣言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正如人们确信黑猫是恶魔的化身而魔术师拥有神奇药剂。他这样记录道，“尸体没有发生腐化变质，可能由自然原因导致，其中最为显著的因素就是寒冷的天气。同样，各种奇怪的症状往往被证明源自某种常见的疾病”。无辜的逝者被从冰冷的墓穴中扒出，范·施维滕感慨道，“只会给生者徒增无尽的悲伤”。

接到范·施维滕的报告后，玛丽亚·特蕾莎于1775年下令，禁止教会以“死尸复活”为由批准掘墓验尸。她解释道，“此类灵异现象的指控多为迷信和骗术的产物”。此后，一切鬼魂出没、巫术魔法及恶灵附体事件需经教士上报当地政府部门，并由专业医学人士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她还禁止预测彩票中奖号码。

玛丽亚·特蕾莎对吸血鬼流言的处理，如同一面透镜，散发着启蒙运动的光芒，同时也折射出它对中欧政治生活的影响。启蒙运动体现了理性至上的根本原则，代表着植根于自然法则与人类行为中的因果关系。特蕾莎女皇任命医生调查摩拉维亚的吸血鬼事件，委托范·施维滕对调查报告进行总结，并亲自做出裁决的行为，无不体现出运用开明的理性思维方式解决超自然灵异现象的启蒙运动精神。玛丽亚·特蕾莎从未将吸血鬼事件归咎于恶魔的力量，她坚定地相信，自然因素和别有用心的世俗势力才是灵异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启蒙运动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社会现象，它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英国和北美，启蒙运动倾向于拓展民权，对政府加以制衡，建立一种崭新的“自由的科学”，以保障个体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力。而中欧的情况截然相反，在这里，启蒙运动崇尚对规则的服从，强调“国家的科学”或“秩序的科学”，个体成员对公共利益的妥协是主权得以维系的根基。一位中欧启蒙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认为：“人民的职责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全心全意无条件拥护统治者为实现人民幸福采取的一切手段。”

行政部门在摩拉维亚吸血鬼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暴露了玛丽亚·特蕾莎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倾向。医疗机构被重新规划，大量医生被任命为地方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这些新上任的卫生官员负责对传说中的各种灵异事件展开调查，甚至曾经作为教会传统势力范围的墓地，也被纳入他们的管辖范围。尽管中欧的启蒙运动思潮并不带有反宗教色彩，但它对神职人员享受的各种特权和教会控制下的独立王国持反对立场。委派医务人员接管墓地的举措正是这一思想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

玛丽亚·特蕾莎心系百姓福祉。在她禁止“死尸复活”的政令中，散发着浓郁的家长作风或母性光辉，她本人更是乐于被称作“人民的母亲”。玛丽亚·特蕾莎总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诱国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为此推出了严禁驿站夜间鸣号、烟斗必须加盖、谷仓不准使用蜡烛、禁止宣传砒霜的功效等措施。在很长时期内，她废止各种酷刑以及对巫术魔法活动的审判，开创农民教育体系，宣布所有儿童必须接受六年学校教育。为了净化百姓的思想，她将数千名新教徒逐出维也纳，迁往特兰西瓦尼亚，她还曾粗暴地将犹太人赶出维也纳，理由仅仅是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存在有碍观瞻。在很多方面，玛丽亚·特蕾莎的行为都散发出与启蒙思想格格不入的守旧气息。

玛丽亚·特蕾莎雷厉风行的统治风格背后，是她对“天赋皇权，造福苍生”的坚定信念。如今这种信念中，又融入了18世纪以来风靡大学校园和学术领域的自然规律法则。自然法则理论的普及得益于中欧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的两大原则。其一，社会和社交性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属性。其二，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造福社会——国王的权力不仅来自上帝，王权的使命更是植根于普罗大众组成的社会中。

然而，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自然法则，甚至是关于“社会福祉”的宽泛概念，鲜少可以为政府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提供指导帮助。政策的关键依赖于当时所谓的“重商主义”（Cameralism）或“财政科学”（TreasurySce）。这是一门关于国家和政府如何将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金融科学，其目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市民的福利，进而为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幸福。不同的作者对政府的介入程度持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政府只需为幸福创造物质条件，因为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接受程度无法预知。而大多数人则相信，依靠无序的个体，无法确保秩序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政府需要进行善意的干涉和引导，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

财政论者经常大肆鼓吹“全面监管计划”。在这一体系内，个人权利全面让位于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由于快速增长的人口总数被认为有益于公共利益，堕胎行为因此遭到严厉打击，肢体残疾者被禁止出入公共场所，以避免孕妇因受到惊吓而流产。积极的思想需要在新鲜的空气中得到升华，因此各所大学应增建花园，作为学生陶冶情操的场所。由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使观众陷入悲伤委顿的消极情绪，因此应对终场一幕加以改编，烘托欢愉的气氛。由于官员差役不值得信赖，国王应在宫殿各处布设暗廊密道和隐蔽小窗，对私密谈话进行暗中监听。

最为糟糕的是，重商主义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可能导致文学、哲学和天文学被从大学课程中移除，因为它们被认为缺乏“经世致用”的功效。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重商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引发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贵族势力和他们控制下的古老议会以及传统教会阶层享受着与生俱来的普遍特权，与此同时，他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却微不足道。因而，这些特权随时面临以人民的名义遭到废除的危险。一位皇家顾问曾指出，“任何不合情理的传统都应该立刻自动废止”。玛丽亚·特蕾莎并未对重商主义的发展放任自流，她明白，维护传统等级制度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但她的儿子却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此举展现他了对传统和制度的轻蔑，以及志在必得的坚定信念。

约瑟夫短暂的10年统治（1780—1790）见证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变化——他对教会实施改革，推进落实经济社会新议题，并尝试通过行政手段干涉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进而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此外，他还试图将自己的众多领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管理下的主权共同体”。人们或许对国家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政府的统一性和百姓对某一特定政权达成的服从共识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前者，约瑟夫显然煞费苦心，他或许认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必然产物。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维也纳大学校长约瑟夫·冯·索南菲尔斯，一位声名显赫的财政论拥护者的心声，他认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必然会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忠诚。约瑟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立足于融合统一的民族之上的国家。然而，曾被索南菲尔斯寄予厚望的“合众爱国主义”（StatePatriotism），最终却被证明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

约瑟夫的治国方式和他的情欲一样——**澎湃，以至于他需要时常躲到乡下主动节制自己的欲望，“因为在这里除了丑陋的农妇和驯鹰人的婆娘外别无选择”（他拒绝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发生任何身体接触，据他本人透露，那个女人浑身生满了疥疮）。他还在接见请愿者时趁机**，一生中接见过的臣民可能多达百万人次。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认为：“源源不断的访客最终吞噬了他的健康。”在没有请愿的日子里，约瑟夫常常忙于起草法令，每日可以完成数份之多。面对约瑟夫雪片般的政令，官僚机构疲于应付，根本无暇对它们的执行进行有效监督——这些政令包括，对教堂蜡烛的数目和布道时间进行限制，规定在葬礼中使用活动底板的棺材（可以重复使用，节约木材），禁止亲吻死者（防止病毒传播）、用蜡像取代解剖标本，等等，五花八门。

到了18世纪中叶，多数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任何宗教信仰都难以对客观真理实现绝对垄断，因而宽容的宗教氛围成为构建新型理性社会的基本条件。财政论者同样认为，大量熟练劳动力因宗教歧视而遭到排斥的现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1781年，单独执政的约瑟夫对母亲迫害非天主教徒的法令予以废止，颁布实施宽容政策。此后，路德宗、加尔文宗、东正派和犹太人（次年开始）获得了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他们还被允许进入政府部门、重操旧业并接受大学教育。数年后，约瑟夫将婚姻法纳入民事契约范畴，这也意味着一切关于婚姻关系存续及终止的法律纠纷将由地方法院而非教会法庭进行裁决。

约瑟夫本人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使他注定无法彻底推行全面的宗教自由。在他执政期间，只有大型新教团体拥有建造教堂的权力，非天主教宗教场所不得面向公共广场和主要街道。而且，约瑟夫的宽容法令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以外的教派排除在外——如一神论教徒、浸信会教徒和门诺派教徒等。法令中的留白意味深长，未被罗列其中的新教派别依然面临宗教迫害的威胁。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蒂罗尔的齐勒河谷，仍有400名新教徒因教派争端遭到驱逐。即便如此，随着宽容法令的颁布实施，约瑟夫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或许已经成为当代宗教氛围最为宽松的欧洲国家。

约瑟夫个人的天主教热诚并未给国家制度带来改变。受主流启蒙思想影响，他认为僧侣的存在无异于浪费生命。“他们寻欢作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正是当年伏尔泰对整个僧侣阶层的评语。此时在维也纳，伊格纳茨·冯·伯恩轰动一时的著作《修道院学》刚刚出版，他在书中按照林奈的原则对僧侣进行分类。仿佛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集人类的聪慧和猴子的愚蠢于一身”，他按照僧侣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将他们分门别类——于是本笃会成了“来者不拒，不知餍足……的守财奴”，而加尔默罗修会则“好斗而**邪……热衷于打斗和争吵”，诸如此类。1781年，随着约瑟夫对审查制度的放松，对僧侣制度和教会财富进行批判的宣传册如洪水般涌现。事实上，这些宣传品多由约瑟夫的阁僚在他的授意下秘密出版发行。

18世纪70年代，伦巴第和加利西亚成为哈布斯堡宗教政策的试验场。当时与母亲共同执政的约瑟夫，在两省范围内关闭了近250所修道院，指责他们腐化堕落耽于空想，暗讽修道院中的僧尼除了整日祈祷之外一无所长。1782年春，教皇庇护六世匆忙赶赴维也纳，孤注一掷试图挽回危局——此行也使他成为近3个世纪以来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首位教皇。约瑟夫将教皇安顿在霍夫堡皇宫中，却发现他的客人“神色憔悴，闷闷不乐”。他对教皇的绝罚威胁嗤之以鼻，并对一位谋臣说道：“告诉你一个小秘密，绝罚丝毫不会妨碍朕像往常一样大吃大喝。”甚至就在教皇抵达前夕，约瑟夫刚刚下令关闭了奥地利的第一批修道院，教皇的到访并未对最终的结局产生丝毫改变。

约瑟夫的政策矛头已经对准毫无社会使命感的修道院，他们既不关心救死扶伤，也无意于慷慨解囊捐资助学。在2000多个宗教基金会中，700所被关停，1。4万名僧尼遭到遣散。修道院及其名下的土地被公开出售，所得部分收益作为特别基金，用于建立神学院为神职人员提供教育场所，主要收益用于支付还俗僧尼的养老金。修道院解散后，经多方努力，院中藏书被分配至各大学、高校及帝国图书馆中进行保存。然而，图书管理员们却接到指示，无须费心保管“15世纪一文不值的老古董”。这直接导致了图书的大量流失，与此同时，因运输不便而损失的图书更是数不胜数。大批图书或在被丢弃后发霉损毁，或被直接倾入湖中。在这场欧洲规模最大的图书破坏运动中，共计250余万册书籍被毁，仅次于纳粹控制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约瑟夫的早期政策并未引发过多争议，因为他们契合了当时盛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偏见。然而约瑟夫随后对土地政策的改革，并未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而是部分建立在他“羞辱和压榨贵族阶层”的私心之上。作为从重商主义衍生而来的分支，重农主义主张国家财富来源于农业生产，政府有责任为农业耕作和产品交易的顺利进行扫清一切障碍。为了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减轻他们的负担，应改组财政体系统一征收标准土地税。显然有悖事实的是，重农主义认为商业活动无法创造物质财富而毫无价值，而重农主义理论依靠各种表格和冗长代数公式备受瞩目，并最终征服了约瑟夫，也间接为他对特权阶层开火提供了理论武器。

1781年，从波希米亚开始，约瑟夫宣布在自己的领土上废除农奴制。他从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借用了“终身所有制”一词，用来描述地主和农民间典型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并宣称废止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完全出自“理性之爱和人道关怀”。从今往后，约瑟夫宣布，农民可以自由离开土地，地主无权干涉农民的通婚自由。事实上，这在当时的年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他又宣布，农民可以全部赎回自己耕种的土地，并将未尽的劳动义务折合现金，对地主进行一次性支付补偿。为了给改革造势，1784年，3万农民在特兰西瓦尼亚揭竿而起，对地主阶层大开杀戒，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约瑟夫的土地改革计划。叛军首领很快被逮捕归案，受尽酷刑折磨后，被绑在车轮上碾碎四肢，最后脑浆迸裂而死。

约瑟夫迎难而上，他下令将农民的所有地租折合成现金和等值税赋。贵族阶层免税特权遭到废除，统一缴纳土地税。为公平起见，约瑟夫在领地上发起了新一轮土地普查，对土地所有权展开全面核查，并以此作为征税的依据。这一举措立刻在匈牙利引发了一场危机。首先，匈牙利贵族将免税视为一种传统特权，他们对任何削弱自己地位和财富的企图怀有天然的敌意。其次，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贵族对于如何侵吞皇室和邻族财产早已驾轻就熟，对于各种产权纠纷在法庭久拖不决，最终不了了之的情形更是习以为常。而突如其来的全国土地普查，可能会重启尘封已久的诉讼，将养尊处优的贵族拖入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法庭缠斗中。

与匈牙利贵族的战火已经点燃。然而在匈牙利，没有贵族阶层的配合，就无法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约瑟夫建立共同政府，统一帝国领土的雄心壮志也将功亏一篑。因此，18世纪70年代，约瑟夫下令用德语取代拉丁语作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废除地方郡县机构，委派专员代替民选官员，而且，他从不召开议会。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约瑟夫拒绝加冕匈牙利国王，因为他不屑宣誓维护这个王国的自由权利。与之相反，他下令将布拉迪斯拉发城堡中的匈牙利神圣皇冠运往自己位于维也纳的宝库，就像随意处置一件可有可无的玩物。

约瑟夫的举措在匈牙利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潮。众多匈牙利贵族认为自己肩负着义不容辞的民族责任，于是他们按照匈牙利传统，对敌人破口大骂，一时间群情激昂唾沫横飞。一些匈牙利人，受到卢梭启蒙著作《社会契约论》的启发，提议匈牙利贵族与哈布斯堡家族订立契约，殊不知约瑟夫的暴政早已摧毁了契约赖以生存的土壤。愤懑不满的匈牙利贵族开始向普鲁士示好，以捍卫自己来历可疑的自由。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统治下的低地国家，一场内战正喷薄欲出，保守党与进步党联合一致，意图颠覆约瑟夫在布鲁塞尔的政府机构。蒂罗尔以西，沉睡已久的福拉尔贝格州也在农民保卫天主教堂的斗争热潮中燃烧起来。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约瑟夫的外交阵营中也出现了裂痕。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和七年战争中，玛丽亚·特蕾莎建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诸侯并肩作战的传统。尽管身为一名女性，但她依然牢牢掌握着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导权，长袖善舞地拉拢德意志诸侯势力支持自己对抗野心勃勃的邻国普鲁士。然而，约瑟夫对任命科隆大主教的干涉以及试图用奥地利低地国家换取巴伐利亚的做法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用一个地处偏远的省份交换一块与奥地利近在咫尺的领土，无疑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然而约瑟夫的谈判方式却令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意识到，皇帝本人才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威胁。1787年，在俄国盟友的支持下，约瑟夫与土耳其进行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以至于他不得不向匈牙利请求援军。匈牙利人的援助代价高昂——除了最早颁布的宗教宽容政策以及废除农奴制的法令，约瑟夫的所有改革成果几乎被全部废除。

1790年2月，经过数年痛苦的咯血折磨后，约瑟夫因肺结核与世长辞。他在遗言中命人为自己的棺椁刻上这样一句话，“这里躺着约瑟夫，一个一事无成的人”。约瑟夫的要求当然没有被执行，这条墓志铭也只说对了一半。的确，约瑟夫在经济领域抛弃了伟大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实验，同时也放弃了统一匈牙利的努力。但他的改革措施展现了勇于尝试的无畏魄力。一个以实现共同利益为使命的仁慈政府，才有可能制定出旨在增进人类幸福的政策和目标。统治机构就像一架结构精巧的机器，官僚集团各司其职，通过一道道政令，将国王的最高意志传播到训练有素、充分动员、秩序井然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凭借无处不在的共济会网络，哈布斯堡官僚集团对自己作为精英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引以为豪的集体智慧笃信不疑。如今，约瑟夫又为他们赋予了崭新的使命——实现社会的改良和进步。这代表着一种与“AEIOU”和“EUCHARISTIA”所彰显的领土野心截然不同的愿景，在国家日益浓厚的科学氛围中，勾勒出一幅同样雄心勃勃的宏图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