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商人植物学家与共济会（第1页）

第十八章商人、植物学家与共济会

气势磅礴的美泉宫在玛丽亚·特蕾莎执政的前十年中破土动工。建造之初，它就承载了媲美凡尔赛宫的殷切期盼。然而，与凡尔赛宫多有不同，美泉宫从未被赏赐给温顺的贵族作为住宅，也没有像凡尔赛宫那样对公众开放参观。作为皇室家族消暑纳凉的夏宫，美泉宫中的私人住宅面积远超凡尔赛宫。在它的中心，坐落着玛丽亚·特蕾莎和弗朗茨·史蒂芬的寝宫，远离早朝的拥挤人群，俨然一座闹中取静的“私密行宫”，皇帝夫妇在这里享受着耳鬓厮磨的温存时光，偶尔爆发的争吵也弥漫着亲昵的气息。拜访者经过接待室被引入美轮美奂的觐见大厅。然而，即便时至今日，许多宫廷楼阁依然禁止入内。

与宫殿同时建造的皇家园林展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姹紫嫣红的花圃被排列成对称的几何图案，各式雕塑与喷泉间或点缀其间。主花坛远方的山坡上，孑然矗立着神殿形状的凯旋门，一只雄鹰在它的顶端展翅欲飞。山脚下的海神喷泉与美泉宫相对而立，12座两倍真人大小的大理石雕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海神、鱼人、海马和海仙女的英姿神韵。置身其中，仿佛历史的画卷夹杂遥远的记忆在眼前缓缓展开，恍然间地中海腥苦的海风扑面而来，埃涅阿斯率领的勇士们在海神的帮助下，乘风破浪到达意大利，而哈布斯堡的家族起源和帝国之魂正是诞生在这片被时光埋葬的古罗马遗迹之中。为了渲染正宗罗马血统，紧挨喷泉的雕塑旁，堆放着残缺不全的雕塑和横七竖八的圆形石柱（罗马柱）——象征着在“迦太基的废墟”之上崛起的伟大罗马民族。

而到了18世纪中叶，作为掌管海洋的天神，曾经代表哈布斯堡帝国世界霸权和海洋遗产的海神已经略显不合时宜。玛丽亚·特蕾莎统治下的领土主要由内陆构成，吞并波兰加利西亚地区也只能为皇后的大陆版图锦上添花，并没有为海外领地带来任何改变。随着西班牙王国的改朝换代，哈布斯堡家族永远告别了伟大的殖民帝国和曾经引以为荣的世界霸权。他们的统治范围收缩至欧洲一隅，随着普鲁士的崛起，他们的领导权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哈布斯堡帝国的战略空间面临全面挤压。

1775年，拥有英、德、荷三重身份的探险家威勒姆·博斯特到达维也纳，他的另一个名字威廉·博斯特更加为人熟知。作为一名“一无是处，且毫无价值的雇员”，博斯特曾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除名，信誉和才干同样少得可怜，在他的斑斑劣迹中就包括私自泄露商业机密的拙劣行径。此行他入朝觐见约瑟夫二世，并呈上一份建立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的计划。1764年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约瑟夫于次年顺利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与母亲共同执政，开始了对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波兰加利西亚地区的统治。博斯特向约瑟夫进谏，请求他允许自己的船只悬挂帝国旗帜在东海从事贸易活动，他还提议从政府手中赊购金属和武器进行销售，并以在返航时运回茶叶作为交换。考尼茨亲王亲自向约瑟夫保荐此事，尽管很快他就对此懊悔不已，奥地利东印度公司就此正式成立。

1776年，“约瑟夫·特蕾莎”号从托斯卡纳小城利沃诺扬帆起航，开始了奥地利东印度公司的首次探险之旅。“约瑟夫·特蕾莎”号的前身“林肯伯爵商船”，是一艘退役不久的三桅船，总重达500吨（吨位远超库克船长的“发现”号和布莱船长的“邦蒂”号）。航行途中，博斯特不断购买添置船舶，并在莫桑比克沿岸以及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尼科巴群岛建设货物堆场，在两地同时升起帝国旗帜。然而，在葡萄牙与荷兰的横加阻挠下，两次探险均草草收场。但尼科巴群岛中仍保留了一处以特蕾莎命名的小岛，以此表达对这位皇后的纪念。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干涉下，奥地利人在印度沿岸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更何况博斯特还欠着英国人的陈年旧账。“约瑟夫·特蕾莎”号与另外三艘商船最终于1779年返回利沃诺港，船上的货物实在乏善可陈，同时归来的第五艘商船，“考尼茨亲王”号则带回了丝绸、茶叶和中国广州的古董文玩。甫一靠岸，商船和货物立刻遭到债主扣押，债主中也包括维也纳市政府，正是他们为船队提供了首批赊销货物。债主们试图对奥地利东印度公司进行重组，建立一个的里雅斯特和安特卫普皇家公司，此举堪称一场噩梦，安特卫普的彼得罗·普罗里银行因此破产，成为18世纪轰动一时的金融惨剧。约瑟夫本人则蒙受了5万杜卡特的巨额损失。

面对失败，博斯特没有气馁，他于1782年再次上奏约瑟夫。从詹姆斯·库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的非官方记录受到启发，博斯特提议在努特卡湾，今天名为温哥华岛的地方建立贸易定居点，从美洲土著人手中收购毛皮，然后前往日本或中国交换瓷器、茶叶和丝绸，然而约瑟夫对这一提议意兴阑珊。在两年前的一场意外中，美泉宫玻璃温室中收藏的珍稀热带植物损失殆尽，而随后用来补充的鲜活植物在漂洋过海运达奥地利时却只剩下一堆枯枝烂叶。约瑟夫朝思暮想的是可以为他带回新奇植物的科学探险，而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业航行，尽管（他本人也曾承认）两者可以得到兼顾，博斯特通过贸易获利，而约瑟夫获得心仪的植物。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哈布斯堡的皇帝宁愿放弃全球贸易和殖民远征带来的真金白银，而一心沉迷于为自己的玻璃温室收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木。不足为奇的是，这份近乎执拗的闲情雅致，早在特雷莎的祖父对帝国图书馆的装饰中便已初现端倪，随后查理六世又将其继承发扬，以古希腊神话中守护缪斯女神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自居。哈布斯堡帝国的使命从未被简单的领地概念束缚。古典音乐、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纵横交织，勾勒出超越财富与扩张的宏伟愿景。在帝国图书馆天花板的天使大腿上，镌刻着寓意丰富的五字箴言“AEIOU”，体现了海纳百川的伟大哲学思辨。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神韵的组成部分，植物标本与人民和领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博斯特觐见约瑟夫的历史性一幕，宛若人类漫长文化河流中一朵绚丽的浪花，点缀着哈布斯堡家族为自然知识的汇集整理和广泛传播做出的不懈努力。这种以传播为目的的知识形态不同于炼金师秘而不宣的独家配方，更与当代风靡一时的动物园热潮毫无关联，建于1752年的美泉宫动物园被誉为欧洲最好的动物园。彼时，动物园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乐大众，在美泉宫，动物园偶尔也会成为皇室成员享用早餐的场所。1778年，美泉宫动物园对公众开放，但要求入园游客必须衣着体面。值得庆幸的是，美泉宫的动物们得以免遭凡尔赛宫同类的厄运，在那里，老虎被安排与大象搏斗，只为给法王路易十四消遣解闷。

相比之下，因其与医药学的密切关联，植物学研究需要遵循严谨的方法论，尤为强调认真观察，准确绘图以及细致分类的重要性。克卢修斯（查理·德·勒克卢斯，1526—1609），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期的维也纳御药园总管，就以制作翔实生动的植物标本摘要和版画而成为行业典范，其作品中就包括从奥斯曼帝国远道舶来的郁金香和七叶树。300多年过去了，克卢修斯绘制的植物插图依然在学者中广为流传。整个17世纪，各种植物新品种被源源不断地引入欧洲并分类造册，它们不仅来自亚洲，还包括越来越多生长在美洲新大陆的观赏植物——如山梨树、弗吉尼亚爬山虎和红衫木。

如洪水般涌入的美洲植物新样本，给人类传统认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百科全书”式无所不包的知识系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海上探险活动为人类打开了未知世界的大门，公元1世纪时老普林尼幻想中，那个用30本书，“2万个词条”就能分类排列的世界已成为历史。16世纪晚期，仅仅一座博物馆的展品就占用了整整400卷目录，由馆长一人分类整理。在传统认知中，相传可以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捕捉相似本质的炼金大师，在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面前越发难以自圆其说。不断涌现的新事物需要进行分门别类的全新管理和定义。植物学的世界亟须全面整顿，随着“植物分类图表”的出现，那些被遗忘在杂录中的植物，也获得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包括“自然”“手工”和“奇迹”（naturalia，artificialia，mirabilia）的标准三分法已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知识门类，一种全新的分类框架呼之欲出。一些早期出现的分类方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以11世纪中叶的某种分类法为例，自然现象被别出心裁地归入磁力学、木乃伊、普遍概念、人类语言、天文学、光学等各类科学范畴。就这样，收藏家们喜闻乐见的分类方法被大量应用于实践中，首批博物馆在设计中也对此进行了借鉴，将硬币、伟人勋章、地质标本、蝴蝶和畸形怪胎分别用不同陈列柜进行展示（约瑟夫二世将自己仅存的藏品悉数捐赠给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18世纪前，哈布斯堡统治者们满足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珍禽异兽，暂时由各地动物园代为保管，最后集中运送到美泉宫动物园。而查理六世却偏爱收集硬币和勋章，去世时他的藏品数量已达数万枚之多。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炼金师”荣誉勋章，这枚铸造于1677年的勋章，据说是为了纪念贱金属首次被成功转化成黄金的惊世创举。由于空间限制，查理的藏品被保存在霍夫堡皇宫利奥波德翼楼的桌球室内。为了与自己心爱的宝贝形影不离，查理命人打造了一个书本形状的旅行展柜（Nummothek），用来陈列展示他收藏的硬币和勋章。

然而，真正将收藏艺术发扬光大的人，却是查理的女婿，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史蒂芬，正是他创建了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历史学家一直为欧洲最古老博物馆的头衔归属争论不休，而作为不争的事实，弗朗茨·史蒂芬的自然历史收藏馆或“陈列室”在经过历久弥新的岁月沉淀后，已然成为后世博物馆效仿的模范。那些我们在自然历史与科学研究中耳熟能详的学科门类——诸如地质学、古生物学、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昆虫类、史前人类等——皆由当年发源于维也纳的分类方法演变发展而来。直到20世纪，通过陈列展示不同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标本，生动展现生物进化过程的创意，在欧洲各国博物馆中屡见不鲜，而这一做法的开创者正是生活在18世纪90年代的维也纳博物馆馆长。

1748年，弗朗茨·史蒂芬从一位具有法荷血统的意大利贵族手中购得3万件矿物标本、海洋生物、珊瑚及各种蜗牛背壳，这位贵族名叫让·德·拜茹，这也构成了弗朗茨·史蒂芬自然历史收藏馆的核心藏品。然而，弗朗茨买下的不只是拜茹的存货，还包括拜茹本人，随后他就被任命为霍夫堡宫帝国自然历史陈列室总管。拜茹和尼古拉斯·雅克恩，后来维也纳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对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的分类体系进行补充，在其中加入了美洲植物类属，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沿用了林奈开创的植物命名体系，分别用两个拉丁语名称为同一种植物命名。雅克恩在西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探险途中发现的水果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帝国自然历史陈列室，陈列室所在的房间与帝国图书馆位于霍夫堡宫的同一座翼楼之内。

除去供自然历史陈列室使用的房间外，天文仪器占用了2个房间，另外5个房间中陈列着弗朗茨·史蒂芬的硬币收藏、各种石雕以及来自埃及和亚洲的文物。最终，弗朗茨·史蒂芬和查理六世的硬币藏品在合并后进行了统一分类。陈列室的藏品种类日益丰富，其中还加入了在约瑟夫二世和博斯特共同策划的探险活动中捕获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尽管两位发起者并未亲自参与探险。1795年，在经历了一次改头换面的整顿之后，博物馆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帝国皇家精密科学天文·发明·自然及动物陈列室。

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了避免那一长串绕口令似的名字）是弗朗茨·史蒂芬引以为豪的成就。他为这项工程倾注了大量金钱和心血。他时常在博物馆中亲自动手进行试验，还曾在不经意间发现，钻石在高温条件下会发生碳化，尽管这一发现代价不菲。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招募的众多学者中，诞生了博物馆的第一代馆长，而他经营下的国际关系网络，也为博物馆的运营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毋庸置疑，他从皇帝的尊贵头衔中获得了诸多便利，但弗朗茨·史蒂芬作为共济会成员的身份，或许在他的关系网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

1731年，荷兰海牙，在一次英国大使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主持的集会上，弗朗茨·史蒂芬正式加入共济会，成为一名入门学徒兼石工副手[1]。同年，他就在伦敦会堂晋升为石工导师，并参加了在诺福克郡霍顿庄园举行的集会，这里也是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乡间别墅，至此，弗朗茨·史蒂芬获得了完美无瑕的共济会履历。在维也纳，他与1742年成立的首个分会——三大司铎——来往密切。当时，维也纳共济会已经遭到天主教会公开声讨，次年，会场遭到军队突袭，弗朗茨·史蒂芬显然从后门逃离。在此之后，弗朗茨·史蒂芬与共济会的联系便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们怀疑他从未脱离共济会，而他的画像上甚至一直保留着共济会的符号。

17世纪在英格兰诞生的共济会，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文化背景都称不上和谐统一。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兄弟会组织，一位共济会成员后来将其描述为，“一座承载着全人类福祉的圣殿，一个会聚了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成员的精英联盟”。得益于共济会的种族多样性，来自西非的安吉洛·索利曼获准加入奥地利真和谐会堂，并在那里负责主持新成员入会仪式（据此推测，他已经达到石工导师等级）。然而在其他国家的分会中，文化包容氛围却极其淡薄。在克罗地亚和的里雅斯特，德语会员与意大利语会员间频生龃龉，只能依靠另立分会平息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共济会是一个精英阶层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会员多为贵族、官员以及成功人士。共济会昂贵的服饰、不菲的会费和慈善捐助足以令其他阶层望而却步。

后来批评人士指责共济会打着平等主义的幌子，在兄弟互助精神的掩护下，暗中传播煽动革命思潮。然而，大多数共济会会堂都对敏感政治行为敬而远之，将主要时间投入日常仪式、宪章编写以及无害话题的讨论中，比如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共济会员。与巴伐利亚地下组织光明会的联系助长了共济会内部的乌托邦主义政治思潮，但成员们的兴趣更多在于揭露光明会上层“未知主人”的身份，而不是从事社会颠覆活动。在匈牙利，共济会会堂遵循所谓的德拉斯科维奇惯例，经常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诸如农民的处境、贵族的特权以及法治改革等。与此同时，他们依然不忘浮夸地展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对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权的忠心耿耿。

共济会与科学事业联系密切，以至于共济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科研组织。各地共济会纷纷出资举办有关蒸汽机、打桩技术和电力知识的科学讲座，并创立图书馆推动科学研究。维也纳真和谐会堂就秉承“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造福社会”的宗旨，发行了自己的期刊。许多自然科学界的知名学者也顺理成章地加入共济会，其中就包括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各展室的负责人。因此，御医伊格纳茨·费舍尔（IgnazFischer）成了维也纳共济会真和谐会堂（TheTrueHarmonylodge）的首任总导师，第二任总导师则是同时作为地质学家和博物馆主管的伊格纳茨·冯·伯恩（IgnazvonBorn）。会堂的共济会成员中，或许还包括了玛丽亚·特蕾莎的私人医师格哈德·范·施维滕，作为帝国图书馆的负责人，他还参与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工作。

真和谐会堂打造出一张横跨欧洲大陆的信息共享大网，从伦敦向东直达圣彼得堡，它也借此成了共济会遍布哈布斯堡中欧领土的60余所会堂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明星。伊格纳茨·冯·伯恩甚至一度计划效仿伦敦皇家科学院（同样植根于共济会），将真和谐会堂改造成传播科学知识的专科学院。然而类似的构想早已在别处被付诸实践。位于布拉格的三星皇冠会堂和三鹰会堂同样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推广工作，尤其是地质学研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锡比乌，三朵睡莲会堂的总导师则是身为省执政官的塞缪尔·冯·布鲁肯陶尔，一位博学多识的人。作为自然科学家的赞助人，布鲁肯陶尔帮助自己的私人医师，顺势疗法的创始人塞缪尔·哈内曼加入了共济会，他同时也是一位钱币徽章收藏家。

正如一间因斯布鲁克会堂的誓词中所说，加入共济会的成员，不仅踏入了一座圣殿，同时也成了“公民社会”的一员。在“公共领域”，作为市民日常聚集、讨论并参与政治活动的场所，共济会会堂成为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硕果仅存的市民组织。18世纪80年代，那些曾经推动英法改革进程的阅读俱乐部、爱国社团、改革小圈子，以及文学运动早已在中欧各国销声匿迹，咖啡馆里也不见了新闻报刊和政治讽刺画的踪影。那些在英格兰被埃德蒙·柏克冠以“少数派”之名的社会群体，曾经构成了社会独立和稳定的根基，如今却只能在共济会会堂寻找有限的活动空间。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的“公共领域”主要被限制在所谓“非精英”场所中——譬如啤酒馆和公共剧院，在那里，滑稽演员杰克·香肠（德语原名HansWurst）即兴朗诵言语粗俗的社会讽刺诗。究竟是共济会的发展阻碍了中欧公民社会的诞生，还是公民社会的缺位促进了共济会的野蛮生长，毫无疑问的是，这一争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共济会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中欧尚不足以扮演制衡政府机构与国家权力的角色，也难以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挑战现有秩序的有力支撑。共济会成员主要来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公务员阶层。大量学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加入共济会，在会堂集会上举行讲座，进行实验。因而，共济会的出现巩固了官僚机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无形中加深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理念，代表国家意志的科学家和品行优良的共济会成员自然就成了主导改革的最佳人选。乍见之下，哈布斯堡中欧领土上的共济会，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是“一所公民责任的学校”，而它的众多会堂就像是一个个“微观公民政治机构”。而仔细审视下，它们不过是政府的化身，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蓬勃发展的国家官僚主义特有的偏见和信念。共济会无疑已经陷入自我封闭的“恶性循环”，在这里除政府之外的一切改革努力都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在弗朗茨·史蒂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中再也没出现过一个共济会成员。约瑟夫二世的外甥，约翰大公或许是个例外，1793年后，他曾参与创建了一个伪骑士团体，以取代当时遭到封禁的共济会会堂。约瑟夫二世的驼背姐姐，玛丽亚·安娜，无疑是一位共济会支持者。作为克拉根福一座女修院的在俗院长，她在自己位于卡琳西亚的宫殿内为一座共济会会堂提供庇护，玛丽亚·安娜拥有自己的矿石和昆虫标本收藏，并时常在伊格纳茨的陪同下进行各种实验。克拉根福会堂就是为纪念玛丽亚·安娜的庇护而得名，然而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女大公是否悄悄地在某座女性“准入会堂”加入了共济会，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这些内幕细节，终究无关大局。即便所有皇室成员都像约瑟夫二世一样将共济会斥为“骗局”，宫廷和政府中无处不在的共济会势力依然是每一位哈布斯堡统治者无法逃避的现实。美泉宫的皇家花园中就隐藏着它们无所不至的影响力。在矗立着凯旋门的山坡下，海神喷泉的东边有一座仿照埃及圆形石柱建造的方尖碑，其上用伪造的象形文字记录着哈布斯堡家族历史上的胜利时刻，因为方尖碑建造之时，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尚未被破解。但在方尖碑的底座附近，却刻有一排共济会符号——凿子、锤子、若干罗盘以及一把三角尺，这些都出自建筑师约翰·海岑多夫·冯·霍恩贝格之手，他的真实身份正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就像方尖碑上的铭刻一样，中欧共济会的精英主义幻想，也已浸入哈布斯堡政权的灵魂深处，支撑起一个强烈的信念，改革的发起者只能是统治阶级，也必须由品德高尚的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予以推行。

[1]　共济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入门学徒、石工副手和石工导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