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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失控的帝国和维也纳之战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未使神圣罗马帝国模糊的身份变得更加清晰。法国哲学家让·博丹（1530—1596）的研究告诉我们，政治权力的本质与在特定领土范围内行使的主权密不可分。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中，行使主权的主体身份依然悬而未决，另一位作者（约翰·雅各布·莫泽）通过70多卷专著，试图对这一谜题的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在一些人眼中，神圣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皇帝位于等级分明的权力架构顶端，在理论上维持着权威的完整性。另一些人却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由皇帝与诸侯共同统治，主权平等共享的联邦政权。一代代公共法学家为神圣罗马帝国究竟属于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大伤脑筋，或许它只是一个由不同主权部分组成的政权共同体，甚至就像一位资深评论家所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畸形怪胎”。

1653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第一届议会在雷根斯堡召开。在会场上，法学家们悬而未决的争论立刻演变成对宫廷仪制和君侯礼节的讨价还价。作为一名诸侯，符腾堡公爵显然认为自己的主权与任何其他国王并无二致，在鼓乐手的簇拥下，公爵大人策马进入雷根斯堡，随行队伍中还配有一名携带低音大鼓的士兵——彼时这是一项选侯的专属特权。然而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在位）对此不以为然，他相信，神圣罗马帝国依然保存着等级森严的君主政体传统。因此，他拒绝承认诸侯特使与皇家大使享有平等地位，当诸侯试图僭越等级与他平起平坐时，皇帝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不久前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两套“礼制规程”——分别以皇帝和贵族为代表——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勾勒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轮廓。

斐迪南本可以集中政治资源，退守奥地利和邻近的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王国。随着法兰西势力在莱茵兰地区不断扩张，大量诸侯选择与路易十四缔结盟约，哈布斯堡家族退出帝国政治舞台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斐迪南三世却选择逆势而动。皇帝的雷根斯堡之行经过精心设计，无时无刻不在彰显他的皇室威严，入城时他选择穿过胜利的拱门，这座建筑见证了皇帝功勋卓著的辉煌历史。在游行队伍的簇拥下，斐迪南无疑是这场空前盛况的焦点，而他本人也正是这场盛典的缔造者，他下令在市内修建木质剧院，并亲自主持了一场马格德堡半球秀（MagdeburgerHalbkugeln）——演出时两个铜制半球被拼成一个空心球体，在抽出空气后，数匹健壮的骏马也无法将半球拉开。在议会铺张奢华的典礼上，他的儿子斐迪南四世和妻子分别加冕罗马人的国王和皇后，但各路诸侯对尊卑次序的争论不休，为加冕礼蒙上了一丝阴霾。（斐迪南四世死于1654年，尚未加冕皇帝，但仍享有四世的谥号）

然而，无论是盛装典礼还是华丽演出，其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关于贵族政治最深刻的一种解释如是说：公约建立在权力震慑的光环之上。如果没有实力和权势作为后盾，这些浮华表象无异于镜花水月，只能沦为“空洞的符号和缥缈的虚荣”。将权力的表象转化为牢固的政权，正是斐迪南三世和他的儿子，最终王位继承人，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共同肩负的使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50年中，面对各路诸侯平等共享主权的呼声，皇帝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重新树立自己作为领袖的威望。经过励精图治——他笼络帝国西南的弱小公国对抗实力强大的诸侯，为了弥合分歧，在议会不同派别间游说斡旋——斐迪南三世成功跻身帝国政治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极。自1653年开始，他坚持亲自主持各种议会会议长达18个月之久。即便饱受严重胃病的折磨，“形容枯槁”的斐迪南三世依然不肯停止工作。1657年4月，在生前最后一次的忏悔中，他仍对自己未来几年的健康状况充满信心。

利奥波德的卓越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他率军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兰西的入侵，成功保卫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世界的安全。利奥波德并不是一位天生的君主。在兄长斐迪南意外去世后，年幼的利奥波德在懵懂中被迫参政，放弃了投身教会事业的梦想。利奥波德的外表纤瘦而柔弱，生性犹豫不决，时常为区分行为和动机倍感困扰，并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罗列每一封寄出的信件和纸牌游戏中输掉的每一个便士。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名颇具造诣的音乐家，过于突出的下唇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横笛演奏者。历史上并不缺少以作曲天赋而受人称颂的君主，但其中只有利奥波德的作品至今仍在被后人演奏。

那些饱受迫害、一贫如洗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显然无缘了解利奥波德的多愁善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自己的外甥女（她在婚后一直称他为“舅舅”），就是那个曾出现在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Velazquez）画作《宫娥》（LasMeninas）中，满头金发的可爱女孩。然而，在西班牙长大的玛格丽特·特蕾莎自幼耳濡目染，血液中流淌着伊比利亚半岛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正是在她的暗中煽动下，利奥波德宣布驱逐维也纳城内的所有犹太人，随后，又将迫害范围扩大到整个下奥地利，犹太人的财产遭到强行霸占。由于犹太银行家是帝国财政的主要支柱，此举几乎给利奥波德的财政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利奥波德并未从这次灾难性的政治误判中汲取教训。尽管最终几个财力雄厚的犹太家族获得特赦，被允许重返维也纳，但数年后利奥波德又故技重施，再次将他们的财富洗劫一空。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利奥波德不得不依靠来自荷兰和英格兰的财政补贴艰难度日。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两大宿敌已经蓄势待发。法兰西刚刚为投石党运动——因巴黎暴动民众用石块袭击国王阁僚府第得名时期（periodoftheFrondes）[1]此起彼伏的阴谋和内乱画上句号（1648—1653），立刻就将矛头转向了哈布斯堡帝国。在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法兰西再次踏上对外扩张的征途，企图一举横扫莱茵河西岸的所有城市和公国，正像一句民谚所说，陛下对待别人的领地就像对别人的妻子一样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达到目的，路易十四向来不择手段，他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对莱茵河沿岸诸侯极力打压拉拢，分化瓦解。作为对法王的制衡，利奥波德积极组建反法同盟，并游说帝国议会拨款，为抵抗法兰西的侵略进行战争准备。当时，利奥波德曾骄傲地自诩为“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自由和百姓福祉”的坚强后盾。

另一位对手是来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1571年勒班陀海战之后，在那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全面战略收缩。尽管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使用“衰落”一词，但土耳其国力的江河日下确是伊斯坦布尔的官员和评论家们心照不宣的事实。他们迫切需要从辉煌的历史中寻找救赎，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央政府，铲除腐败，重拾苏莱曼大帝的领土扩张战略。新任奥斯曼帝国宰相，或称大维齐尔，开始着手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在165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柯普吕律家族垄断了大维齐尔的职位，独揽大权长达34年之久。为了从苏丹辞藻华丽的头衔——诸如“世界的皇帝”“神的身影”，凡此种种——兑现触手可及的政治实惠，柯普吕律家族选择在欧洲发动一场针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

在迎战法兰西和土耳其的问题上，利奥波德一世的谋臣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与路易十四的战事才是当务之急，另一派则坚持对依然盘踞在匈牙利中部的奥斯曼帝国开战。事实上，利奥波德面前的两条战线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联态势。作为土耳其人的附属国，东部领地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叛乱，路易十四随即向叛军提供财政支援，当哈布斯堡军队被牵制在东线时，路易十四乘机从西部对莱茵河沿线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起攻势，并于1674年占领了西班牙控制下的勃艮第伯国（弗朗什·孔泰大区）和夏洛莱。形势危急，利奥波德被迫放弃对奥斯曼帝国的东线作战计划，调整部署将兵力向西线集结，以保卫莱茵河沿线地区不受侵犯，同时他还要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分兵协防烽火连天的西班牙国境线。

17世纪60年代，特兰西瓦尼亚向伊斯坦布尔俯首称臣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土耳其苏丹罢黜了特兰西瓦尼亚不识时务的大公，用一位傀儡取而代之，并在公国内派兵驻扎，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治威望此刻经受了严峻考验，在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战争中，利奥波德不仅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后者承诺为他调拨一支两万人的大军，各路诸侯也纷纷派兵参战。即便如此，当1664年，联军在匈牙利圣戈特哈德战役中大胜土耳其后，出于对法王路易十四入侵西班牙的顾虑，利奥波德无心乘胜扩大战果，反而在短短数周之后，就与土耳其苏丹签订了《沃什堡和约》[2]，恢复了战前领土现状。

《沃什堡和约》中的屈辱条款令匈牙利人大失所望，匈牙利的主要贵族勾结路易十四和土耳其苏丹密谋废黜利奥波德。这场“宫廷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出蹩脚的闹剧。密谋的始作俑者丝毫无意避人耳目，他们光明正大地接待来使，四处分发传单，其中一位参与者甚至将含有政治机密的信件交给妻子的情人保管。此外，他们与土耳其苏丹的暗中勾结也被一位曾在维也纳求学的奥斯曼译员（一个介于官方译员和外交大臣之间的职位）定期向利奥波德进行汇报。在屡次警告无果后，1670年春，利奥波德将军队开进匈牙利。他将主谋逮捕并斩首，最后占领了他们的城堡。随之而来的调查又挖出了2000名余党。其中多数押赴特别法庭起诉处置，审判者在庭审中随意编造罪名，新教徒一概被以叛国罪论处。

此刻，利奥波德决意效仿自己的祖父，斐迪南二世曾经在波希米亚的所作所为。此举立刻获得了议员的全力支持。他们纷纷谏言献策，“陛下率帝国雄师征服匈牙利，理应获得组阁执政之特权”。雷蒙多·蒙特库科利，为利奥波德夺取圣戈特哈德大捷的指挥官，更为露骨地评价“匈牙利人就是一群贪婪成性的野兽”，他意犹未尽地补充道：“他们出入阴暗的洞穴，满脑子只想掠夺和破坏。只有铁棒才能让他们臣服。”利奥波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授权条顿骑士团大统领约翰·爱普林根组建政府，并授意他恢复秩序。在蒙特库科利眼中，新教徒和叛党纯属一丘之貉，正是在他的力谏之下，利奥波德才同意新政府应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推行天主教信仰。

1672年，爱普林根内阁就职典礼上，众人烂醉如泥，内阁中的德意志人此后似乎再也没能从这场宿醉中清醒过来。然而，内阁成员中以大主教塞来普切尼为首的匈牙利势力强烈要求进行宗教清洗。在他们的推动下，新教地方长官被逐出城镇，教堂遭到关闭，学校建筑也被强行占领。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他们对匈牙利国内的新教布道活动进行全面取缔，并对无视禁令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牧师实施抓捕，仅在1674年就有700名牧师遭到逮捕。次年，40名牧师经审判后，被押送到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造船厂充当苦力。

大主教塞来普切尼的宗教狂热对利奥波德来说不啻于一桩飞来横祸。在穿越新教欧洲向那不勒斯进发途中，流放牧师的遭遇，被愤怒的小报争相跟踪报道，群情激昂的民众闻讯纷纷为他们筹集赎金。自1672年对法战争爆发以来，利奥波德对新教联省共和国[3]、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公国的倚重与日俱增。利奥波德身边的谋臣敦促皇帝尽快结束这场外交灾难，然而经过一再拖延，直到1676年3月利奥波德才下令释放这批囚犯，彼时已有数名牧师因不堪旅途折磨死于非命。4月，幸存的囚犯抵达那不勒斯，立刻被西班牙那不勒斯总督安全移交给一支小型荷兰舰队。即便如此，利奥波德的声望已经无可挽回地遭到玷污，在新教欧洲，公众对他展开口诛笔伐，作为这出闹剧的始作俑者，“他不可饶恕的暴行，就连戴克里先时代的严刑峻法也望尘莫及”。（戴克里先是一位3世纪的罗马皇帝，以其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闻名于世。）

在“牧师大行军”的闹剧落幕后，利奥波德解散了安普林根内阁，并于1681年重新在匈牙利推行怀柔政策。此时，宗教迫害已经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天主教势力在匈牙利茁壮成长，以至于大部分贵族阶层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新教信仰。雄伟的天主教堂经过翻修后，崭新的巴洛克外观闪耀着金色光芒，在戏剧演出和圣礼队伍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下，在春风化雨般亲切的母语布道声中，广大农村地区很快便投入了天主教博爱的怀抱。在被押送那不勒斯的牧师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名叫费伦茨·福瑞斯·奥特洛可西，他放弃了自己在牛津的避难所，改信天主教，并前往匈牙利特尔纳瓦天主教大学担任教职。

利奥波德拙劣的政治手腕为奥斯曼帝国的分裂战略提供了生长发酵的温床。布达城的帕夏在奥斯曼控制的匈牙利领土上设立了一处宗教异见人士收容所，聚集在这里的异教徒对哈布斯堡领地肆意发动攻击。这帮自称“圣战者”（crusaders）的亡命之徒生性残忍丧尽天良，他们使用惨绝人寰的刺刑对当地居民进行胁迫。随着来自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哥萨克人和土耳其散兵游勇不断加入，“圣战者”的队伍日益壮大，在路易十四派来的法国指挥官领导下，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一份来自匈牙利平原上土耳其人小镇的报告流传至今，报告日期为1678年2月2日，其中记载：“圣战者和法兰西人驻扎在凯奇凯梅特，共1180人。他们四处强拉壮丁，终日烂醉如泥，无端为祸乡邻。”在同一份报告中，还记录了奥斯曼军队扫**村镇，一路沿边界劫掠的恶行。

尽管随着《奈梅亨条约》[4]（TreatiesofNijmegen）（1678—1679）的签订，法王路易十四1672年发动的西线战事告一段落，但法国人对莱茵河沿线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1681年，斯特拉斯堡陷落。此刻，东方的奥斯曼帝国也开始蠢蠢欲动。土耳其新任大维齐尔，来自柯普吕律家族的卡拉·穆斯塔法，拒绝了利奥波德延长《沃什堡和约》的提议，转而把匈牙利的王冠赐予了圣战领袖，外强中干的伊姆雷·特克伊。特克伊随后由布达的土耳其帕夏进行加冕，接受了一顶从苏丹于伊斯坦布尔的宝库中挑选的王冕。特兰西瓦尼亚国王迈克尔一世·阿帕菲出席了加冕礼，他承诺倾举国之力支持土耳其和圣战者与哈布斯堡军队作战。至1682年年末，圣战者已经控制了匈牙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斯洛伐克），并开始对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展开突袭。

利奥波德随即展开反击，他与教皇联手组建包括巴伐利亚和新教萨克森在内的“神圣同盟”，并借此获取了大量教会财富。奥地利土地上三分之一的教会财产被抛售以维持联军庞大的日常开支。更为关键的是，利奥波德成功获得波兰国王，扬三世·索别斯基的支持——此前正是他麾下的哥萨克士兵为圣战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支援。事实证明，索别斯基的4万大军发挥了左右大局的作用。尽管帝国议会表决通过了向利奥波德提供6万名士兵的议案，但诸侯可以自行决定实际派兵人数。事实上，迫于路易十四的**威，同时也垂涎于他丰厚的补贴，普法尔茨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以及美因茨和科隆大主教都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1683年4月伊始，伊斯坦布尔以西的埃迪尔内，奥斯曼大军从位于这里的集结地整装开拔。利奥波德的使团亲眼目睹了土耳其人向贝尔格莱德进军的盛况，壮观的景象令观者瞠目结舌，据他们描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由水牛牵引的四轮马车队，紧随其后的是1。6万头牛组成的补给长龙，数千名配备重型滑膛枪、身着红色制服的步兵方阵，以及成群结队的鹰隼、猎豹和宦官队伍。大军用了整整一个早晨的时间才全部通过，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6月上旬，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已经抵达哈布斯堡匈牙利王国边界，此时，经过沿途人员补充，这支庞大的军队人员已达10万之众。

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指挥官洛林的查理，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曾与蒙特库科利在圣戈特哈德战役中并肩作战，然而他的部队人员严重短缺，不足以承担保卫匈牙利的任务，他手中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作战地图。7月，查理率部后撤。为避免全军陷入包围，他将主力部队向维也纳以西的林茨开进，并在那里固守待援。此刻，利奥波德早已前往帕绍避难，即便林茨也因处在敌军的攻击范围之内而不再安全。维也纳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驻防。1683年7月，势如破竹的奥斯曼大军将维也纳围得水泄不通，破城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势单力薄的卫戍部队根本无法抵挡10倍于己的来犯之敌，城墙工事也因疏于维护而年久失修。在御驾亲征的土耳其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看来，这颗诱人的“金苹果”——土耳其语中维也纳的别称——似乎唾手可得，同时在土耳其传说中，在圣史蒂芬教堂中藏有一个巨大的金球，直到它的基督教尖塔被伊斯兰宣礼塔取代。

围城战持续了两个月，双方在城下犬牙交错的战壕中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地下坑道中，工兵部队进行着爆破与反爆破的反复较量。肆虐的痢疾和强烈的饥饿感吞噬着卫戍部队和留守市民的最后一丝希望。城中的驴子和猫已所剩无几。9月伊始的几天里，土耳其工兵通过埋设地雷炸开了几段城墙，制造了一个难以修复的豁口。意识到城破在即，绝望的守军从圣史蒂芬大教堂顶楼发射烟火请求支援。9月7—8日夜，在多瑙河的维也纳一侧，卡伦贝格方向的夜空中升起了宣告援兵到来的烟花。头戴发霉的假发，脚蹬破旧的战靴，洛林的查理一身戎装拍马赶到，一同到来的还有来自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波兰的精锐之师。

高傲的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无法容忍别人对自己发号施令，1683年9月12日，在他的统帅下，联军在卡伦伯格山麓彻底击溃了奥斯曼大军。索别斯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从华沙来解维也纳之围。他手中不仅连一张作战地图都没有，而且对战场地形一无所知。“哪里有山脉？哪里有开阔地？哪里有河流？哪里有关隘？”在寄给洛林的查理的信件中，他发出了一连串疑问。然而直至夜幕降临时，联军依然缺少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索别斯基果断下达了进攻命令，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骑兵战役就此展开。1。8万名骑兵组成的方阵前昂首挺立着索别斯基麾下的波兰翼骑兵，盔甲上由雄鹰和鸵鸟羽毛制成的翅膀刺破黑暗，在长风中摩擦出尖利的呼啸。

成群的战俘和随军女眷在维也纳的奴隶市场上被公开拍卖，历史无声见证了土耳其人的屈辱时刻。尽管依然拥有令人畏惧的军事实力，奥斯曼帝国却在维也纳城下的惨败后一蹶不振。同样踏上穷途末路的还有土耳其维齐尔，遵照苏丹的旨意，卡拉·穆斯塔法惨遭缢死，为自己在战场上的失利付出了生命代价。3年后，利奥波德的将领们收复布达，并在萨克森、勃兰登堡、汉诺威、巴伐利亚以及瑞典军队的支援下，乘势解放了匈牙利大部领土。随后，哈布斯堡军队向南挺进巴尔干半岛，旋即占领斯科普里，即今天北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这距离爱琴海岸仅有200千米（120英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西线密布的战云又一次迫使利奥波德下令撤军，放弃了贝尔格莱德以南的巴尔干半岛。经过零星抵抗后，特兰西瓦尼亚向利奥波德投降，以换取宗教自由的承诺。然而特兰西瓦尼亚仍未被并入匈牙利王国。相反，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特兰西瓦尼亚继续由皇帝委任内阁进行管理，一切事务均需接受维也纳官署的监督。作为土耳其人的忠实鹰犬，1683年率部协助奥斯曼大军参与维也纳之围的伊姆雷·特克伊，继续徒劳无功地阻挠着哈布斯堡帝国接管特兰西瓦尼亚的步伐，直到1705年，在毗邻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海岸，伊姆雷·特克伊在孤独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利奥波德携大败土耳其人的余威迫使惊魂未定的匈牙利议会承认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匈牙利王位的世袭继承权。而依照匈牙利传统惯例，议会做出的裁决或法律未经实施一概不具有实际效力。在这场本该被公认为是上层倾轧性质而不会有人驰援的战争中，利奥波德却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和议会的一致支持，匈牙利的解放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战争本身的政治内涵。以勃兰登堡选侯为首的新教诸侯，曾对利奥波德在帝国内部暗中恢复天主教的企图心存疑虑，此次也选择与他并肩作战。哈布斯堡家族的宿敌巴伐利亚国王同样选择了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帝国议会不仅提供现金支持，还敦促诸侯派兵支援利奥波德的作战行动，从1663年开始，议会开始进入不休会运行状态，大大提高了决议效率。万事俱备，利奥波德发动了第二轮反法战争。

1688年，利奥波德正在巴尔干半岛攻城略地，路易十四趁机对莱茵河谷发动攻击，吞并了普法尔茨的大部地区。利奥波德与荷兰领袖奥兰治的威廉联合发起反法同盟，联盟包括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诸侯以及萨伏依和西班牙。与三十年战争如出一辙，随着法国海军对西班牙加勒比海领地以及商船队展开攻击，战斗很快蔓延到哈布斯堡西班牙广阔的海外殖民地。1697年，随着《里斯威克条约》（TreatyofRyswick）的签订，各交战国达成停火，迎来了短暂的和平。1700年，当无嗣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后，战火重燃。利奥波德和路易十四对卡洛斯二世身后的庞大遗产展开激烈争夺，面对法王即将鲸吞西班牙庞大殖民帝国的恐怖前景，欧洲列强纷纷惶惶不可终日。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1—1714），法王路易十四成功拉拢巴伐利亚，并在特兰西瓦尼亚煽动了一场迅速蔓延至匈牙利领土的武装暴乱。利奥波德再次联合昔日盟友不列颠与荷兰，组成反法同盟。1704年，英军指挥官马尔伯勒公爵与神圣罗马帝国军事主席，萨伏依的欧根亲王联手，在多瑙河畔的布林德海姆成功击溃了由法兰西和巴伐利亚组成的联军。这场战役被作为英军的重要胜利载入史册，而它的英文名称布伦海姆战役也更加广为人知。事实上，马尔伯勒公爵的主力部队，并非像“红色毛虫”一样战战兢兢地穿过欧洲大陆盗取胜利果实的红衣英军，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在4万大军中仅有9000人身穿英军制服。与萨伏依的欧根一样，马尔伯勒麾下还战斗着大批来自荷兰或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士兵。

布伦海姆的胜利无疑属于利奥波德，它再次向世人展示——无论是在外交领域还是军事战线——皇帝依然是帝国行政中枢不可或缺的领导者。民间涌现出大量戏剧与版画作品为利奥波德的军事成就歌功颂德。征服土耳其人的壮举使他获得了奥地利赫拉克勒斯的美誉，这位古希腊英雄以征服了亚细亚游牧民族而闻名于世。如今，由于对路易十四侵略战争的有力抵抗，利奥波德又被描绘成日耳曼阿基里斯，或希腊神话英雄奥德修斯，守护着神圣罗马帝国的佩妮洛普[5]。然而在这些光芒四射的英雄形象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现实。喋喋不休的法学家和围绕宫廷礼制的明争暗斗并未妨碍哈布斯堡皇帝在神圣罗马帝国重返最高权力中心。将领们不断创造的战场奇迹，为利奥波德开辟了通往帝国政权中枢的崭新道路，指引哈布斯堡家族迈向更加辉煌的伟大时代。

[1]　17世纪一场法国人民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　标志着奥土战争的结束。——译者注

[3]　此处指荷兰联省共和国。——译者注

[4]　结束法荷战争（1672—1679）的一系列条约。——译者注

[5]　佩妮洛普为奥德修斯的妻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