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三十年世界大战（第1页）

第十三章三十年“世界大战”

波希米亚叛乱正式拉开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帷幕。与历史上的伟大对抗如出一辙，三十年战争的曲折进程中也交织着参战各方处心积虑的战略制衡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因此很难被简单定义为一场纯粹的宗教战争。战争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为以后的冲突预先埋下伏笔，以至于时人称为一场永远无法结束的漫长战斗。虽然大多数战役都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然而包括低地国家、不列颠、丹麦、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北意大利、瑞典以及波兰在内的众多域外国家也悉数卷入战争，甚至连遥远的俄罗斯沙皇也因为与波兰和瑞典的宿怨而加入了战争。尽管不列颠王国几乎通过外交手段将土耳其苏丹拉入新教阵营，但最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选择了作壁上观的战略姿态。

综上所述，三十年战争无疑是有史以来首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但它同时也是一场全球冲突，非洲、印度、太平洋岛国以及西印度群岛都成了参战各方角力的战场。德意志历史学家哀叹道，在国外势力的野蛮干涉下，三十年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世界大战”。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描述，三十年战争也可以被称为“一场波及欧洲各国并最终殃及世界的德意志内战”。

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与荷兰联省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就像一根避雷针，为三十年战争注入了来自世界的巨大能量。16世纪60年代，腓力二世当政时期发生在低地国家的战争奏响了三十年战争的序曲。然而，正当低地国家的战斗在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中陷入僵持时，西班牙与联省共和国已经在多条战线对海上霸权展开激烈争夺。西班牙星罗棋布的海外殖民地此时成了荷兰人攻击的目标。葡萄牙的众多殖民地也未能幸免，自1580年起，葡萄牙王位就落入了腓力二世和他的继承者手中。除了劫掠财物，荷兰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切断西班牙的经济命脉，引用一位消息人士的口述，“将西班牙国王扼住我们咽喉的手臂掰开，并斩断他向欧洲战场输送养分的大动脉”。然而，在哈布斯堡人眼中，荷兰人的行径不仅破坏了他们的贸易航道，还威胁到整个王朝的根基。彼时，西班牙宫廷盛行一种论调，认为哈布斯堡数量众多的领地之间呈唇齿相依之态，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有一损俱损之势。哈布斯堡家族势力遍布全球，环环紧扣，三十年战争也被一步步拖入国际冲突的泥潭。

1625年后，荷兰人迎来了他们的英国盟军，以及众多打着英军旗号大发战争财的武装商人和私掠船（或者，事实上，这伙海盗的旗帜五花八门，偏偏红黑海盗骷髅旗除外）。英格兰很快就背信弃义，为了与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媾和，他们选择抛弃自己的荷兰盟友。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基茨岛成功建立了据点，并以此为跳板占领了利沃德群岛。这片海岛很快就成了英格兰私掠船的乐园，17世纪40年代，他们对西班牙位于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大肆劫掠，并于1643[1]年占领了牙买加领土大部。直到300多年后，英国人才最终从这里撤离。

荷兰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位于海牙的荷兰政府和国务院或议会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海外作战的任务外包给了两大商业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和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两家公司均可以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建造舰队，占领和管理海外殖民地，事实上，他们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成立伊始，西印度公司的“十九绅士”立即炮制了一项“大计划”，提议攻击当时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进而控制巴西蔗糖种植园和中部非洲的奴隶贸易。

哈布斯堡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在新大陆的海外领地很快沦为西印度公司的猎物。1628年，一支西班牙珍宝舰队在古巴外海被俘获；不久后，近一半的巴西殖民地被荷兰人占领，并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然而，荷兰移民却从未赢得葡萄牙种植园主的拥护，1645年，他们甚至起兵谋反。在唯利是图的股东阻碍下，新荷兰殖民地从西印度公司获得的资金支持微不足道，1654年，这块殖民地重新被葡萄牙人收复。荷兰人当政期间，采取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宗教政策，因而新荷兰成了大批犹太人聚居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口占据了新荷兰殖民地非原住人口的半数左右，而首都毛里茨城（现名累西腓）更成了美洲第一座拥有犹太教堂的城市。令人惋惜的是，随着巴西重回葡萄牙怀抱，曾经和谐宽容的宗教氛围很快就被淹没在随之而来的宗教迫害浪潮中。

哈布斯堡西班牙从葡萄牙手中获得了今天安哥拉境内的一处小型海岸据点，位于罗安达。盘踞在北方的刚果王国一直浸**在强势的葡萄牙文化氛围中。17世纪时，刚果控制着刚果河的河口地区，该河一路向南流入安哥拉境内，彼时刚果王国的首都位于圣萨尔瓦多城（今天的姆班扎刚果）。作为一个非洲国家，刚果却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作为统治阶层的文化精英均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同时还沿用着葡萄牙的姓氏、头衔以及盾徽。

17世纪20年代，罗安达的葡萄牙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刚果王国。在征服了邻近的恩多哥王国后，葡萄牙人趁势谋划通过其在刚果王国的文化主导地位进一步攫取政治霸权。他们收买当地的因班加拉部落为自己卖命。凶残彪悍的因班加拉人被称为非洲西南部的“斯巴达人”，在他们的部落中盛行着骇人听闻的食人弑婴传统，因班加拉人的军队只招募外族儿童，通过烦琐的宗教礼仪进行洗脑，将他们驯化成只知服从的战斗机器。面对灭顶之灾，刚果国王佩德罗二世向荷兰人祈求帮助，许诺以黄金、白银、象牙和奴隶作为回报。古老的刚果王国就这样加入了三十年战争中的新教阵营。

1624年，在佩德罗的恳求下，一支荷兰小型舰队对罗安达进行了炮击，然而佩德罗国王的过早离世也令后续军事行动陷入停滞之中。1641年，国王加西亚二世卷土重来，他延续了老国王佩德罗的外交路线，频频向西印度公司代理人抱怨自己“受够了”葡萄牙人没完没了的政治干涉和军事侵略。随即，西印度公司派出舰队占领了罗安达，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并开始建设荷兰殖民地。在随后的罗安达争夺战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竭力拉拢当地部族，在炮兵支援下，双方参战部队总数达到3万人之多，数以百计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哈布斯堡帝国在刚果发动的战争并非可有可无的助兴节目，它不仅承载着为子虚乌有的哈布斯堡祖先——罗马将军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光复非洲大陆遗产的殷切渴望，而且在这位伟大的迦太基征服者的召唤之下，还担负着探寻西班牙王权神秘本源的光荣使命。

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对哈布斯堡帝国位于印度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虎视眈眈。盘踞在摩鹿加群岛和印度沿海的据点中，荷兰人战船不断骚扰西班牙和葡萄牙繁忙的海上香料贸易。在太平洋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部分今属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并在那里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以此为据点，荷兰战船封锁了马尼拉，并伺机袭扰西班牙海上货运商船。然而，彼时双方的主要争夺重点是一座称作“福尔摩沙”（葡语：美丽之岛）的海岛，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台湾岛。17世纪60年代，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几乎同时占领了中国台湾。在圣多明哥（今天的中国台北），西班牙统治者建起一座堡垒，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台湾本岛第一座石制建筑。建筑正面被红色所覆盖，坚固的砖制拱门下立有一双门柱，分别象征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及哈布斯堡皇权。

西班牙人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中国台湾作为中转站，向中国大陆输出货物，并保护马尼拉免遭荷兰攻击。宗教信仰、对日贸易甚至岛内蔗糖种植园的汉族劳工都成了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反复争夺的目标。土著居民曾经占据了中国台湾岛的主要人口，大量汉族人口的涌入充盈了岛内的民族多元化。1642年，在一次荷兰炮兵对圣多明哥的攻击后，西班牙人正式放弃了这块东亚殖民地。然而，三十年战争带来的人口剧变重塑了中国台湾岛的命运，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在三十年战争中，尽管欧洲战场被压缩在范围有限的地域内，并未对世界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但那里的战况却异常血腥惨烈。仅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口就达约500万，占总人口的20%。下奥地利的境况尤为令人揪心，人口总数从1600年的60万锐减至1650年的45万，降幅高达25%。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惨重，侵略军在沿途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鱼肉百姓，污染水源，对城市进行无差别炮击，甚至丧心病狂地发射含有砒霜和莨菪萃取物的毒气弹。

1631年5月20日，在对萨克森公国路德宗据点马格德堡的攻击中，帝国军队对这座城市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暴行。葬身火海和惨遭屠戮的人数据传多达3万人。一位幸存者回忆道，帝国军队“像驱赶羊群一样将成群的幼童赶入火海，用长矛刺穿他们的身体。上帝明鉴，即使是土耳其人和野蛮人也不会做出此等罪孽”。凯旋的帝国统帅，冯·帕本海姆冷冷地写道：“我相信，死亡人数无疑超过了两万人，这是自耶路撒冷毁灭以来，前所未有的惨剧和圣罚。我的部下全都一夜暴富。”伴随着马格德堡的沦陷，一个新名词进入了德语词典——“像马格德堡一样”（Magdeburgisierung）。

马格德堡惨案骇人听闻的真相在数以百计的报纸、手册以及布道会中广泛传播。天主教会将这一惨剧归咎为上帝的复仇，并“如实”指出，正是马格德堡市民的纵火行为才最终导致了它毁灭的命运。即便如此，斐迪南二世的名声已经变得一落千丈，他的身上也沾染了“黑色传奇”的污迹，从此成为哈布斯堡家族压迫与兽行的化身。斐迪南的一位指挥官感慨道，马格德堡惨案发生后，天主教会的事业在政治上遭遇孤立，被困入自己一手制造的“迷宫”无法自拔。在经历了一连串决策失误之后，马格德堡惨案几乎毁掉了哈布斯堡帝国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所有努力。

战争的第一个10年，波希米亚叛军节节败退，形势在向斐迪南二世有利的方向发展。普法尔茨的腓特烈号称“寒冬之王”，也只能绝望地看着支持自己的新教力量溃不成军，与此同时，丹麦人的武装干涉也在天主教联盟的阻击下陷入停滞。为了摆脱对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天主教联军的政治依赖，斐迪南转而向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瓦茨拉夫·Z。瓦尔德斯特加纳寻求帮助。尽管自己的母语是捷克语，但Z。瓦尔德斯特加纳的德文名字——华伦斯坦却更为家喻户晓。华伦斯坦出身卑微，但他迎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很快便通过货币投机买卖以及低价收购被驱逐的新教徒土地发家致富。他曾数次请开普勒为自己占卜星象，然而开普勒的屡次计算失误，令他对华伦斯坦的性格研判（机敏、主动、残忍，凡此种种）不足为信。如今，通过他布拉格宫殿中的花坛外观，我们得以对这位神秘的男人一窥究竟。呈几何对称布局的花床与一面由人造钟乳石组成的巨大滴水石墙遥相呼应，墙上布满诡异的笑脸，旁边则陈列着华伦斯坦的私人收藏——各式各样的猫头鹰。

1625年，与其他敷衍了事的贵族不同，华伦斯坦为斐迪南带来了一支货真价实的大军，而非一帮散兵游勇。所有军需物资通过征募筹集，剩余军费则由贷款承担，同时公开发售以贷款作为抵押的债券。华伦斯坦控制的铸造工厂负责为部队提供军火供应。在获得斐迪南的首肯后，华伦斯坦最终武装起了一支10万人的部队，他依靠这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丹麦人退出了三十年战争，随后又挥师挺进波美拉尼亚，将施特拉尔松德置于重重包围之中。斐迪南亲自授予华伦斯坦北方和波罗的海将军的头衔，为日后的征程揭开了序幕。为了补偿华伦斯坦的开销，1628年斐迪南将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梅克伦堡公国赏赐于他，这是当初斐迪南以勾结丹麦的罪名，从前任诸侯手中抢来的领地。

梅克伦堡（Meburg）是斐迪南封赏的第二块领地。此前，他就曾将腓特烈的普法尔茨赐予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为了使自己没收领地的举动更加名正言顺，斐迪南这次放弃了古罗马法，而把目光转向了封建律法。梅克伦堡公爵，与普法尔茨的腓特烈无异于一丘之貉，同属“声名狼藉的反贼”，因而斐迪南宣称，他有权剥夺他们的领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被没收的领地应依法归还给同族亲属，而华伦斯坦显然不在此列。更有甚者，两个公国中被没收的领地，作为采邑早已和其上年代久远的建筑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对这些财产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充分暴露了斐迪南拒绝墨守成规的不羁性格。

在玩弄法律伎俩屡试不爽之后，斐迪南此时又祭出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在单方面对和约条款做出于己有利的诠释后，他下令，自1552年（原始和约中的生效日期）起所有被新教势力占领的教会财产必须全部归还天主教会。1629年颁布的《归还敕令》，明确要求收复天主教的历史财产，帝国新教诸侯们数十年来攫取的财富陷入一朝易主的危险境地，其中包括至少两个大主教教区、13个主教教区以及500多座男女修道院。面对斐迪南的步步紧逼，新教诸侯在萨克森公爵带领下开始扩充军队“整备防务”。1630年，来自瑞典的路德宗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登陆波美拉尼亚。此时的古斯塔夫二世心中或许只想控制波罗的海沿岸领地，因此他随身并未携带欧洲内陆的地形图。然而甫一登陆，作为伟大的新教复仇者和来自北境的午夜雄狮，古斯塔夫二世就注定在时代的裹挟下，接受历史为他安排的宿命。

手握《归还敕令》，斐迪南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全面展开天主教会的“收复失地运动”，然而，马格德堡惨案就像一场噩梦始终笼罩着《归还敕令》，令斐迪南倍感英雄气短。面对皇帝抢夺领地的暴行，新教首领们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在古斯塔夫二世帮助下收复了领地的勃兰登堡公爵、萨克森公爵和梅克伦堡公爵纷纷公开效忠瑞典国王。一次又一次大捷后，联军势如破竹地夺取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此时，华伦斯坦加入战局，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这位功高盖主的老臣曾因皇帝的猜忌而被迫下野，如今华伦斯坦官复原职，旋即挫败了新教军队的攻势。1632年的吕岑会战中，古斯塔夫·阿道夫以身殉国，瑞典王室闻讯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因为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是一位6个孩子的母亲。危急关头，瑞典首相兼摄政官乌克森谢纳（Oxenstierna）执意迎难而上，他敏锐地从这场危机中嗅出了胁迫新教诸侯和法兰西为瑞典提供军费的良机。

面对乌克森谢纳对抗到底的决心，华伦斯坦意识到强大的军事行动也需要与外交战术相辅相成，因此他开始寻求与敌方进行谈判。在获知华伦斯坦私下议和的行为后，斐迪南宣布华伦斯坦为“十恶不赦的叛贼”，并于1634年颁布了他的死刑敕令。随后在斐迪南的授意下，华伦斯坦遭到部将刺杀。华伦斯坦手下的鹰犬指使宣传机构炮制出一份小册子，试图为主人开脱与辩白，标题为《叛国的浩劫与不知感恩的地狱幽灵》，而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华伦斯坦之死，无情揭示了他的主人冷血残暴的暴君本质……”

斐迪南二世随后任命他的儿子，斐迪南（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三世），接任华伦斯坦的职位统领帝国军队。年轻的斐迪南王子此时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娴熟的外交斡旋技巧。然而，皇帝很快也意识到，华伦斯坦是正确的，只有谈判才能换来最终的和平。尽管年轻的斐迪南王子和西班牙的红衣主教、费尔南多亲王联手在诺德林根取得大捷，然而部署在帝国心脏地带的西班牙军队，也无力改变哈布斯堡王朝黯淡的宿命。在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中，斐迪南二世如约与德意志诸侯达成协议，正式废除《归还敕令》。和约的条款彰显了它的目的：“杀戮应该到此为止，以使我们可爱的祖国，高贵的德意志民族免于生灵涂炭。”

1637年，斐迪南二世死于中风。他的心脏被直接安放在洛雷托小礼拜堂的壁橱中，身体则运往格拉茨，历时20多年兴建的一座修道院正在那里静静等待他的遗体。已经当选罗马人的国王的斐迪南王子，继承了父亲的王位，继续父亲生前寻求和平的未竟之志。《布拉格和约》签订之后，法兰西开始与瑞典人联手主导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此刻这场旷日持久的德意志内战正在褪去它的宗教外衣，演变成了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王朝间的政治博弈。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中，法兰西大力支持加泰罗尼亚人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叛乱，并于1640年煽动葡萄牙的分裂活动，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力造成了致命削弱。

事与愿违的是，17世纪30年代末开启的和平谈判反而更加激化了双方在战场上的冲突，每个交战国都试图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捞取更多谈判筹码。一位亲历当年谈判的公使回忆道：“我们冬天谈判，夏天开战。”战争后期，瑞典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城堡——掷出窗外事件的发生地，也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瑞典人扫**了鲁道夫二世的珍奇馆，将布拉格各座修道院中的珍贵书籍洗劫一空，打包运往斯德哥尔摩。然而他们始终未能发现鲁道夫传奇的“尼布甲尼撒王冠”，因为王冠早已被运往维也纳保存。

时间来到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中穷兵黩武的哈布斯堡王朝此刻已是强弩之末。布拉格已经沦陷，维也纳已经进入瑞典军队的攻击范围。匆忙中，斐迪南三世命人在市内竖起一根大理石柱，寄希望于圣母马利亚显灵，击退北境强敌瑞典。到1648年为止，巴伐利亚的控制权已经两度易手于法兰西。据估算，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约五分之四的要塞和军镇已经被敌人控制。然而就在此时，对手的阵营也出现了裂痕，斯德哥尔摩与巴黎在战略问题上频频暗生龃龉，对彼此的真实意图互相猜忌。通过承诺在比利牛斯山区保持中立，绝不干涉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战争，斐迪南三世成功将自己的主要对手，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拉回到谈判桌前，随后，他又用一笔数目可观的战争赔款浇灭了瑞典人的进攻热情。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正式终结，整部和约充斥着冗杂烦琐的细枝末节——包括边界划定的变更，领土主权的确认，甚至还有是否应该继续保留1623年斐迪南二世出于感恩赏赐给巴伐利亚公爵的选帝侯身份之类内容。和约中还明确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对加尔文教派的地位予以肯定，同时也赋予了各公国人民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和条件内）。此后，任何关于教会财产的纠纷和涉及信仰自由的问题都将呈送法院裁决——帝国中央法庭也因此进行了重组，新教法官数量与天主教法官数量相同。所幸，斐迪南三世最终还是保留了一项来之不易的豁免特权——他没有义务纵容自己的领地内宗教自由的推行。由此，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领地上曾经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改宗运动成果得以侥幸保全，免遭清算。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全面和平”，它也因而被誉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欧洲宪法”，标志着近代欧洲变革进程中的重要时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同时也是一部世界和平条约，因为其中的条款包含了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与荷兰联省共和国间所有冲突的解决方案，其范围“包括所有海域及公共水域和陆地……包括东西印度群岛，巴西以及亚洲、非洲和美洲海岸在内的一切地区”。和约对之前发生的征服活动给予承认，荷兰在与西属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了优惠待遇。而在和约不为人知的背后，中非奴隶贸易规模在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控制下迅速扩张。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成后的半个世纪中，约5万名非洲黑奴从位于南加勒比海库拉索岛的荷兰“加工厂”，被装船贩运到西班牙的新大陆殖民地以及它的印度洋领地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许为生灵涂炭的三十年战争画上了句号，但它在全球范围内催生的血腥黑奴贸易，却最终吞噬了1200万条无辜的生命。

[1]　此处原文有误，英格兰占领牙买加的时间应为1655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