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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西班牙影子政权和疯王之死

除了方济各会传教士，唯一到访过新大陆殖民王国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只有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私生子，根特的彼得兄弟（根特的弗雷·佩德罗，1480—1572）。为了纪念彼得当年对民生民智无微不至的体恤，墨西哥人民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哥伦布纪念碑底座上，为他塑造了一尊雕像。雕像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雕塑家查尔斯·科尔迪耶对彼得的外貌一无所知。他只好仿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半身像进行创作，并且想当然地为彼得创造了一个秃顶造型（这显然不是方济各教士的特有发型）。

至少，彼得兄弟的雕像真切见证了他曾在墨西哥留下的足迹。而在那些哈布斯堡统治者从未踏足的海外领地，画像代替了现实中缺失的国王，成为皇室威严的象征。殖民地的现实与幻想完美融合在国王肖像画所笼罩的皇权幻象中。肖像代表的不仅是消失的国王，栩栩如生的画像不但使人们忽略了主人的缺位，而且通过对王权的渲染，烘托出国王与生俱来的尊贵血统。

1558年，随着查理五世的去世，影子统治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治国模式。哀悼国王的葬礼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支支送葬队伍人头攒动，建筑物表面覆盖着醒目的黑纱，天主教会中停放着高大的灵台，层层叠叠地装饰着皇帝的肖像和各种记录其文治武功的画作。

位于灵台正中的画像，王冠或骨灰瓮象征着查理业已安葬在尤斯特修道院（日后被移葬埃斯科里亚尔宫）的遗体。在一排排摇曳的烛火映衬下，灵台四周笼罩着圣洁的光芒，安静地矗立在昏暗的天主教堂中殿里，宛若一座耀眼夺目的“光明之屋”。为了方便子孙后代使用，统一印制的葬礼手册详细记录了灵台的布置方式、殡葬活动的组织流程，同时也不忘对先皇生前的高风亮节进行一番宣扬。

皇家灵台通常由木料、帆布和石膏临时搭建而成，庆典结束后即刻废弃，由于疏忽有些灵台会被周围摆放的烛焰燎燃，顷刻间化为灰烬。葬礼手册为日后的纪念活动提供了翔实的指导，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灵台的建造方式，最能烘托气氛的徽章和颂词，扶灵队伍排列秩序以及真人静态造型的布景规则。整个哈布斯堡西班牙境内，攀比之风盛行，各城市争相建造设计精美、工艺复杂的多层灵台，它们的高度通常可以达到30多米（100英尺）。灵台上堆砌装饰着各种挂毯、画像、纹章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亡灵形象。

反观新大陆建造的灵台外观之华丽，较欧洲同类建筑有过之而无不及。1559年，在墨西哥城内的圣何塞自然大教堂内竖起了一座纪念查理五世的灵台，高达15米（50英尺），灵台上的十字架形装置内供奉着一顶象征性的王冠，十字架顶部的巨大灯笼上赫然可见作为帝国象征的双头鹰和查理五世的名言——“永无止境”。墨西哥城的灵台较之利马的那座外形稍小，但装饰却极为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的画像生动地再现了查理五世的赫赫战功、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以及西班牙对墨西哥史诗般的征服历程。灵台上的大部分装饰品均在根特的彼得兄弟授意下，由墨西哥本土艺术家进行创作。登上灵台的九级阶梯则蕴含着微妙的艺术构思，暗喻在传统阿兹特克和玛雅文化中，金字塔所采用的九级台阶结构。无独有偶的是，相传用作装饰的所谓迦勒底书信同样使用阿兹特克象形文字书写而成。

在新大陆，新国王的登基大典与老国王的葬礼一样旷日持久。在持续数月的漫长国丧结束后，新王登基的敕令才被宣读，金色华盖之下摆放着国王的画像或旗帜。尽管先皇的死信和新皇登基的消息通常会随船同时抵达新大陆殖民地，但新王继位的庆典总是被刻意推迟。届时街道上飘扬着亮丽的丝绸锦缎，空气中弥漫着欢快的节日气氛，放眼望去，售卖冰激凌、巧克力和杏仁膏的摊位随处可见。每逢各种喜讯——一应皇家事宜，从婚嫁、新生儿受洗，乃至恰逢某位国王圣日以及一切良辰吉日——从古老的伊比利亚半岛传到生机盎然的南美大陆，总能在这里触发一阵似曾相识的喧嚣与**。

同样作为皇权的生动化身，殖民地的总督代表了西班牙国王在新大陆的最高意志，独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崇和膜拜。一位秘鲁传教士曾这样写道：“将总督视为皇族可能也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在他们的躯体里流动着国王的意志。”新任总督像国王一样，所到之处受到人群的热情欢迎，他们在高擎的华盖遮挡下穿过胜利的拱门，拱门上绘制着欧洲传统元素以及阿兹特克和印加文化图案，其中一些画面因风格混乱而显得不伦不类——例如奥德修斯的肩膀上就令人啼笑皆非地站着一只鹦鹉。每次就职典礼都会伴随为期一周左右的狂欢庆祝，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刚刚获得赦免的囚犯连同娼妓和小丑一道，照例走在庆典队伍的最前列。在马尼拉，总督的角色由执政官扮演，当地用五彩缤纷的烟火表演迎接执政官的到来，这一环节被别出心裁地命名为“与民同乐”。

作为“国王陛下的化身和影子”，总督必须时刻保持高贵的皇室做派——步伐务必缓慢而稳重，仪态力求不怒而自威，杜绝一切放浪形骸的刻意矫饰，譬如在帽子上乱插羽毛之类的轻浮举动。然而，作为国王的独家代理人，抛头露面是总督的本职工作。因此，在墨西哥城和利马，豪华的总督官邸通常正对城市广场，正是在这里，总督日复一日地在公众的注视下行使着他们庄严的职责：主持召开公审大会，进行一年一度的就职宣誓，接受臣属的诞辰祝福。总督府的宫殿上层排列镶嵌着高大的窗扇，这样聚集在城市广场上的人群才能一睹总督的尊容。为此，墨西哥城的总督宫至少建造了12个阳台。

令人尴尬的是，正是频频抛头露面暴露了总督作为国王替身的种种缺憾和无奈。16世纪的欧洲，各国皇室普遍深居简行，日趋淡出公众视野。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为了摆脱纠缠不休的臣属心力交瘁，随着发源于勃艮第宫廷的王室礼仪被不断推广，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朝臣和闲杂人等接近国王的权利受到了严格限制，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大摇大摆闯入国王寝宫，随意借穿他的服饰（一位法兰西国王曾如此抱怨道）。自此之后，近侍们与国王距离的远近变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荣誉。一盘食物需要依次经过24双手的传递，才能到达国王面前。每一双手都享有比前一双手更靠近国王的殊荣。欧根亲王露骨地指出，至少，与国王保持距离的礼仪可以使宫婢侍女免遭王室成员调戏骚扰。

同时，人为与国王保持距离的做法和君权神授的传统意识不谋而合，人们普遍认为，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国王理应超脱于凡尘俗世之上。在当代人口中，作为上帝化身的国王“完美无瑕……至高无上……无处不在，高深莫测以至于无人可以参破他内心的秘密”。自16世纪80年代起，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国王就依例被尊称为“我主”或“王上”（SenororLord），与人们在祈祷中对上帝的称谓一模一样。当时，国王不仅代表着上帝，而且是太阳的化身，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就曾以太阳王闻名世界，比后来将此称号据为己有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还要早。西班牙的皇家宫殿也遵照宇宙天体和谐原理和机械定律进行了相应布置，就像是每一颗微小的星球都按部就班地运行在等级分明的茫茫宇宙中。在这一背景下，国王的一举一动都遵照预先设计的轨道受到严格监控，以至于，据一位造访皇宫的法兰西贵族回忆，国王“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活动，他将在余生的每一天面对这一成不变的煎熬”。

据历史记载，古老的勃艮第宫廷礼仪充满了“神圣感、距离感和严肃感”，这些表象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历史背景。生活在15世纪的勃艮第公爵们，居庙堂之高仍不忘忧其民。为此，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每周专门抽出三个晚上的时间听取穷苦百姓的申诉请愿，这一举措也令陪同左右的朝臣叫苦不迭。1548年，西班牙开始正式采用勃艮第宫廷礼仪，皇宫内务人员接受了为期数周的岗前培训，为西班牙传统礼仪注入了全新内涵。即便到了17世纪，西班牙国王依然保持着每周几天聆听请愿的传统，皇宫门卫也早早接到命令，任何请愿者都不得被拒绝入内。

斗牛活动、马术表演以及宗教游行都是普通民众瞻仰国王圣容的绝好机会。然而，在这些场合中，国王的仪容无疑进行了精心修饰，人们无从窥探那个隐藏在威严披风下的鲜活灵魂。国王举手投足间的刻板和做作令人印象深刻，脸上庄重严肃的表情仿佛早已凝固，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国王机械而麻木地行走着。即便面对自己的臣属，在宫中的闲暇时刻，腓力四世的不近人情依然令人瞠目结舌。他会严辞告诫自己的妻子不要对小丑的把戏开怀大笑，而当一名大臣在议会上突发中风栽倒在地时，腓力四世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幕视而不见，完全无动于衷。一名西班牙顾问刻薄地评价道，呆板的宫廷礼仪已经把国王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彼时的西班牙，政权日益游离于王权控制之外。腓力二世大包大揽的执政风格现如今被贴上了“微观管理者”的标签，由于他事必躬亲的作风，整个行政体系无法进行独立有效的运转。当时，腓力二世沉迷政务的热情被视作他为西班牙献身的生动写照和秉公执政的坚定决心。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从继位伊始便决心仿效自己的父亲，往来奔走于各委员会之间，忙于制订入侵爱尔兰和非洲的战略计划。但当他的雄心壮志遭遇挫败时，腓力三世立刻变得意兴阑珊，失去了昔日气势如虹的昂扬斗志，转而将宫廷事务委托给谋臣打理，皇帝的宠臣（validoort）莱尔马公爵趁机大权独揽。在西班牙历史中，宠臣（valido）的地位介于皇帝心腹和首相之间，总揽一切宫廷事宜，莱尔马公爵依仗自己的宠臣身份，疯狂攫取个人财富。而在国王看来，宠臣不仅可以为自己卖命，当国家政策出现纰漏时，还可以将他们作为替罪羊推上前台代君受过。

“宠臣政治”（Valimiento）或“宠臣参政”（goverbyvalido）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腓力四世当政时期，当时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奥利瓦雷斯伯爵（t-DukeofOlivares），以及17世纪40年代中期的唐·路易斯·德·哈罗（DonLuisdeHaro）。宠臣集团对朝政的全面操纵，使腓力四世彻底沦为有名无实的皇室傀儡，整日醉心于遍寻艺术珍品，纵情声色犬马，唯一值得称道的成就只有自己膝下30多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在众多红粉知己中，腓力四世与号称可以空中悬浮的女修道院院长，神秘的阿格雷达的耶稣玛丽（MaryofJesusofAgreda）保持着长期书信往来，向她忏悔肉体的罪恶，并就国策征求她的建议。玛丽敦促他摆脱宠臣亲信的控制，亲理朝政，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她的建议立刻获得了自觉被冷落已久的贵族阶层的一致附和。面对压力，国王腓力选择了妥协，1643年他将奥利瓦雷斯革职，但很快就任命唐·路易斯·德·哈罗接替了奥利瓦雷斯的位置。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国王应当亲政，避免大权旁落。正如一位腓力四世时期的谋臣所说，宠臣政治是“西班牙的世纪之殇”，它加剧了党派纷争，煽动了仇恨蔓延，扩大了政治分歧，最终使政府陷入名存实亡的瘫痪境地。国王是上帝指定的，理应效仿上帝亲力亲为治国安邦。这既符合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与西班牙底蕴丰厚的君主文化传统互相契合。一位法学家曾说道，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化身”，国王“必须无条件服从和仿效上帝的一言一行”。故而，国王不能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天赐君权，而应该责无旁贷地“行使绝对的皇权”。

“君主专制主义”（Absolutism）是一个发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历史术语，用来描述1789年之前统治法兰西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作为一个形容词，“专制”（absolute）的出现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一由拉丁语单词“absolutus”或“absolved”派生而来的词汇，在法理层面，主要描述一种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权力。这一概念与罗马法典将皇家意志尊为法律之源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西班牙国王的“专制集权”也得以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皇室官员纷纷随声附和。因此，自17世纪后半叶起，诸如“王命即国法”“陛下是绝对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下令，无须任何借口与迟疑”，以及“国王作为‘万物至高无上的绝对主宰’必须得到无条件拥护”之类的谄媚之词在宫中大行其道。

彼时，不乏法学家大声疾呼，呼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对王权加以约束。首先，作为社会共识，国王制定法律的特权不宜逾越前朝旧律和祖制传统的边界，否则，如果将祖宗家法一概弃若敝屣，则来之不易的政治和谐与均势将面临崩塌的危险。皇家政府经常被形象地比作一架竖琴，只有使琴弦保持张弛有度，才能在国王的子民中演奏出旋律优美的和音。还有作家将王室比作一具发条机器，国王的任务就是保持它的正常运转。他非但不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恰恰相反，只需要维持现状即可。

因而，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阿拉贡全体议会，作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传统立法机构，就成了国王无法忽视的存在。尽管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国王从未承认，王权势力对议会集团的妥协才是他们获准开征新税的先决条件，但卡斯蒂利亚议会对征税的决定权却从未受到任何质疑。国王和议会之间维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国王默许议会代表对皇室开支进行监督，甚至制订详细的采购清单。即便在政局动**的阿拉贡王国，面对咄咄逼人的议会势力时，政府依然竭力寻求合作，避免对抗，只要国王承认全体议会做出的决议，务实的阿拉贡人依然乐于维持国王表面的尊严，营造皆大欢喜的和谐氛围。

17世纪后半叶，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阿拉贡全体议会日益凋敝，开始陷入长期休会状态。无以为继的议会活动令腓力四世心中暗喜，他也因此摆脱了筹办会议的财政负担——仅地毯一项开支（为了提高议会代表的舒适度）就高得令人咋舌。议会的暂停运行也受到卡斯蒂利亚各城市的热烈欢迎，议会代表在从城市领取俸禄的同时还不忘大肆索贿受贿，他们贪得无厌的嘴脸早已在市民中引起公愤。在议会缺席的背景下，国王或他的宠臣依然与来自众多城市的地方委员会、代表团以及政府机构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共同维持着整个王国的有序运行。虽然政治活动的舞台发生了变化，但是通过协商一致行使王权的理念本身却没有改变。此外，面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侵略野心，即便是桀骜不驯的阿拉贡贵族也心知肚明，哈布斯堡的统治并不是他们面临的最坏选择。

17世纪20—30年代，奥利瓦雷斯伯爵把持朝政，协商议政的传统遭到抛弃，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自然陷入不和谐音符干扰之中。奥利瓦雷斯试图对西班牙非卡斯蒂利亚地区加征赋税和军费，公开指责他们未能履行应尽的义务。奥利瓦雷斯对传统权利和程序的无视与践踏最终引发了1640年的加泰罗尼亚叛乱，同时也导致了葡萄牙的分裂。对于奥利瓦雷斯的政策，批评家们不留情面地指出，他没有秉承“先辈们通过长期实践获取的宝贵经验、审慎的作风以及敏锐的判断”，自然无法在“国计民生的竖琴”上演奏出和谐流畅的乐章。

奥利瓦雷斯的失势全面暴露了政府的局限。西班牙国王无力行使自己的意志，大片国土脱离了国王的控制。为了募集资金，一代又一代国王不得不大肆卖官鬻爵、兜售免税券及土地田产。国家财富大量流入地方城市和声名显赫的贵族手中，他们在自己的庞大领地上拥有近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为了避免子孙后代因争夺遗产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层通过成立信托基金来保护名下财产的完整性。到了17世纪，卡斯蒂利亚五分之四的土地已被皇室、大贵族、城市和教会瓜分殆尽。整个王国的自由农被压缩到所剩无几的土地上，并迅速彻底沦为负债累累的佃农阶层，只能通过租种土地勉强糊口。小贵族和乡绅迫于生计投靠依附于大地主阶层，逐渐成为他们的附庸。

远隔重洋的新大陆殖民地也上演着相同的剧情。在西班牙为数众多的美洲和太平洋领地上，享有绝对权威的总督和执政官，行使着公认的天赋王权。然而，总督无权使用“朕，国王陛下”（Yo，elrey）的称谓签署公告，这也是他与西班牙国王之间唯一所谓的区别。尽管总督不必接受议会的折磨，他们依然需要做出妥协。在城镇中，由世袭官员控制的市议会神通广大，时常对总督的命令横加阻挠。1609年，腓力三世提出在利马设立国家议会的构想，时任总督抱怨道，与城市议会的周旋已令他身心俱疲，国王此举只会雪上加霜，带来更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混乱。

在新大陆，西班牙人口大部分都集中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城市中。17世纪初的墨西哥，约60%的欧洲人聚居在11座城市里，每座城市的建筑都呈现大同小异的网格状分布，以中心广场为原点，四周平行延伸出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乡村地区则成了“印第安共和国”，那里生活着土著贵族，施行自己的法律，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古老传统与大洋彼岸的欧洲天主教文化不断碰撞融合，跟随历史的滚滚车轮见证着岁月无情的变迁。牧师和修士竭尽所能保护当地土著免遭“西班牙共和国”的欺凌，但面对广大被募集到西班牙种植园和矿山出卖苦力的印第安人，他们也爱莫能助。由于当地劳动力的短缺，西班牙殖民定居者开始引进非洲黑奴。在新大陆的广袤领土上，星罗棋布的种植园构成了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王国，独立于哈布斯堡执政官和总督管辖范围之外。在巴拉圭的亚马孙热带雨林深处，耶稣会传教士也建立了自己的神权国度，他们出动军队将分散的土著居民集中到村落中，以便进行控制和教化。

在西班牙殖民地社会中，种族成分千差万别。整个新大陆都笼罩在西班牙对“纯洁血统”（limpiezadesangre）强调的氛围中。种族出身成了特权阶层的通行证。只有第一代西班牙移民和他们血统纯正的后代才享有进入大学深造、谋取政府公职、加入行业工会以及获得税务豁免等各种特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分化逐渐渗入社会肌体的每个角落，跨种族通婚家庭的后代被按照混血程度和通婚对象划分为等级分明的亚种族群体，印第安土著抑或黑人奴隶的后代就分属不同种群。种族等级的升高，意味着更多通过财富或婚姻实现种族跃升的机会。为了使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一目了然，行为艺术家别出心裁地创作了“种族图鉴”，对16种可能存在的混血种族进行了详细对比，一一罗列出其中的肤色差异、贫富差别甚至还包括来自“肮脏”血统的族群堕落程度。

与西班牙相比，同属哈布斯堡王朝的新大陆殖民地对天主教的虔诚和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种姓和民族冲击着古老的宗教传统。在新大陆的教会、教区以及圣典队伍中，到处弥漫着浓重的种族隔离氛围，作为哈布斯堡政权传统特色，举国关注的圣体圣母献祭礼不得不在这种尴尬的背景下进行。就连宗教职位也成了“肤色统治”的附庸。由于女修道院只接受血统纯正的妇女，为了彰显社会地位，人们争相在家中悬挂亲属中的修女或见习修女画像，画像中的女子大多一身修女装束，头戴鲜花编织的花冠。画像通常饰有各种盾形纹章，或在底部配有题词，记录画中人物的纯正血统，同时向观者展示画像保管者以及整个家族纯洁的出身。

头戴花冠的修女画像与灵柩台上已故国王的圣物一样虚无缥缈。它们用心良苦地向世人展现了一种神圣的等级秩序，顶端分别供奉着血统纯正的精英阶层和君权神授的国家统治者，作为上帝的化身在俗世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国王肖像安静祥和的表面之下，却掩盖着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1665年，腓力四世驾崩，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卡洛斯二世（1661—1700）继承王位。作为一个可怜的先天智障儿，卡洛斯二世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因为身体缺陷使他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经过1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后，与他朝夕相伴的第一任妻子甚至时常备感困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仍是一名处女。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则整日盘算将丈夫宫中的家具和画作偷偷运回莱茵兰，用来接济自己生活贫困的父母双亲。世人将卡洛斯二世的疾病归咎于巫术作祟，他也因此获得了“疯王”（ElHechizado）的外号，皇宫中隔三岔五地就会进行各种驱魔仪式。鉴于国王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亲理朝政，皇权先后落入他寡居的母后、第二任妻子以及一众宠臣手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蓬头垢面的卡洛斯二世经常在树林中漫无目的地游**，时而饶有兴致地观看表现宗教内容的魔术灯笼秀，时而进入埃斯科利亚宫殿的地宫，对各位先祖的遗体巡视一番。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为自己指定一位继承人选。以红衣主教波托卡雷罗为首的国务委员会向国王施压，希望他提名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继承王位，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国务委员会的提议固然可以视为出自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既可以维持比利牛斯山脉的和平局面，也能对西班牙海外殖民地进行保护，但来自法兰西的金钱贿赂同样功不可没。1700年9月28日，卡洛斯二世接受了最后的国礼。三天后他在波托卡雷罗呈送的遗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落笔后，气若游丝道，“我只是具行尸走肉了”。他依旧拒绝医生的治疗，在苟延残喘长达一个月之后，才最终撒手人寰。

对国王遗体的尸检发现，“他的心脏极小，肺部遭到严重侵蚀，腐烂的肠道内布满坏疽，肾脏中长有三颗硕大的结石，阴囊中只有一颗睾丸，已焦黑如炭，脑部充满积液”。现代医学根据解剖结果做出的临床结论如下，“卡洛斯二世分别患有后型尿道下裂、单睾及睾丸萎缩症，根据性征模糊的外阴推断，他极有可能属于雌雄同体的种类，同时，先天只有一颗受到感染并布满结石的肾脏。”——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有一个肾脏和一粒睾丸，而畸形的尿道从发育不良的阴茎根部夺路而出。这些结论与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的特征高度符合，这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就包括，部分患者智力发育迟缓和发育畸形的过长脸型，导致这一疾病的原因或许可以归咎于哈布斯堡家族内部历史悠久的近亲繁殖传统。

卡洛斯二世悲剧的一生就像一个刺耳的乐符，击碎了时代的迷梦，宣告了西班牙皇权的衰败和帝国的没落。卡洛斯二世的存在冥冥中似乎为他的民族注入了邪恶之血，就连他的众多生理缺陷仿佛也成了整个国家多灾多难的不祥预兆。1700年，卡洛斯二世的葬礼为这位国王的一生谱写了一首别致的挽歌，缅怀了他为哈布斯堡奥地利家族编织的光辉岁月，以及为捍卫“欧陆双雄帝国”做出的贡献。随着卡洛斯二世的死亡，哈布斯堡王朝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漫长统治也将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哈布斯堡政权横跨美洲和太平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就此分崩离析。自此以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将被压缩到他们硕果仅存的欧洲领土上。“日不落帝国”的世纪美梦就此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