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唐胡安与勒班陀大海战（第1页）

第九章唐·胡安与勒班陀大海战

1559年秋，距巴利亚多利德市32千米（约20英里）的一座西多会修道院，迎来了一位名叫杰罗姆的12岁男孩和他的监护人。此时，国王腓力二世正在附近的森林中狩猎。少年注视着缓缓向他走来的国王，跪拜在地。国王见状扶起少年，询问他是否知晓自己的身世。羞赧中，杰罗姆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腓力二世闻言立刻将少年揽入怀中。国王告诉杰罗姆，自己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他们的父亲正是先皇查理五世。

在西班牙戏剧的黄金时代，王子隐姓埋名的故事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经典剧目，而杰罗姆的故事似乎更为可信，至少他的身世确凿无疑。这位出生于1547年的男孩，来自查理五世与雷根斯堡的芭芭拉·布隆贝格之间的露水情缘。与传说不同的是，芭芭拉并不是一位歌手，而是一位小酒馆的厨娘，皇帝在百忙中偶然光临了这家酒馆。还在襁褓中时，杰罗姆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先是寄养在低地国家，之后又辗转来到了西班牙。后来查理五世找到了母子二人，派人照看自己的儿子，并安排他的生母嫁给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一位部下。在统治末期，查理五世正式公开了杰罗姆的身份，那也是腓力第一次得知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查理五世命人将小杰罗姆妥善安置在教堂中，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胡安娜，还将杰罗姆的名字改为约翰，在西班牙语中“约翰”读作“胡安”。这就是本章的主人公，唐·胡安。他的名字极易使人联想到风流倜傥的英格兰浪子唐·璜，后者**不羁的形象在大陆戏剧和诗歌的渲染中经久不衰。

起初，腓力二世谨遵父命，将唐·胡安送入马德里近郊的阿尔卡拉大学深造。这是一所以培养神职人员闻名的学府，但腓力二世很快意识到，他需要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充当自己的政治盟友。低地国家的贵族阶层认为，他们的国王应该由本国皇族成员担任。查理五世时期，低地国家的首位执政官就是他的姑妈，玛格丽特。1530年玛格丽特去世后，由他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继任，而腓力二世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可靠的直系亲属，因此在玛丽1555年退位后，腓力二世依然一再要求她继续留任。在自己的要求被玛丽拒绝后，腓力二世又将目光投向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准备让她代替玛丽出任低地国家执政官。

与唐·胡安相同，玛格丽特也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她的母亲是一位弗拉芒村姑，年轻时的玛格丽特作为父亲的政治筹码，不断被许配给意大利的王公政要充当新娘。出任尼德兰执政官后，玛格丽特蓄起了精心修剪的胡须，试图为自己增添几分大人物的威严。她还下令铸造勋章，勋章上的玛格丽特一身亚马孙女战士的装扮。然而，面对低地国家残酷的权斗党争，玛格丽特显然力不从心，腓力二世不得不重新物色她的继任者。此时，唐·胡安年龄尚小，难担重任，但腓力二世已经开始对他悉心培养，并于1566年特许他加入金羊毛骑士团。彼时，由于腓力二世厌恶别人对自己的政策品头论足，骑士团成员已不再被允许与国王进行座谈，尽管如此，金羊毛骑士团依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光彩夺目的骑士团体。

年轻的唐·胡安野心勃勃。他曾幻想有一天可以迎娶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然后带领她的子民重归罗马教廷的怀抱，他也曾谋划从伊丽莎白的囚牢中解救苏格兰女王玛丽，并时常深情注视着玛丽的画像，在神游中与她共沐爱河。尽管腓力二世委任他主政西班牙，但他也深知唐·胡安刚愎自用的性格尚不足以独当一面。因此，在唐·胡安统治低地国家期间，腓力二世为他委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政客，路易斯·德·雷克森斯（LuisdeRequesens）作为副手。正是在雷克森斯的协助下，唐·胡安成功镇压了发生在1568—1569年的穆斯林叛乱，并于1571年迎来了那场令他彪炳史册的著名战役。这场发生在地中海上的激战，最终以基督教舰队在勒班陀海角大胜奥斯曼土耳其海军而告终。

在历史学家笔下，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一贯遵循着千篇一律的发展轨迹，在前十位苏丹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崛起，国力于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1520—1566）达到顶峰，其后的26位苏丹则见证了帝国400多年的漫长衰落时期。事实上，在中世纪晚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土扩张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邻国国力的积贫积弱。即便在如日中天的苏莱曼大帝治下，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扩张也已初显力不从心的迹象。波斯的萨非王朝斩断了土耳其人的东进路线，北部的莫斯科大公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边境虎视眈眈，西部边境上，斐迪南一世穿越匈牙利为基督教欧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在浩瀚的印度洋上，葡萄牙人则控制了供应整个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部分商船航线得以改道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

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政要对新大陆的发现兴味盎然。一份土耳其海员复制的哥伦布早期海图得到了完好保存，地图的不同版本遵照苏莱曼大维齐尔的要求呈送给苏丹亲阅。然而，航船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奥斯曼宫廷对美洲大陆的觊觎，同时，摩洛哥的萨阿德王朝统治者粉碎了土耳其人对非洲西北部领土的入侵，关闭了土耳其船只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伊斯坦布尔的帝国首脑绞尽脑汁希望找到打破封锁的方法。土耳其人不仅一再徒劳无功地试图开凿苏伊士运河，而且寄希望于打通顿河与伏尔加河，从而开辟进入中亚地区的通道，与此同时，不遗余力地构筑印度洋上的土耳其势力。16世纪60年代，一支运载着炮兵和铸造工匠的小型舰队被派往苏门答腊的亚齐省，协助当地苏丹与葡萄牙人作战，此举最终也被证明是画蛇添足。苏丹固执地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600头战象身上，远道而来的一门门大炮被长期闲置，布满斑斑锈迹。

在欧洲大陆上，基督教国王们确信，奥斯曼帝国正在针对他们构筑一个庞大的包围圈。海员们将出没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穆斯林误认为奥斯曼苏丹的仆从，尽管他们只在周五才向“西方的伟大国王”进行祈祷。一些穆斯林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早在1521年，斐迪南·麦哲伦就曾在菲律宾群岛遇到过西班牙流放者。然而他们并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间谍，也从未与地球另一边的穆斯林势力进行密谋勾结。他们只是一群可悲的流放犯，在命运的裹挟下，随波逐流12000千米来到了这片东方海岛。

整个16世纪，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在北非大陆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为了打击当地猖獗的海盗势力，斩断他们与奥斯曼海军的相互勾结，西班牙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众多军事要塞。如幽灵般神出鬼没的穆斯林海盗船令人心有余悸。他们不仅对连接西班牙本土与其意大利属地的航线构成威胁，而且经常进入大西洋，袭扰往来于新大陆殖民地的商船贸易。为了获得奴隶，海盗船还对英格兰海岸、爱尔兰和冰岛展开无差别突袭劫掠。疯狂的海盗活动滋养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奴隶贸易，在其顶峰时期，每年交易的欧洲奴隶数量高达几十万。

16世纪中期，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在北非的统治日趋稳固，西班牙的军事据点遭到逐一清除，苏丹将己方占领的要塞赐予部下或通过扶植傀儡贵族进行控制。到16世纪60年代，基督教势力手中仅剩下奥兰和凯比尔港等寥寥数个据点，西班牙海岸线门户大开，暴露在随时遭到攻击的危险中。此时，苏莱曼大帝和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盘踞在这两处岛屿的海盗势力不仅对来往商船进行劫掠，还时常对经海路前往圣地朝拜的清教徒进行骚扰。1564年，马耳他骑士团截获了伊斯坦布尔宦官首领的几条商船，并扣押了运往苏丹后宫的昂贵丝绸。作为报复，苏莱曼大帝来年派兵包围了马耳他岛，却对岛上的骑士团势力束手无策。

1570年，威尼斯迎来了盛气凌人的土耳其使节，一同到来的还有苏丹要求割让塞浦路斯的最后通牒。在遭到拒绝后，苏丹塞利姆二世派出了装载着七万大军的海军舰队，准备攻占塞浦路斯。面对来势汹汹的土耳其强敌，在威尼斯人积极的外交斡旋之下，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势力空前团结，甚至遥远的莫斯科大公国也接到了加入联军的邀请。当时，腓力二世搁置了因罗马教廷干涉西班牙事务而产生的争执，与教皇庇护五世结成联盟，构成了整个联军的核心力量。教皇庇护五世的加入，意味着这支由西班牙、威尼斯、热那亚和马耳他组成的联军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圣联盟。腓力二世负责舰队的庞大军费开支，并提供了占整个舰队规模四分之一的舰船数量，因而无可争议地拥有任命指挥官的特权。

尽管腓力二世委派唐·胡安出任舰队指挥官一职，但还是在任命信中要求唐·胡安服从雷克森斯的指挥，并建议他在作战中听取身经百战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军官的建议。腓力二世同时也向唐·胡安强调了他作为舰队指挥官的政治使命，舰队一经集结完毕就要立即开赴西地中海，肩负起阻挡土耳其人入侵的职责。尽管塞浦路斯的最后一个威尼斯据点已于1571年投降，驻军军官也被残暴的土耳其人活活剥皮，联军的出征准备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9月中旬，云集在墨西拿西西里港口的基督教战舰起锚出发，踏上围剿土耳其海军部队的征程，奏响了进攻塞浦路斯的序曲。

双方的舰队都由桨帆船组成，在地中海和煦的海风中，主要依靠桨手提供前进动力。尽管土耳其人的帆船全长40米、高6米（长130英尺、高20英尺），吨位更大，吃水略深，但双方战舰规模大致相当。

在桨手所在的甲板上，几十条长凳沿两侧船舷依次排列，每支桨由三名桨手合力操纵。长凳最外端的操桨手通常由经验丰富的自由民担当，此外其他桨手大多出身奴隶。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大量粪便被直接排入舱底，以至于每条战舰周围半公里内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扑鼻的恶臭。舰队由各式各样的战船组成，其中就包括从大型商船改装而来的三桅帆战船，每条船装备约30条长凳，每支桨配有5名桨手。这种高大宽敞的商船改做战船后，可以在两弦和船头同时装备火炮，而传统战船的主要武器只配置一门位于船头的巨大火炮，可以在轨道上前后移动，以便交替进行装填火药和发射炮弹的操作。

两支各自配备了2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在爱奥尼亚海岸科林斯湾入海口外的勒班陀相遇了。后人并不清楚唐·胡安对这支巨大的基督教舰队拥有多少指挥权。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密友，热那亚海军将领吉奥瓦尼·安德烈·多利亚（唐·胡安曾向多利亚透露过他的风流韵事和各种难言之隐）的部署在这场战役中举足轻重，甚至有人认为多利亚才是这场战斗真正的指挥官。当觉察到土耳其舰队进行迂回包抄的战略意图时，唐·胡安将联军舰队排成一字长蛇阵，左翼依托陆地进行防御。他将六艘伪装过的三桅帆战船布置在舰队前方，成功迷惑了土耳其人，使他们误认为这是一些毫无威胁的补给船只。10月7日，正午11时，土耳其舰队指挥官首先发射空炮示意准备就绪，此刻的唐·胡安，笼罩在周身铠甲的耀眼光芒中，下令还击，一枚货真价实的铁弹丸呼啸着飞向土耳其人。联军炮手随即根据炮弹落海时激起的水花进行弹道校正瞄准。

当土耳其战船逼近时，位于前列的三桅帆战船突然撕下伪装，船舷的大炮同时向敌人喷出死亡之火。每轮齐射结束后，西班牙人就掉转船身，这样在一侧火炮进行射击的同时，另一侧火炮可以趁机装填弹药。土耳其人试图冲破三桅帆船侧弦火炮的致命弹幕，他们立即又遭到了舰首火炮的迎头痛击，与此同时，高层甲板上严阵以待的火枪手开始肆意射杀毫无保护的土耳其桨手和船员。就这样，在正式战斗打响之前，三分之一的土耳其舰队已经被击沉或遭到摧毁。一位意大利人为纪念此次战役写道，在亲眼目睹三桅帆战船匪夷所思的死亡旋转后，“恍若置身梦境”。

出于至今仍未查明的原因，基督教舰队的右翼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脱离整个编队，导致土耳其战舰立刻从防线缺口涌入。所幸舰队左翼和中军依旧牢牢坚守阵位，并立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此刻，神圣联盟战舰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土耳其人只能紧抓飘**的绳索像好莱坞特技演员一样跳上敌方战舰，而西班牙人则装备了绳网和缓冲垫，可以将大批士兵同时送上敌船。一登上敌方甲板，西班牙士兵立即结成长矛方阵，迅速向前推进以配合火枪兵作战。为了防止和战船一块沉入海底，土耳其战船上的奴隶被解除了镣铐，此刻他们也加入了战斗，将矛头转向了自己的主人。入夜时分，基督徒们已经大获全胜，交战双方停止了战斗，土耳其人玩笑般地向对方投掷起了橙子和柠檬。经此一役，共有100多艘土耳其战船被缴获，另有超过50艘被击沉，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土耳其方面共有3。5万名士兵阵亡（数据几乎肯定经过了夸大处理），基督教联军的阵亡人数则为7500人。

基督教舰队在勒班陀大胜的消息传来，整个欧洲陷入了沸腾的狂欢。在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引用福音书中的语句盛赞唐·胡安的功绩——“上帝派来一位使者，他的名字叫胡安。”——并下令此后每年的10月7日为胜利女神节（FeastofOurLadyofVictories）（现为玫瑰夫人节）。然而这场大胜的喜悦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土耳其海军迅速进行重建，而基督教联盟却仍在为舰队和奴隶的分配问题争吵不休。腓力二世自相矛盾的作战命令让唐·胡安进退失据，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按照联盟原定计划继续进攻塞浦路斯，或是带领西班牙战船向西撤退。在墨西拿休整期间，这位王子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和土耳其苏丹迅速媾和，以确保克里特岛、科孚岛以及其他亚得里亚海沿岸威尼斯属地的安全。

1573年，腓力二世任命雷克森斯为低地国家执政官，有意为他接替唐·胡安的职位展开布局。雷克森斯既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也是一位主和派。然而在腓力二世的明令禁止之下，他未能与对手在宗教事务上达成任何妥协。此时，在唐·胡安的率领下，西班牙舰队已经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这位查理五世的私生子立即恳请自己的哥哥腓力二世，赐予他突尼斯国王的王冠，但腓力二世却命令他立刻率舰队返回意大利。随着西班牙舰队的撤离，突尼斯再次回到土耳其人手中。直到1576年，雷克森斯去世之后，唐·胡安才终于获得了他朝思暮想的低地国家执政官头衔。彼时，腓力国王坚持叛乱分子必须无条件重新皈依天主教，因而就像诸位前任一样，唐·胡安在低地国家也难有任何政治作为。

唐·胡安时常感慨他多舛的命运，并哀叹自己是“被世界彻底遗忘的骑士”。面对叛军首领在谈判桌和战场上的双重碾压，唐·胡安节节败退，低地国家温和的天主教贵族阶层对他失去了信心，转而邀请奥地利大公马提亚斯接替他出任执政官一职。在身心重压之下，唐·胡安一病不起（可能由梅毒引发），并在持续不退的高烧中于1578年10月离开人世。考虑到西班牙在北欧地区的军事存在势单力薄，经海路遣返唐·胡安遗体的计划风险过高，可能遭到丹麦叛军或英格兰海军的袭扰拦截。于是，唐·胡安的遗体被切割成四块，藏在鞍囊里，由陆路经法国辗转回到了马德里，重新拼接完整后安葬在埃斯科里亚尔王陵中。

唐·胡安在埃斯科里亚尔王陵的葬礼是其他哈布斯堡王族私生子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荣，这完全归功于他在勒班陀战役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时人深信，勒班陀是基督世界命中注定的神圣考验，但随着奥斯曼海军和整体军力的迅速恢复，欧洲人越发迫不及待地试图挖掘此次战役的深层蕴意。《圣经》和古典文献都成了如饥似渴的评论家们研究的目标，其中创作于公元前40年的维吉尔的《牧歌》中，女先知卡米恩凭借她的预言成了众人的焦点：

卡米恩先知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伟大的世纪更迭焕然一新。

圣母马利亚再次降临；农业之神重新显灵；

天堂开启全新的际遇。

啊，圣洁的鲁西娜，她注视着那个男孩，眼中满含祝福，

他的降生将终结疯狂的杀戮，

世界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芒中……

（按：土星代表了农业之神；鲁西娜为主管生育之神）

凭借对圣母和耶稣诞生的露骨暗示，这首短诗被腓力二世的宣传家们选中，用以宣扬圣母的祝福和为基督献身的宗教虔诚令这个世界焕然一新的巨大变化。在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道路上，勒班陀战役无疑是一段光辉夺目的插曲，同时它也是融合了时代文学与艺术精华的宗教寓言。这场海战唤醒了哈布斯堡家族金羊毛骑士团的光荣梦想，勾起了人们对传奇航海家杰森的宝藏尘封已久的记忆。[无独有偶，在勒班陀海战中，唐·胡安的旗舰就被命名为阿尔戈号（TheArgo），这个名字曾被杰森使用]。基督徽章在战斗中迎风招展，图案上的IHS字母组合代表了征服（InHoo），这同样令人回忆起第一位罗马天主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312—324年在位）的胜利旗帜。在提香的作品《勒班陀战役的寓言》中，腓力向上帝高高举起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斐迪南（不久后便夭折了），仿佛此刻他就是神圣的主宰，在作为背景的勒班陀战场映衬下，生动刻画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圣餐礼的虔诚信念。

这些艺术作品均为腓力二世授意之下由他的随从一手炮制，然而，当时的国际舆论与主流民意不约而同地为勒班陀战役赋予了辉煌的象征意义。法兰西作家就将勒班陀海战誉为新时代的亚克兴战役，并盛赞腓力二世为奥古斯都再世（屋大维，后自称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大胜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联军）。在腓力二世带领下，西班牙在海外抗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与本土天主教讨伐异端的圣战相得益彰，掀起了一股崇拜圣战斗士的宗教狂潮。1585年，詹姆斯六世在苏格兰低地创作了一首关于勒班陀的叙事史诗，并迅速被翻译为拉丁语、法语、荷兰语以及德语，甚至就连当时的盐罐和墨水瓶上都绘有勒班陀战役的浮雕图案。在位于洛迦洛帕萨利诺（今天瑞士境内）的圣玛丽教堂，一位当地艺术家绘制了一幅壁画，画中圣母马利亚正在指挥幼小的耶稣基督向土耳其舰队发射炮弹。

斐迪南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对教皇庇护五世和腓力二世加入神圣联盟的邀请不置可否，对任何与勒班陀战役有关的事件敬而远之。马克西米利安声称，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不会欢迎一个由教皇领导的联盟。此举背后既有马克西米利安与父亲一脉相承的妥协传统，也有他对天主教表面维系，内心不以为然的信仰因素。作为意大利神学家阿孔提俄斯（1520—1566）的忠实信徒，马克西米利安认为，在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真正的宗教奥义，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出现的目的是唤醒基督徒内心崇高的使命召唤。他并未趁火打劫，而是于1568年和塞利姆苏丹签署和平协议，此后他的所有军事行动就仅止于偶尔摆弄一下宴会厅里那条用来取悦宾客的发条战舰模型。

在生命的最后10年中，艺术大师提香以“宗教的救赎”为题，分别创作了两幅画作。其中一幅献给腓力二世，另一幅则献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马克西米利安的那幅画下落不明，后人根据一件雕塑作品进行了仿制。画面中，宗教被隐喻为一位饱受磨难的少女，全身被毒蛇缠绕。此时，一位头戴三重冕、身披薄纱战袍的女侠从天而降，高举着皇帝的战旗。在她的脚下散落着被遗弃的各种兵器。在腓力二世的画作中，作者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微妙调整。宗教救援者此次身披盔甲，肩背长矛，腰佩宝剑，手持盾牌，还佩戴着象征西班牙的皇室纹章。背景中，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耳其人装扮成海神的模样，他的海之战车在下方缓缓沉没。在两幅主题相同的画作中，提香成功刻画了两个哈布斯堡家族截然不同的宗教立场：一方带来了和平与妥协的馈赠，而另一方则高高擎起在勒班陀浴火重生的西班牙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