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页）

我继续在沙发上躺着，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播放新闻，然后是天气预报。身穿橙色毛衣的女播音员播报说：“今夜降温加剧，明日早间平原地区气温零下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其中山地气温可能降至零下20摄氏度。”播音员的身影消失后，石狩川河口的灯塔出现在屏幕上，下方滚过“请您在休息前先关闭水管阀门”的字幕。天气太冷，水管就会被冻裂。看着字幕，我思考起水结成冰后体积会增大多少这个问题，从前学物理的时候应该是了解过的，然而现在却回想不起来。就在我思考的过程中，电视里的灯塔雪景变成了S市的街景。

我听人说，关闭水管阀门需要拧紧连接总阀门的水龙头，但自己还没关过。独门独栋自然另当别论，但公寓里的住户不止一家，即便我自己不关，水管应该也不会被冻裂，况且我还没听谁说过公寓的水管被冻裂。字幕消失后，我不由得想起了诚治不在的那个缺少父亲的家。今夜如此寒冷，孩子们会不会记得关好水管阀门呢？听说秘书长家里的水管就裂过，哪怕即刻联系自来水公司，修理也要花上两天时间。沼田的农家居所是露天环境，气温应该比城区还要低个2至3摄氏度。我为此担忧了一会儿，不过说不定孩子们早就见惯了寒冷天气，稀松平常地把阀门给关了。天气预报播完后就到了七点。或许这个时间还能吃上温热的饭菜……这么一想，我突然觉得腹内空空。桐子说会在七点左右过来，我要是不锁门，她就能自己进来。想到这里，我就在开衫外套了件大衣，向着医院的方向走去。

冰雪覆盖的路面冻得硬实，每跑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刚跑了五十多米，呼出的气息就晕白了鼻尖，看来气温真的至少降到零下15摄氏度了。

后厨还剩一个肥胖的保洁女工，她正从自动清洗机里拿出洗好的餐具。后厨里的这个设备是院长夫人亲自设计的得意之作，一次可以清洗二十人份的餐具。我一走进去，保洁女工就对我说：“您来迟了，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给您打个电话呢。”餐食除了烤制远东的多线鱼，还有炖煮的萝卜与马铃薯、裙带菜味噌汤、金枪鱼和章鱼刺身。只不过刺身是特供给值班人员的，不属于病人餐。

“每天都要值班，很累吧？”保洁女工边给我盛饭边问。这句话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有累到别人说的那个程度，我虽想这么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保洁女工继续往碗柜里放洗好的餐具，边干活儿边问我正月也一个人待着不回家，会不会感到孤独。

“也不是不孤独……”我含糊着回了一句，吃完饭接着就去了二楼的值班室。听值班人员说，住院的病人一切正常，只有315号房的一名高血压病人想要点安眠药。我开了服用一次的药量，随即离开。

离开家大概有三十分钟。等我回去的时候，门口摆了一双女士长靴，桐子刚刚关掉吸尘器。今天她没穿和服，在藏青色的毛衣外，套了件嫩绿色的格纹衬衫。

“家里没人的时候，不锁门可是很危险的。”桐子说完这句，接着又问我饿不饿。我说自己刚才就是去吃饭了。“笨蛋。”桐子边说边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保鲜盒。

“今天和姐姐一起做了什锦饭。我还想给你做个年糕汤，就带了鸡肉和鸭儿芹过来。”摆在上层的黄色保鲜盒里装着什锦饭，下面的绿色容器里则是年糕汤的材料。

“我都带来了，好歹吃点吧，可好吃了。你正月里还没吃什么应景的东西吧？”桐子说。其实，除夕夜我在医院吃了跨年荞麦面，元旦的时候也和军队一起吃了院长家里送来的下酒小菜，二号早上医院还做了年糕汤。虽然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我自己感觉还是吃过正月的应景食物了。况且，我本来也对正月要吃的东西没什么兴趣，有的吃就吃，没的吃就不吃。

我喝着白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桐子有些不忿：“你总是这样，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说：“没有那回事。你特意带过来，我很感谢你的这份心意。”桐子说：“就算接受了别人的心意，你也没有惊讶、开心的样子；别人怎么对你，你完全不放在心上，总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白了，你就是个冷漠的人。”就在这瞬间，我回想起妻子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在认真听吗？”桐子问道。我当然听进了她说的话。桐子的话并非毫无道理，还不至于令我生气。她讨厌我不把情感表达出来，但实际上是我没法表达本来就不曾出现的情感。我把这话一说，桐子就背过脸去，让我给她支烟。我把烟盒递过去，她从里面抽出一支，自己用打火机点燃了。桐子有时会出于恶作剧的心思拿烟出来抽，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她心情好或感觉烦躁的时候。和以往一样，这次也是抽了两口就被呛住了。缓和过来后，她开口说：“我没给你提任何为难的要求，只不过是特意带了年节吃的饭菜过来。你要是觉得高兴，我希望你可以坦率地把‘我很高兴’讲出来。你说吃不吃都无所谓，这不是在浪费我的心意吗？”

被桐子这么一说，我只得重新说了句“谢谢”，声音里还带着股似乎是刻意为之的生硬感。桐子捻灭没有抽完的香烟，说了句“你这人真奇怪”，随即笑了起来。

经此一出，桐子的心情稍稍好转。她叹出一口气，边喝白兰地边看起了电视。电视里，从去年年末起就频频现身的歌手正在唱着那首经久不变的歌。我们两个看着看着，桐子突然开口说：“我看到架子上的贺年卡了，里面有一张很奇怪呢。”我想起从医院把那叠贺年卡拿回家后，就一直放在架子上没管。桐子起身把那张贺年卡拿了过来：“什么嘛，完全看不懂。”说着就把贺年卡递到我面前。如我所料，果然是牟田明朗写的那张。“顺着倒着都看不懂，简直就像猜谜。会不会是送错了，还是有人故意开玩笑写的？”

我告诉她，这张贺年卡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一笔一画认真写给我的。她不相信，让我读给她听，我就读了。桐子听完后笑起来：“写的是‘新年快乐’吗？你在骗我吧。”

我对桐子说，写贺年卡的孩子是我以前的病人，他得了病，全身骨骼屈折，因此无法正常写字。桐子被勾起了好奇心，问我孩子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为什么要给我寄写着笨拙字迹的贺年卡。“快说给我听听，那个痴呆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仰慕你。”听她用了“痴呆”这个词，我决定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写这张贺年卡的不是痴呆儿童，就算是为了牟田明朗的个人名誉，我也必须先说清楚这一点。

我解释说，那孩子生来就患有脆骨病，出生时子宫内部的压力都能轻易地折断他的骨骼。根据国外的病例报告，有孩子甚至在出生的过程中就骨折了十来处，还有人因此死亡，其中大概有一半人能存活下来。得了这个病的人容易骨折，不过相应的骨折部位也很容易重新黏合，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幼儿有适应能力，他们的内脏软组织与肌肉可以根据骨骼外形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骨折后，重新接合起来的部位会变得奇形怪状，而他们就这样带着一副异常的骨相继续存活下去。我第一次为明朗诊治时，他全身上下有十多个地方发生了骨折，这些还只是X光片上清晰可数的部分，算上未能成型、在X光片上显示不出来的软骨部分，他骨折的地方应该会更多。与骨折并发的还有神经与肌肉异常。明朗的脑骨压迫了大脑，遗留下神经抽搐等症状。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肢体障碍儿童福利中心当过志愿者，见过那样的孩子。福利中心的那群孩子也是腿部弯折、脖子外凸，没办法说话。”桐子说。她说的其实是脑瘫儿童，与寄来贺年卡的明朗情况不一样。脑瘫病症严峻程度不一，常见的症状只是外形极端异化而已，而明朗得的是更难治的大病。关于病因，有人说可能是胚胎发育期营养不良，也有人说可能是骨质发育不良，而无论哪一种论调，都只是推测，真正的原因还无从得知。唯一确定的是，这种病不是遗传下来的。明朗的父亲在一家大型商社上班，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健康的人。当然，两人的亲属中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在这种情况下，生出的孩子得了脆骨病，也只能怪运气不好。

明朗是在三岁时来到我当时所在的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务室里，只有就这个孩子的治疗方案讨论过很多次。之前，诊治过他的医生说三岁的年纪可以做手术，但实际上三岁还是有些早了。然而，明朗的母亲迫切地拜托我们给他做手术，说无论从哪个地方开始做都可以，希望我们能治哪里就治哪里，尽量把他的身形纠正过来。大家开会讨论后，决定先给严重外翻的左大腿与外凸的膝盖做手术。治好了这两个地方，明朗的肢体应该多多少少会舒展一些。

我给明朗的母亲讲解了手术内容，告诉她手术后孩子的身体状况会有所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治愈，过个几年可能还要再接受手术。实际上，对于明朗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把弯曲的骨形纠正过来，明朗也不会因此感觉比从前更加舒适。因为骨骼上附着了肌肉和神经，如果这些地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骨骼就依然脆弱，这种病也就不会根除。再有一点是，手术往往伴随着生命危险。对于一般人而言，三岁就能接受普通的骨折手术；对于明朗来说，却异常困难。由于肋骨变形，明朗的肺活量还不及正常标准的三分之二，而且他的内脏也因为奇怪的身形而变得脆弱不堪，整个人的体重只有三十斤。如果可以的话，手术等两三年之后再做会更加理想。可他的母亲却说，三年后孩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如果放任他的手脚继续这么弯折下去，他就会习惯奇怪的走姿与拿东西的方式。所以，他的母亲坚决表示要趁早做手术。

明朗母亲的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明朗现在无法直立行走，只能趴在地上移动，导致右膝与左小腿外侧长出了老茧。他的右手朝外侧弯曲，活动不便，于是渐渐开始用更加灵活的脚去抓取物品。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用脚抓取物品的习惯将会伴随他的一生。然而，手术风险很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曾解释过很多次，但明朗的母亲却完全没有放弃的念头，对我们说的只有一句“拜托了”。

我把明朗母亲的意见转达给主任医师后，主任医师一时陷入了沉思。他们刚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主任医师以为只要简单地接好骨折的腿部就行，可等到明朗住院，看到他的全身状态后，主任医师就不认同做手术了。“手术风险已经和孩子母亲说清楚了吧？”主任医师确认道。对于手术这件事，孩子的母亲比医生更为迫切。

医院最终决定手术由主任医师执刀，我只负责乙醚麻醉。这种麻醉采用的是以口罩覆盖病人口鼻，然后由上至下打入乙醚点滴的方式。这一麻醉法时常用在难以采用气管插入手段施行全身麻醉的幼童身上。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二三十例麻醉，具备了一定的经验。采用这种方法时，病人只会在打入麻醉剂时感到些许痛苦，麻醉生效后则相对稳定下来。不过说实话，面对这次的麻醉，我完全没有信心。明朗的肺活量很低，而麻醉会极大地受到肺活量的影响。此外，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呼吸一次都会发出“咻咻”的声响。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的身体能否支撑长达一小时的手术实在令人存疑。做手术的医生只要做好自己的手术就可以了，而负责麻醉的医生却要时时监控病人的呼吸，计算出血量，关注病人的全身状态。说句不争气的话，就明朗来说，麻醉管理比手术更困难。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找人来替我干这个活儿。然而，身为主治医师，我没办法这么随心所欲。

“总之，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吧。一旦发生危急情况，我会中断手术，不要担心。”主任医师这样说后，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些。

明朗的手术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如我所料，他全身的状态并不乐观。明朗没什么体力，相对来说导入麻醉剂比较容易。但当他陷入昏睡状态后，出现了我此前一直担心的喘鸣症状。他的气管分泌出大量**，很快就变得呼吸困难。我们立刻给他用吸痰器，结果他的全身猛烈地抽搐起来。由于体重小，麻醉区域也很狭窄，稍稍加大乙醚的点滴量，明朗就昏迷过重；而控制麻醉的用量，又会使他时不时地重归活跃期。麻醉程度就这样不间断地起起伏伏，很不稳定。

主任医师动作麻利地做完了手术，把出血量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可即便如此，手术依然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尽管事先想着不要催促，但手术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多次窥视创口，询问主任医师手术还需要多长时间。主任医师“快了”的应答声也逐渐流露出焦躁。手术开始二十分钟后，明朗爆发了剧烈的咳嗽，我用吸痰器抽吸气管里的分泌液。这时，明朗的上半身突然挺了起来，停止了呼吸。我拿开吸痰器，用最原始的方法叩击他的胸口，钻到手术巾下给他做人工呼吸，主任医师则暂时停下动作等待。等明朗的脸上再次显出血色时，时间又过去了两三分钟。手术继续进行，明朗的血压依旧不稳定，喘鸣得很厉害。手术开始三十分钟后，我再一次询问还要做多长时间。“快了。”主任医师的回答一成不变。此时，他恰好接起了骨折部位的两边，接下来要用金属加固。这时的手术出血量只有200cc，但对体重很轻的明朗来说，这个量无疑已经相当严重了。明朗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喘鸣重新变得激烈起来。

我再次插入吸痰器。明朗总算恢复了呼吸，然而分泌液依然浅浅地附着在气管上，占据了一半的空间，他的血液含氧量也因此急速下降。我把输氧速度开到最大，可他的气管已被分泌液堵塞，无法顺利吸氧。血压再度下降，明朗的嘴唇透出乌青色，长睫闭锁的眼睑周围开始微微颤动。

已经到极限了。再不停下来，明朗就会死。我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没有开口。我没有拔吸痰器，也没有加大供氧量，只淡淡地看着明朗苍白的额头。

“你为什么不慌不忙的？”一直安静倾听的桐子开口问道。为什么呢？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在漫长的手术过程中，总有一些时候，人的大脑会瞬时一片空白，又或是思绪飘到了别处。

“可怕。那种没有责任心的医生真的存在吗？好可怕，可不能找这样的医生做手术。”不只是桐子这么觉得，对我而言，那同样是可怕的一瞬间。如果继续放任不管，明朗就会死去。那个时候，我虽然脑海里想着必须做点什么，但身体却没有跟上意识，一动不动的，感觉自己的神经连接在从命令切换到行动时中断了。“医生偶尔会被那样的感觉绊住，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听到我这么说，桐子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荒唐，那样根本不配当医生！”

看着桐子严峻的神色，我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并没有被她完全理解。手术过程中，我确实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还不到十秒。那个瞬间，好像有阵风从大脑里吹过，放弃的念头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潜进来，又毫无去向地消失不见。我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叔叔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段经历：即便你知道在某个地方有被机枪打中的危险，你也产生不了从那个地方逃离的念头。叔叔说，当时他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僵硬，而是心里想着要逃，却又觉得被打中了也没什么。那种感觉像是渴望受虐，是一种想要接近死亡**的心理。哪怕面对的不是战争这样的大场面，人一旦紧张过度，也可能会转而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我的高中同学，一个当了飞行员的朋友也说，当飞机加速，发动机全力运转，准备起飞的时候，他常常会毫无来由地产生阻断飞机升空势头的想法。要是他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停止上拉操作杆，那么飞机就会带着所有乘客径直扎进大海。他把那一瞬间称为“恶魔在大脑里跳舞”。我在手术过程中产生的放弃念头，或许就与这种情感相近。

“总而言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说。

桐子质问道：“就算像你说的，那样的念头只在脑海里闪现了一瞬，但有些时候，病人的生死就在那一两秒之间。如果病人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桐子惊讶地说道。自己的想法没能完好地解释清楚，让我感到一阵不耐烦。

“不过，你觉得瞬间的恍惚没那么严重，必定也有一定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仅仅是意识空白之类的敷衍说辞。”话说到这里，桐子暂缓片刻，似乎是思索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孩子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吧？”

桐子说的也不是错到离谱，可能在几乎想放弃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明朗死了会更好。但是，这种想法和我当时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没有关系，因为最开始产生无意识空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明朗的生死。所以，最初的空白是在紧张的手术过程中突然袭来的普通情感，并非专为明朗而生。我这样解释后，桐子说，只要我觉得孩子死了也没关系，哪怕仅仅只有一瞬，其实我就是在觉得自己可以杀了那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自己解释得不好还是桐子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在某个瞬间产生的放弃念头与认为明朗死了更好的念头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情感。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许也有其道理，但在我这里，它们是不同的。如果桐子非认为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做手术的医生盼着病人去死，真是不像话。”桐子灵巧地摇晃着白兰地酒杯，“那孩子真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