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页）
我想起了明朗的母亲。五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明朗与他母亲的面容。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转淡，然而唯有他们两个的面容，反倒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越加鲜明。明朗的母亲也和明朗一样，额头宽阔，下巴细窄。打乙醚麻醉时，盖上黑色的罩子后，明朗的下巴被掩盖住，露在外边的只有苍白的额头和眉毛。他母亲拜托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眉眼低垂，我能清晰看到的同样也只有额头的发际线位置。我多次告知她手术风险很大，而她置若罔闻。听我说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我上一刻还以为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可下一个瞬间她就说出了一句“拜托”。表面上看起来，她恳切地低着头，似乎是在认真倾听，而实际上，她从一开始就无视了我说的话，安静客气的态度中潜藏着一旦决定就绝不回头的执拗。
最终，我败给了明朗母亲的执拗。我以为她是个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人，可如今我回过神来才发现，她的坚持掌控了我。在手术过程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低头的样子。回想着她毅然决然的态度，我觉得，她其实是在拜托明朗去死。
桐子的缺点，或许就是只能认识到摆在明面上说出口的话。她想知道我是否真的爱她时，也是一遍遍地问“你爱我吗？”等我不堪其扰，回答出“我爱你”后，她才会满意。可能女人就是倾向于相信这种明确的表面化的事物。我自知很难向桐子解释清楚这种母亲盼望孩子去死的心情。不过，正因为没有说出口，我才觉得明朗的母亲是真心盼着明朗去死的。当然，对此我没有确切的依据。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我唯一感受到的只有这一点。
“你说的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母亲看着自己孩子的时候，出于怜悯突然生出的困惑而已，困惑自己是不是不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孩子身体不好，觉得孩子死了可能更好，很多母亲至少这么想过一次。但是，你想都不想地把它定性为盼望孩子去死，确实是过分了。”桐子说完，就讲起自己学生时代在残障儿童机构当志愿者的经历。她说，残障儿童的母亲虽然嘴上说孩子这样还不如死了好，但实际上却完全没有希望孩子去死的念头，只是因为照顾孩子太累，一时胡言乱语罢了，那根本不是她们的真实心声。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也存在。”然而，对于明朗的母亲，我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情，并不是瞬间的迷失，又或是一时的情绪失控。她在清醒而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
“要真是如你所说，那她自己杀了孩子不就行了？前段时间报纸上不是有报道，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兔唇病，连母乳都吞咽不进去。母亲可怜孩子，便用**把孩子闷死，然后就去自首了。那个孩子的母亲也可以这样做啊。如果真的觉得孩子死了才是一种解脱，就应该自己动手。拜托医生做手术，心里却默默地盼望孩子死亡，那也太可笑了。总而言之，这种做法很可耻。要是救回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归根结底，桐子看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它片面地归到某一方上去。拿颜色来类比的话，桐子就是那种只会选择红色或黄色等原色，绝不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颜色的人。而在我看来，明朗母亲当时的心情并不是绝对的，既非决然希望医生把孩子杀死，亦非决然希望孩子获得拯救。她只是不再无动于衷地等待下去，必须为孩子做点什么。即便是伴随着死亡危险的手术，那也总比袖手旁观更有希望。哪怕手术失败了，那也是孩子的运气不好，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朗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盼望孩子死亡，可能是在思索手术风险的过程中，情感上逐渐接受了孩子的死亡。这话一出口，桐子就微微有些不耐烦地说：“无所谓了，反正孩子是得救了。”孩子自然是得救了，因此才能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
“真可爱，现在都八岁了啊。”桐子重新拿起贺年卡，“话说回来，孩子那时没了呼吸，命悬一线，是在你的帮助下才活到了现在。总之，对这个孩子来说，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是。”我立刻出声否认。“那是什么呢？”桐子问。我答不上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恩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那时候我自己都有种莫名想要放弃的念头，说不定就连明朗的母亲都盼着他死去。如果继续打入乙醚，两三分钟之内，明朗就会死亡。确切地说，只要静待一分钟，他应该就会脸色苍白，停止呼吸。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明朗不似苍白，更似青黑的那张脸。
可就在下一刻，我突然打开输氧开关，启动吸痰器。这么做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觉得自己必须帮明朗。之后，我就开始尽心尽力地救治他，先前头脑里的一片空白仿佛从未存在过。
在那之后，手术又持续了近二十分钟，明朗最终挺了过来。我一边分出心思关注着接连袭来的喘鸣与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与将断未断的脉搏，一边把氧气送进输氧管，挽救明朗的生命。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能肯定自己救了明朗。手术结束时，主任医师称赞我做得很好，我也觉得自己闯过了一道难关。看着面前坚强的明朗，我悄悄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为什么先前还觉得孩子死了更好，后来又拼尽全力地救他呢？”不出意料，桐子又一脸不解地问道。我说：“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觉得恐惧。”“恐惧？”桐子有了新的疑问。
“你是不是看那孩子可爱，才把他救回来了？”桐子耸耸细长的脖子，“如果是这样，那你救他就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世间大爱。你是为了满足自我才努力救他的。”
我把抽了一半的烟拿在手上，看着桐子。她这次难得说中了要害。确实，照桐子的逻辑来看，我是出于利己主义思想才救了明朗。“要是杀了他不会受到负罪感的谴责，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桐子穷追不舍。
“出于这种原因救治病人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同样认为这不正常。不过我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候全力以赴了。当时，我又是拉吸痰器，又是供氧，又是查探脉搏，无疑是为了逃离自己因消极怠工、有意害人而产生的恐惧感。
“话说回来，手术顺利结束，孩子回到病房之后，他母亲一定很开心吧？”似乎是觉得刚刚的话说得太满，桐子的语气柔和了许多。明朗回病房的时候，我还留在手术室里，因此也无从得知明朗的母亲有什么反应。手术结束后，我在手术室的淋浴间洗了个澡，去病房的时候，明朗的母亲正坐在他的床边。
“他身体虚弱，之后可能会发低烧，还会犯支气管炎，不过问题不大，用不着担心。”在我说话的时候，明朗的母亲依然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孩子的胳膊和腿怎么样了？”相比明朗母亲的态度，桐子似乎更加在意明朗的身体情况。
手术切除了明朗左大腿的弯折部位，矫正成笔直的形状后，加了一块小小的金属板固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朗立刻就能自如行走了。他的左脚踝扭曲朝外，右脚踝还有两处骨折。即便骨形都矫正了，驱动手脚的肌肉依旧发育不良，他还是不可能独立行走的。归根结底，手术所做的只是修整他的骨相而已。
“所以，他到现在也只能写出这样的字……”桐子又看了眼贺年卡，“不过，这字也确实太不成样子了，不单是不好看，还有手抖的痕迹呢。”
桐子说得没错。明朗因头盖骨骨折压迫大脑，损害了运动中枢神经，一旦紧张，手脚就会颤动。这些字，他或许不是用手写的，而是用脚趾夹着笔写下来的。
“他现在八岁了，还是治不了吗？”桐子叹了口气。明朗的病情难度已经超越了目前医疗水平的极限。非但如此，随着肌肉的强化，抽搐与骨骼变形的症状还有可能继续加剧。
五年没见了，我不知道明朗现在的症状具体如何，不过从贺年卡上的字迹来看，他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个老样子。
“每年都记着给你写贺年卡，真是不简单。他就是把你当成救命恩人了嘛。”我沉默以对。要是再说些什么，恐怕又会变成我自己的单方面推测。然而，先前一直在喝白兰地，随之而来的醉意使我变得比平时多话。
“可能是孩子的母亲让孩子写的。”
“有道理。你看，收件栏就是母亲写的。母亲一切安好，就叫孩子每年都给你写贺年卡。”桐子似乎还未理解我看到贺年卡后感到忧郁的真实心情，单纯地认准这就是病人给关照过自己的医生写贺年卡而已。我喘了口气，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后，开口说道：“这张卡可能确实包含着他们感谢的心意，但也有可能还寄托着母子俩的怨恨。”
“这话是什么意思？”桐子探出半个身子。或许是想多了，我总觉得明朗的贺年卡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控诉，控诉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把他杀死。明朗似乎在对我呼喊：“您当年没有杀我，所以我才长到如今这般大。身体成长了，我却依然写不好字，也不能去学校上学。重度残障的我，一辈子只能把自己绑在家里。我现在的苦难都是您造成的！”
如我所料，桐子并不赞同我的看法。“就算是因病上不了学，孩子平安长大也是值得高兴的。还说什么怨恨，你不该这样曲解别人的好意。”桐子说什么都好，反正看着眼前奇形怪状的字体，我还是不由得感觉到了明朗的怨恨。飞跃朝上的一个个文字，看起来像是明朗在控诉被强行留在人世的愤怒与悲哀。
“才不是呢。你是因为出于利己主义救的孩子，觉得心虚，才会把别人想象成受害者，错误地以为救人成了坏事。你只是在畏惧自己的幻想，就像杀人凶手伪装得再怎么平静，却还是过不了死者那一关。”
“这么写有什么问题？”桐子或许还不懂，然而她只要见了那位安静而固执的母亲，还有身体畸形的明朗，应该就能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张贺年卡看作恶魔的来信了。
无论我转到哪家医院，明朗的贺年卡总会在元旦的早晨，雷打不动地寄送到我身边：当我离开大学附属医院，到地方医院出差时，它在；当我回乡探亲时，它在；甚至当我转到这家冰封雪盖的医院，以为它不会再出现时，它还是追着我来到了这里。它就像间谍，像黑社会一样，执着而坚韧地追寻着我的踪迹。这很像是那个内敛而固执的母亲做的事。
“像你这样平静冷漠的人，怎么会害怕这种事呢？放宽心，你本来就是把他们从绝望、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人，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份恩情，所以才特意打探你的去向，给你寄来了贺年卡。你从不回写贺年卡，他们也毫不在意，还是每年都向你问声好。你应该感谢他们，而不是憎恨，不是吗？”
我并没有憎恨那对母子，只是觉得瘆人。自己救回来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我仅仅是害怕这种感觉而已。“你是太累了，累了脑子想事情的时候就容易不正常。你从除夕开始连值了四天班，精神都错乱了。说是只在医院和房里待着不做事，但身体活动不开啊；身体活动不开，心情自然也就静不下来了。”
桐子说的和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我没有出声。我心里的想法如果是疲劳带来的，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不想再看到明朗的贺年卡了。
“不谈这个了。”桐子说着便再度坐了回去，拿过白兰地酒杯。我自然是赞成的。一开始把贺年卡的事情拿出来说，问来问去的人就是桐子。“很久没出去喝酒了，要不要去？啊，对了，你还不能出门吧？”
出门倒是可以，只是正月这三天，我想没有店家会开门迎客。然而桐子说，北斗酒店的地下餐厅还开着。北斗酒店一年前建成落地，是本地唯一一家西式酒店。
“去吧。”桐子又催促了一遍。当我站起身穿上西装，熄灭炉火，准备出门的时候，看到了摊在桌上的那张贺年卡。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把那张卡收进了书架的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