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啊小街（第3页）
母亲却说：“也有一点不好。比街面低不少呢！夏天，街上的雨水肯定会往院子里流的。”
我又生气地说：“看都搬来好多家了，别人家都不担心，怎么就你担心！”母亲复瞪我一眼，又不理我了。说那个院子不小，是相对于光仁街而言的。比起我家在安平街住过的那个院子，那还是小多了。院中公有的空地，只有前者的五六分之一。三面是住房，一面是各家各户的煤棚。有两扇对开的院门，门旁是公厕。全院只剩一处空房子了——两间。大间十五平方米，小间八九平方米，带门斗，前后窗。母亲在空房子里时，一个女人走出家门，主动和母亲打招呼。她家也是安平街上动迁过来的，和母亲认识。她说：“要是看中了，趁早搬过来吧，正好咱们两家成了住一个院子的近邻。”母亲说：“当家的远在外省，我得和孩子们商议商议。”我立刻说：“妈，我同意！”那女人笑道：“真是你妈的好参谋！”母亲看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还抚摸了我的头一下……就这样，我家从安平街搬到了光仁街。那时已是九月。穷家易搬。厂方给出了一辆卡车，仅一车就搬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在新家过的“十一”。里间外间都搭了床，全家六口分两张床睡，我从没睡得那么宽绰。母亲的心情也从没那么好过，脸上经常浮现着满足的微笑。“十一”那一天，她还有极好的情绪率领她的四儿一女逛了一次动物园。
两个月后，冬季来临了。那一年的冬季可真冷啊！正是备战的年份，据说好煤都由国家储存起来了，供给居民冬季取暖的只不过是煤粉。不好烧，炉膛里的火总是半燃半熄的，往往连一顿大25ed7子粥也不易煮熟。那一个冬季，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全都被冻感冒过。春节的日子里，轮到了我发高烧。然而那我也还是在三十儿那天晚上将地板刷了一遍。不是刷油，是用刷子蘸肥皂水刷裸纹的地板。终于又住上有地板的房子了，干吗不将它刷得清清洁洁的呢？发高烧又有什么呢？谁又没发过高烧呢？
尽管我们的新家冻手冻脚的，然而我们有珍藏的旧年画用图钉按在墙上；有母亲的巧手剪成的拉花悬在天花板上；所有的门两旁，还贴着哥哥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的对联。初一邻居们相互拜年时，都夸我们的家里最有过春节的气氛。漫长的冬季总算挨过去了，母亲和我们对春天的到来显出异乎寻常的欢喜。五月份，大地一开始变得松软，我便向邻家借了一辆小推车，动员了两个弟弟，每天一放学就这里那里到处去发现黄土堆，挖掘了，一小推车一小推车地往家里推。有时，要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七月，我小学毕业了。我和两个弟弟托出了百余块土坯，并且它们都已经晒得干干的了。八月，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暑假。在这个月份里，我为我家的两间屋子盘成了两铺火炕，炕面和炕墙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我是瓦匠的儿子，那些活对我并非难事。试烧了几天，烟路通畅。母亲见我们那么能干，一高兴，手就松了，居然舍得了两元多钱允许我买了一盒油漆。我极为节省地用光了一盒绿色的油漆，于是两铺炕成了绿色的。我在盘火炕时，不小心弄穿了一面墙的墙根。其实也不能怪我不小心，那墙实在太是一面骗人眼睛的墙了。原来，那院子本是一个加工纸盒的街道小厂。开不下去了，就被铁丝厂收购了去。把全院的房子草草伪装了一番，用以应付动迁的人家。我家的房子是最后一套，干那种活的人们更是应付了事，仅仅用些草绳就马马虎虎编了一面墙，里外抹上泥，人眼又怎么看得穿呢？我怕母亲发现了真相，后悔搬到这个院子里来。趁母亲不在家里的半天，把那堵墙根推倒，用剩下的土坯重砌起来。等母亲回到家里，我已大功告成。
九月，父亲回来探家了，父亲对我们的新家也很满意。新邻居们的关系相处得特别友好，这令父亲对生活产生了满心怀的感激。他说：“等我退休了，能在这个院子里养老，岂不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吗？”他对我盘的两铺火炕，也予以了郑重其事的表扬。他为我家的前后窗都围起了小院子。我家的房子虽然在全院是最小的，却因为是最把头的一套，前后窗前都有理属我家的空地。母亲向街坊要了几种花，而我趁夜从一所疗养院的院子里盗挖了一株檞树苗。于是我家前窗外有花，后窗外有树，使邻居们大为羡慕。
我们这一家的小百姓生活，似乎已开始过出了几分诗意。对于我的理解，幸福的生活似乎并非梦想了。
但父亲临走时却大发了一顿脾气——他不同意哥哥考大学，要求哥哥找工作。可哥哥却一心渴望上大学，母亲暗中支持着哥哥。事情还惊动了校方，哥哥的班主任老师陪同一位副校长来到家里，批评了父亲一通。
父亲走的那一天，恰是哥哥大学考试的第一天。
哥哥谎说去找工作，没送父亲。
我代表全家将父亲送到了火车站。
父亲辩解似的对我说：“爸开始老了，实在是没能力供一名大学生了啊！”
列车一开，我看到父亲眼中流下了泪……
我先收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又过几天母亲被选为街道组长。
我家这一户新搬到光仁街上才一年的人家，因为母亲是街道组长，因为出了一名大学生，成了一户颇受尊敬的人家。对于哥哥考上大学，我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哥哥之善于学习，正如我之善于托坯盘火炕。但母亲居然被选成了街道组长，却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在短短的一年里，她怎么就赢得了几十户人家的好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日子里，母亲脸上经常浮现着微笑。我看得出来，她特有成就感。
对于我来说，我家的幸福生活，到来得是未免太顺利了呀。
那一年的冬季我家里温暖如春。
那一年的春节我把家粉刷了一遍，四壁滚上了好看的花样。我把我们小小的温馨的家当成了一个王国。父亲远在外地，哥哥上大学去了，我就是国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们的家施行美化性的改造，母亲只偶尔地“垂帘听政”。倘我不向她伸手要钱，母亲从不反对我的任何主张。
当年秋末，哥哥被大学里的人护送回来了——他患了精神病。
从此我家的生活不再有丝毫的诗性可言，幸福一去不复返。父亲和母亲，也永远地失和了。我想，他们可能一直到死，都谁也没有真正地原谅了谁——父亲认为母亲支持哥哥考大学是绝对错误的；母亲则认为，哥哥得了精神病，纯粹是由于父亲施加给他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弟弟妹妹们失去了欢乐……
我成了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
又两年后，我为了替家里挣份钱，无怨无悔地报名下乡去了。依我想来，要治好哥哥的病，前提是得有钱。只有治好了哥哥的病，母亲脸上才会重现微笑；弟弟妹妹们才会重享欢乐；父母才会彼此和解；诗性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幸福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我那时当然还不明白，精神病是无法根治的。
我下乡以后，从地理上讲，父亲离我是更遥远了。从心理上讲，我离父亲反倒像是更贴近了。因为我终于也和父亲一样，成了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人，而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光仁街十三号，它成为我和父亲的共同的意识中枢。我和父亲每月各自将钱汇往这个地址。我们的目光，从东北边陲和西部的大山之间，共同关注着光仁街十三号——这个院子里有家啊！
我和父亲相见一面更难了。
父亲从四川回到哈尔滨市的光仁街十三号，竟往往需要六天；而我从北大荒回到光仁街十三号，一路顺利，不住店，那也得经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我和父亲不容易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里请下探亲假，我和父亲见上一面特别的难了。
在我下乡的六年多里，光仁街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它的姊妹街光义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也全都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因为那些街道，原本就不曾怎么地像过街道的样子。解放以前，那儿只不过有一处日本兵营、一处日本军妓馆，旁边是一幢日本军官们住的小二层楼。那么解放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安家呢？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老百姓建家院，从四面八方迁住到那个被城市荒弃的地方。刚解放的老百姓，尽是一穷二白的老百姓，当初自建的家院有多么简陋可想而知。那些后来被文化人起了很文化的街名的街道，当初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家与家、户与户、屋与屋、院与院的距离而已……
我上大学那一年，途经哈尔滨，在家里住了两天。那两天大雨中雨小雨接连不断，立体的光仁街笼罩在雨中；平面的光仁街浸泡在水里，像一只不知被雨水从哪儿冲过来却又被什么东西挂住了的破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