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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着我走进一条小巷，小巷里有一座锡皮顶的小屋，跟乡下的小凉亭差不多，我们在门口停了下来，已经有差不多25个流浪汉在那儿等着了。有几个很脏的老家伙，其余的多是看上去挺正派的小伙子，是从北边来的，很可能是失业的矿工或者摘棉花的工人。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位女士，她把我们迎了进去。这位女士身穿蓝色丝质长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

我们脱下帽子，坐下，觉得很不自然。这位女士给大伙儿分了茶，在我们喝茶吃面包的时候，她一直在四处走动，亲切地说着话。她说的是关于宗教的事——说耶稣一向怜爱我们这样的贫苦人，一个人在教堂做礼拜时时间过得有多快，还说一个行路人经常做祷告是多么重要。我们不喜欢听她讲这种东西。我们靠墙坐着，捻弄着各自的帽子（流浪汉没了帽子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脸变得通红。这位女士跟我们说话时，我们尽量嘟囔点儿什么。不用说，她这么做都是出于好心。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小盘面包走到一个北方小伙子跟前，然后对他说：

“我的孩子，最近一次你跪下来跟你天上的父做灵魂上的沟通是什么时候？”

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不过他的肚子替他回答了，一见到吃的东西，他的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叫起来。他被羞臊得无地自容，面包也吃不下去了。只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并且还能回答得让她满意。这人活力十足，长着一个红鼻子，看模样像是个因为酗酒丢了袖章的下士。他能够大言不惭地说出“亲爱的主耶稣”这句话。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人。毫无疑问，他是在监狱里学会这一套的。

茶喝完了，我发现流浪汉们正相互间偷瞄对方。不用说，大伙儿的想法是一样的——祈祷开始前能不能溜掉？有个人已经坐不住了——还没站起来，却不时地朝门口偷看，似乎是在提议：走吧。这位女士看了他一眼，把他给按住了。她用比刚才更加亲切的语调说：

“我觉得你们没必要这么早去。临时救济站六点才开门，咱们还有时间跪下来，跟我们天上的父说两句。我觉得说完之后咱们就会好受些，对吗？”

红鼻子男人赶紧帮忙，把手风琴摆好位置，把《圣经》分发给大家。发《圣经》的时候他是背对着那位女士的。这是他想出的一个主意，是一种开玩笑式的做法。就像发一副扑克牌似的，每走到一个人跟前，他都会压低声音说：“伙计，这是你的牌，咱们现在玩的是拿破仑纸牌游戏，这张是你的！四张A，一张K！……”

我们帽子也不戴就跪在肮脏的茶杯中间，开始嘟囔那些我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还有那些我们本不应该做却做了的事。那位女士满怀热情地祈祷，眼睛却始终在环视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祷告。我们逮着一个空子便相互间嘻嘻一笑，使个眼色，低声说几个非常下流的笑话，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在乎。不过这么干让我们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除了那个红鼻子的家伙，大伙儿的心思都不在这上面，没人能够稍微大声地说出应答文。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表现得稍微好些。不过有个老流浪汉除了“向前，基督的勇士们”这一句之外别的什么都不会唱，于是他总时不时地唱这一句，把挺动听的一首圣歌给搞得乱七八糟。

祈祷持续了半个小时。那位女士在门口跟我们一一握手之后，我们就溜了。一走到她听不见的地方，就有人说：“麻烦事总算完了。我还以为这祈祷没完没了了呢。”

“你不能白吃人家的面包，你得付钱。”就听另外一个人说：

“你说的是付钱，对吧？哈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跪下来祈祷，他们连一杯两便士的茶都不会给你的。”

大伙儿都觉得这人说得在理，纷纷嘟囔着表示同意。很明显，这些流浪汉喝了人家的茶，却不懂得感恩。说真的，那茶的味道真不错，跟咖啡馆里卖的茶大不一样，这种区别就像正宗的波尔多酒跟自称为波尔多酒的垃圾酒一样。同时，我还认为，人家给我们茶喝完全出自好心，没想着要侮辱我们，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应该对人家表示感谢——可我们没这么做。

临时救济站

六点差一刻，爱尔兰老人把我领到临时救济站。临时救济站是一栋灰黄色的立体砖楼，伫立在救济院的一个角落里，让人看上去觉得很不舒服：一排排的小窗户被栏杆阻挡着，一道高高的墙和几扇大铁门把它和路隔开，远远望去更像是一座监狱。那儿已经有了一长队衣衫褴褛的人，都在等着开门。这些人长什么样的都有，多大年龄的都有，最年轻的只有16岁，脸还很稚嫩；最老的75岁，背也驼了，牙齿也掉光了，活像一具干尸。其中有几个流浪汉，一看就是老资格，这从他们的拐杖、小棍和灰黑色的脸就能辨认出来。有些原来是在工厂做工的，现在没了工作；有些是农民；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职员和两个确定无疑的智障。看着这一大群人，我忍不住心生厌恶。可他们既不是坏人，也不能对旁人构成什么威胁，只是一群看上去不那么雅观、肮脏透顶的人。他们差不多都穿着破衣服，一看就知道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不过，这些人都很友好，什么都不问。有好几个还给我烟抽——当然了，都是烟头。

我们靠在墙上吸烟，大伙儿开始谈论最近一段时间去的那些临时救济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大致可以判断出临时救济站各不相同，每一个都有优点和缺点，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牢记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老手会把英国各个临时救济站的特点告诉你，比如A临时救济站的特点如下：可以吸烟，但室内有臭虫；B的特点如下：床很舒服，但看门的那家伙是个流氓；C的特点如下：一早上他们就放你出去，但那茶不能喝；D的特点如下：要是你有钱，那里面的工作人员就会把钱偷走，等等。

流浪汉们都有走熟了的路，用不了一天就能到达其中的一家临时救济站。我听人说从巴尼到圣奥尔班这条路最好走。他们提醒我要绕开比勒里基和切尔姆斯福德，还有肯特的艾德山。切尔西据说是英国最豪华的临时救济站。赞美它的人说，那儿的毯子更像是监狱里的，而不像是临时救济站的。夏天，流浪汉们往往漂泊在外，到了冬天，他们就尽可能向大城市靠拢。这种地方暖和，慈善事业做得也好。不过，他们得不停地漂泊。因为一个流浪汉每个月不能两次进入同一家伦敦的临时救济站，要是被人抓住就得蹲一个星期的班房。

六点过一点儿，门开了，我们开始挨个儿进去登记。院子里有间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登记簿进去了，登记簿上有我们的名字、职业和年龄这些信息，还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最后一项是为了记录我们这些流浪汉的行踪。我给出的职业是“画家”。我画过几幅水彩画——话说回来，谁又没画过呢？那个工作人员问我们当中有没有带钱的，大伙儿都说没带。按规定，一个人进临时救济站的时候，口袋里的钱不能超过八便士，要是少于这个数，也得在门口上交。不过，流浪汉的惯常做法是把钱用一块布紧紧裹起来，不让它们发出声音，然后再偷偷带进来。他们一般把钱放进茶叶包或者糖包里（每个流浪汉都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或者夹在“文件”中，这些“文件”是圣物，从不搜查。

在办公室登记之后，一个工作人员（流浪汉的头头儿，他的工作是管理流浪汉。一般来说，他也是接受救济的人）和一个穿着蓝色制服、又嚷又叫、颇具流氓作风的门卫领着我们走进临时救济站。临时救济站里面不过有一间浴室、一间厕所，外加一些由两长排石头砌成的小屋子。小屋子或许有100间之多。屋里空****的，很阴暗，干净得让人感觉不舒服，还有一股软肥皂、洗涤剂和公共厕所的味道——总之是一种冰冷的、令人沮丧的、只有监狱里才会有的那种味道。

门卫把我们聚集在走廊里，然后让我们进浴室。每次进六个人，洗澡前需要搜身。搜身是看看你带没带钱和香烟。在拉姆顿临时救济站，只要你能把香烟带进去，想抽就抽，没人管。不过要是被人发现，你身上带着这些东西，那它们就会被没收。老手告诉我们，门卫从不搜查膝盖以下的部分，所以进浴室之前，我们都把各自的香烟藏到了靴子的脚脖子处。然后，脱衣服时，我们就会把香烟偷偷放进外套口袋中。外套是被我们当枕头用的，可以随身带着。

浴室内的一幕格外令人讨厌。50个肮脏、一丝不挂的男人挤在一间20平方英尺的小屋里，胳膊肘挨着胳膊肘。浴缸只有两个，毛巾也只有两块，黏糊糊的。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脚丫子发出的恶臭。少数流浪汉实际上一辈子都没洗过澡，他们说，洗热水澡会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变得“虚弱”。不过脸和脚是要洗的，还有他们缠在脚趾上的那些令人作呕的小布条也是要洗的，所以趁别人在浴缸里洗的时候，有些人就把自己的脚洗完了。门卫把我们推来推去，看到有人磨磨蹭蹭就破口大骂。轮到我洗的时候，我问能不能先把浴缸好好冲一下然后再洗，因为里头已经留下了很多污秽之物。门卫只是简单而粗暴地说了一句：“快闭嘴！快洗！”这儿的人都是这么说话的，我再也没敢张嘴。

洗完澡，门卫把我们的衣服捆成捆儿，把临时救济站的灰色的纯棉衬衫分给我们。这些衬衫就像剪短了的男睡衣，至于是不是干净的，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挨个儿走进小房间，过了一会儿，门卫和流浪汉头头儿就从救济院把晚餐给我们送来了。每个人的饭食都是定量的：半磅楔子形的、涂着人造奶油的面包和一品脱没有加糖的味道极苦的用一个锡罐盛着的可可饮料。坐在地上，我们只用了五分钟就把这些东西扫**光了。七点左右，小屋的门在外面被锁上了，一直要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才会开。

临时救济站允许每个流浪汉跟他的朋友睡一个屋，每间小屋睡两个人，当初人家就是这么计划的。我没有朋友，人家让我跟另外一个单身流浪汉睡一个屋。这人是个瘦子，一张小脸，还略微有点儿斜眼。小屋面积是八平方英尺，高五英尺，是石头砌成的，高墙上有一扇窗户，用栅栏封死了，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总体来看，真像监狱里的号子。屋内有六条毯子，一个夜壶，一条热水管，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朝周围看看，觉得缺点儿什么。然后，我心里一惊，明白了，于是便大声叫道：

“床呢？”

“床？”那人回了我一句，脸上一副吃惊的表情，“没床！你还想要床？在这种临时救济站你得睡地板。上帝！这种地方你还没适应吗？”

临时救济站里没有床，这似乎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把外套卷起来，倚住热水管，尽可能让自己舒服点儿。屋里很憋闷，空气很污浊，温度却不高，把六条毯子都垫到身体下面肯定会冷的，于是我们各拿出一条，放到身体下面，让地板显得稍微软和点儿。我们分开睡，相隔一英尺，呼吸的时候，气体吹到对方脸上，我们光着的身子又不时地与对方的碰到一起，我们只好翻个身，背对对方，睡下。随后，我们翻来覆去，想让自己躺得舒服点儿，可这没起多大作用。翻身调整位置的时候，先有一种麻木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痛，因为毯子太薄，地板的坚硬透了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睡觉是可以的。不过这一晚上，前前后后我一共睡了还不到十分钟。

半夜的时候，我的室友凑近我的身体，想跟我搞同性恋——在一间上了锁、黑漆漆的小屋里搞这种事真龌龊。他长得不壮实，我很轻易地就制服了他。可这样一来，觉也睡不成了。那天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醒着，抽烟，聊天。这人告诉我，他丢了工作之后，他的妻子就把他抛弃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尝过女人的滋味了，都快忘了她们长什么样了。他还说，在流浪汉中搞同性恋很普遍。

第二天早上八点，门卫走进走廊，把门打开，大声喊着：“都出来！”门开了，冒出来一股奇臭无比的尿臊味儿。走廊里顿时出现了一群肮脏、穿着灰色衬衫的家伙，每个人的手里都端着一只夜壶，争抢着向卫生间冲去。早上的时候，人家似乎只给我们这帮人预备了一桶水，等我到卫生间一看，已经有20个流浪汉在洗脸了。我瞟了一眼漂在水面上的黑乎乎的脏东西，脸也没洗就走了。在这之后，救济院为我们分发早餐，吃的东西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吃完，拿来衣服，我们去院子里干活儿。我们的工作是削土豆皮，这些土豆是做救济者的晚餐用的。其实这只是一道程序，是为了不让我们闲着，故意给我们找点儿事做，等医生来为我们做检查。大多数流浪汉什么都没干。十点，医生来了，我们又进了各自的小屋，脱得赤条条的，然后出来，站在走廊里等着检查。

我们一丝不挂地在走廊里排成一排，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你根本无法想象出当时我们那副衰败、颓废的样子，我们就这样在无情的晨光中站着。流浪汉的衣服是不怎么样，可还能起到遮丑的作用。要想看到流浪汉的本来面目，让他们光着身体就行了。扁平足、大肚子、深陷的胸脯、下垂的肌肉……长什么样的都有，身体的种种丑陋之处都在这里了。几乎每个人都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有些一眼瞧上去就是病人，有两个人还戴着疝带，其中一个是那个像一具干尸的75岁的老者。我真是纳闷儿，像他这种体格是怎么完成每天的长途跋涉的。瞧瞧我们每个人的脸，胡子拉碴，皱纹堆叠，全都是没睡觉闹的。这情景让人觉得，我们喝了一个礼拜的酒，现在正处于康复阶段。

检查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天花，至于别的毛病人家是不管的。医生还是个学生，叼着一支烟，快步在我们旁边走过，用眼上下扫着我们，根本不问感觉哪儿不舒服什么的。我室友脱光衣服时，我看到他的胸脯上长满了红色的疹子。昨天晚上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只有几英寸，于是我立刻慌了，生怕被他传染了。然而，医生检查完之后说，那只是营养不良的结果。

检查完之后，我们穿好衣服，又被赶到院子里。在那儿，门卫挨个儿喊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留在办公室里的东西还给我们，并且给每个人发了一张饭票。每张饭票面值六便士，昨天晚上我们登记了今天要走的路线，沿途会有一些咖啡馆，饭票只能在指定的咖啡馆里用。看到有些流浪汉竟然不识字，我觉得挺有意思，他们只能让我和别的“文化人”帮他们解释。

门开了，我们立即散开。被监禁了一夜，我们受够了临时救济站小屋里恶臭的空气，外面的空气乍一闻上去是多么芳香，甚至连郊区后街里的空气也是如此！现在我有了一个伴儿。削土豆皮的时候，我跟一个叫培迪·杰奎斯的爱尔兰流浪汉成为朋友。这个人面色苍白而忧郁，看上去挺干净，也很正派。他打算去爱德博瑞临时救济站，于是提议我和他同行。我们出发了，并在下午三点到了那儿。本来是12英里的路程，可我们却走了14英里，因为我们在伦敦北部那片荒凉的贫民窟里迷了路。我们的饭票上指定的是伊福的一家咖啡馆。等我们到了那儿，一个当服务生的黄毛小丫头瞧了一眼我们的饭票，发现我们是流浪汉，便轻蔑地一晃脑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为我们服务。最后，她把两大杯茶、四片面包（也就是八便士的食物）摔在了桌子上。流浪汉的每张饭票差不多都要被咖啡馆骗去两便士，似乎这已成了一贯做法。因为流浪汉手里拿的是饭票不是钱，所以他们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就只能去别的地方了。

流浪汉培迪

培迪跟我做伴做了两周，鉴于他是我熟识的第一个流浪汉，我想好好把他描述一下。我觉得他很具有代表性，在英国像他这样的流浪汉有好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