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hree 转机总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到来 幻想与现实01（第1页）
PartThree转机，总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到来幻想与现实01
我取道敦刻尔克和蒂尔博瑞，坐客轮的三等舱回英国。走这条路穿越英吉利海峡，花费最少，却并不是最糟糕的。要想在船舱里睡觉，得另外掏钱，索性我跟三等舱的大部分乘客一块儿睡在轮船的交谊厅里。那天的情景我在日记中有记录：
“27个男人，16个女人，一块儿睡在交谊厅里。今天早上，没有一位女士洗过脸。男人们去洗手间了；女人们拿出化妆盒，脸也不洗，直接抹粉。我的问题来了：性别在这种场合是次要的吗？”
旅程中，我跟一对来自罗马尼亚的夫妇攀谈起来。他们还是孩子，准备去英国度蜜月。他们问了我无数个关于英国的问题，我大言不惭地向他们吹嘘。马上就回家了，我心里很高兴。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穷了这么久，在我看来英国似乎成了天堂。英国的确有很多东西吸引着你回家：浴室，扶手椅，薄荷酱，烤得非常地道的新土豆，棕黄色的面包，橘子果酱，用真正的啤酒花酿制的啤酒——这些东西真的很棒，前提是你能买得起。你有钱的时候，英国还真是个不错的国家。当然了，我还有一份照顾弱智儿的工作，穷肯定是穷不了了。一想到自己不再是个穷人，我就变得非常爱国。那对罗马尼亚夫妇问得越多，我就越赞美英国。天气啊、景色啊、艺术啊、文学啊、法律啊——总之，英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英国的建筑好看吗？”那对夫妇问。“棒得不得了！”我说，“你们俩的确应该看看伦敦的雕像！巴黎太粗俗了——一半是浮华，一半是贫民窟。可伦敦——”
接着，船沿着蒂尔博瑞港口慢行。河岸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巨大的酒店，墙都是用灰泥粉刷的，顶上还有几个小尖塔。站在英国的海岸上望去，酒店就像几个笨蛋注视着的一家收容所的外墙。“法国建筑师设计的。”我向他们保证。又过了一会儿，当火车穿过东区的贫民窟慢慢爬过伦敦时，我还在夸赞英国的建筑之美，似乎一点儿也不能说英国不好。现在我回家了，再也不用过那种穷日子了。
我去了B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的幻想破灭了。“真对不起，”他说，“要雇你的那个人出国了，耐心点儿，一个月后他就回来。坚持一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来到街上才想起应该再向他借点儿钱。还有一个月呢，我身上只剩下了十九先令六便士。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在街上晃了一天，到了晚上，我实在想不出伦敦哪儿有便宜的床位，于是便去了一家“家庭旅馆”，房费是七先令六便士。交完钱，我身上只剩下十先令两便士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了主意。无论如何，我还得去向B借点儿钱，但这事太丢人了，与此同时，我还得偷偷摸摸地活着。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千万不能把那套最好的衣服当掉。除了那套第二好的衣服，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寄存在车站的衣帽间。我要用那套第二好的衣服换些便宜的衣服穿，说不定人家还能找给我一英镑。要想靠30先令活一个月，我必须穿破衣服——当然了，越破越好。究竟30先令能不能撑一个月，我不知道，毕竟我对伦敦不像对巴黎那么熟悉。或许我可以去乞讨，把鞋带卖掉也行。我记得我在一份报纸上读过一篇关于乞丐的文章，文章说这帮家伙把2000英镑缝进了他们的裤子里。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在伦敦饿死，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为了卖掉衣服，我去了朗伯斯区，那儿的人都很穷，有很多卖旧衣服的店铺。在第一家店铺，店主态度很友好，却不愿帮我的忙；第二家店铺的老板态度很粗鲁；第三家店铺的老板是个聋子，也许是装聋作哑；第四家店铺的老板是个一头金发的大块头年轻人，浑身上下都是粉红粉红的，就像一根火腿。他看了一眼我身上穿的衣服，然后一脸鄙夷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摸着它们。
“东西不怎么样，”他说，“确实是很烂的东西。你想卖多少钱？”（其实衣服质地很好）
我跟他说想换一些旧衣服，值多少钱让他看着给。他想了一会儿，拿出几件又破又脏的衣服，扔在柜台上。“钱呢？”我问，盼着他能给一英镑。他一噘嘴，拿出一先令，放在那几件破衣服旁。我没跟他计较——我本来是想跟他争论的，可刚张开嘴，他就伸出一只手，做出一副要把那钱收回去的样子。我看出来了，我完了。他让我在店铺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换了衣服。
那堆衣服里有一件外套，以前是深棕色的，现在已褪了色，还有一条黑粗布裤子，一条围巾外加一顶布帽子。我的衬衫、袜子和靴子没有当，口袋里还装着梳子和剃刀。穿上这套衣服，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以前我经常穿破衣服，可跟这一身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一身不仅脏，没形，咳，怎么说呢——反正很不雅观，有点儿像古代人穿的那种破衣服，跟单纯的破烂儿很不一样，就像是卖鞋带的那种人穿的，也可以说是流浪汉那种人穿的。一个小时后，在朗伯斯区一家店铺的镜子里，我看到了一个长相非常猥琐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个流浪汉），径直朝我走来，等我定睛一看，发现镜中人正是我自己。我的脸上已经抹上了一层灰尘。灰尘这种东西向来一视同仁，你穿得很体面的时候，它不侵扰你，可等你的翻领没了，它就会从四面八方朝你飞来。
我在街上一直待到很晚，我一直在流浪。现在这个样子，我有点儿担心警察会把我误认为是流浪汉，把我抓起来。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话，我一张嘴，他们肯定会察觉出我的嗓音和衣着之间的那种不相称（后来我才发现，这事根本没发生过）。穿上新衣服，我马上就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刹那间，似乎每个人的态度就都变了。我帮助一个小贩把他弄翻的手推车扶起来，他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谢谢你，老兄。”这辈子没人叫过我老兄——都是身上这套衣服的功劳。还有，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女人对男人穿得好与坏的反应的差别竟有那么大。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男人经过她们身旁时，她们赶紧躲开他，脸上那厌恶的样子就像见了一只死猫一样。衣装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穿得跟流浪汉一样，第一天很难不会有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感觉。这就像蹲监狱一样，在里面待的第一个晚上你也会觉得很丢脸。那种感觉没有来由，却很真实。
晚上11点左右，我开始找住的地方。我听说过那种廉价客栈（顺便提一句，这种地方不叫廉价客栈），我觉得花上四便士租一个床位就差不多了。我在滑铁卢路上看到有个人正站在马路牙子上，看样子是干粗活儿的。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他，我说我破产了，想找一个最便宜的床位。
“哦，”那人说，“你去街对面那栋房子看看，就是招牌上写着‘单身男人好床位’的那栋。那地方不错，的确很不错。我常在那儿住，又便宜，又干净。”
那是一栋高大、破旧的楼房，从窗户里透出昏暗的光，有的窗户上还糊着棕色的牛皮纸。我走进一条石头铺就的小道，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儿，好像还没睡醒，从一扇通往地下室的小门旁边出来了。地下室里传出窃窃私语的声音，一股热浪从里面涌了出来，还有一股干酪的酸味儿。那小男孩儿打了个哈欠，伸出一只手。
“要租床位吗，先生？一先令就行。”
付完钱，小男孩儿领着我走上一段摇摇晃晃、没有灯光的楼梯，然后走进一间卧室，里头有一股止痛药和脏床单的甜臭味儿。窗户似乎被封死了，刚进去的时候，污浊的空气差点儿让我窒息。屋子点着一根蜡烛，我看了一下，房间面积是15平方英尺，高8英尺，一共有八个床位，六张**已经有人住了。这些人都穿着衣服，身材臃肿而奇怪，甚至连每个人的靴子都堆放在身上。有人在角落里卖力地咳嗽着，那样子真让人恶心。
等到了**我才发现床硬得就像一块木板，一个圆柱形的硬东西被当作枕头，就像一块木头。这比在桌子上糟糕多了，床不足六英尺长，还非常窄，床垫凸出来一大块，得使劲儿抓住才能不掉下来。床单上沾满了臭汗味儿，我都不敢让它碰我的鼻子。还有，被子都是用床单做的，里面夹着一层薄薄的棉花，这种东西根本不保暖。整个晚上都有人在乱折腾。差不多每隔一个小时，我左边床位上的那个人——我觉得是个水手——就会起来一次，先骂一通，再点起一支烟。还有一个人，好像**出了点儿毛病，一晚上要起来六七次，对着他的夜壶很响地撒尿。墙角里患有咳嗽病的那家伙每隔20分钟就会咳嗽一通。这家伙咳嗽得很有规律，他一咳嗽外面有条狗就会跟着狂叫。不用问，只要外面的狗一叫，这家伙肯定在咳嗽。这人咳嗽时发出的声音讨厌得难以形容，一边吐气泡，一边干呕，似乎他咳嗽的时候，肠子也跟着剧烈翻腾一般。有一回，他划着了一根火柴，我这才看清他的脸。他已经很老了，灰白色的头发，深陷的脸，就像一具尸体。他把裤子套在脑袋上，当作睡帽。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讨厌睡帽这种东西。每次他咳嗽或者那个水手骂街的时候，旁边床位上一个困倦的声音就会响起：
“闭嘴，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闭嘴！”
我总共睡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的觉。清晨，朦胧中我觉得有个棕黄色的大东西朝我袭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那个水手的一只大脚，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挨近了我的脸。这只脚呈深棕色，跟印第安人的差不多，上面还粘着泥。屋里的墙像患了麻风病一样。床单三个星期没有洗过了，几乎变成了赤褐色。我从**起来，穿好衣服，下了楼。地下室里有一排洗脸盆，两条滑腻的毛巾。我口袋里装着一块肥皂，刚要洗，就见每个洗脸盆上都粘着一条条污迹——这种脏东西粘得非常牢靠，黏糊糊的，黑得像鞋油一样。我脸都没洗就出去了。总之，这家旅馆不像描述的那样既便宜又干净。不过，后来我发现，它是一家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旅馆。
我穿过泰晤士河，向东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位于塔山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非常普通，在伦敦像这样的咖啡馆有上千家。相比巴黎的咖啡馆，这家显得奇怪而洋气。里面通风不是太好，有流行于上世纪40年代的高背长椅，当天的菜单用肥皂写在一块玻璃上，还有一个14岁的姑娘负责上菜。干粗活儿的那些人把食物用报纸一包就开始吃，用一种类似于瓷杯子的大杯子喝茶。一个角落里有个犹太人，把头埋进盘子里，正在充满负罪感地大口吃着熏猪肉。
“给我来一杯茶、一份面包和一些黄油。”我对那姑娘说。
她注视着我：“这儿没有黄油，只有人造奶油。”说这话的时候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她把我点东西重复了一遍：“一杯茶外加一份面包！”这句话就跟巴黎的咖啡馆里侍者喊的那句“一杯红葡萄酒”一样不朽。
在我的高背长椅旁边的墙上有一则公告，上面写着：“不许往口袋里装糖。”公告下面有一首残诗，不知是哪个富有诗人气质的顾客写的：
偷糖的人，
会被称为肮脏的……
诗的最后一个字不知被谁给刮掉了。英国就是这个样子。一杯茶、一份面包花掉了我三个半便士，这样一来，我的口袋里就只剩下八先令两便士了。
公寓的过客
靠这八先令，我活了三天四夜。我在滑铁卢路住得很不舒服，于是搬到东部，在彭尼菲尔茨的一家公寓住了一个晚上。这家公寓很具有代表性，在伦敦，像这样的公寓有几十家。这家公寓可以提供50到100人的住宿，由一个“代理人”负责经营——代理人是老板的代理人，因为这类公寓都属于营利性的企业，老板都是有钱人。我们那间宿舍住着15到20个人，床铺也是又冷又硬，不过床单倒不像一个礼拜没洗过的样子。从这一点看，的确有改进。房租从九便士到一先令不等（一先令的宿舍床与床之间相隔六英尺而不是四英尺）。按规定，房租必须在晚上七点之前付清，不然的话就只能被赶出去了。
地下有一间公共厨房，租客都可以用。燃料是免费的，锅碗瓢盆、茶壶和烧烤用的叉子随便用。里面还有两个大火炉，一年四季都烧着。管火、打扫厨房和铺床的工作由租客轮流做。租客中有一个叫史蒂夫的码头工人，年纪大一些，长得很帅气，看模样像是诺曼底人，是这儿的头头儿。租客之间发生了什么争执，或者有谁因为拖欠房租被赶出去等等这种事都由他来调停。
我喜欢这间厨房。它深藏于地下，屋顶很低，又热，煤烟让人昏昏欲睡。炉火发出的光照进墙角里，形成黑丝绒般的影子，整间屋就靠它照明了。屋顶上系着几条绳子，上面挂着一些破旧的衣物。这儿的租客大多是码头工人，端着炒锅在炉子上忙活着，红色的光打在他们脸上。有些人半**身子，他们洗好了衣服，正等着晾干。晚上，会有人玩拿破仑纸牌和西洋跳棋，还会有人唱歌——《我是个小伙子，我父母做错了什么》是大伙儿最喜欢的一首。还有一首关于海难的歌大家也很喜欢。有几次，夜深时，有人拎着一桶滨螺进来了，买得很便宜，就在大伙儿中间分了。在这间公寓里，分东西很常见，大伙儿都觉得给一个失去工作的人饭吃是天经地义的事。租客当中有一个面色苍白、形容枯槁的小伙子，看样子他时日不多了。人们说他的毛孔是褐色的，在疯人院里住过，身体被切开过三回。别的人经常喂他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