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hree 转机总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到来 幻想与现实01（第2页）

租客中还有两三个靠抚恤金度日的老年人。在见到他们以前，我还从未想到过在英国竟有一点儿收入也没有、光靠每星期几先令抚恤金度日的老年人。无论怎样，这些老年人也没有别的收入。其中有一个很健谈，我问他是如何活着的。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住旅社一个晚上是九便士——一周下来就是五先令三便士。每周六刮一次胡子，每次三便士——加在一起就是五先令六便士。还有，每个月要理一次发，每次六便士。除此之外，还得花四先令四便士买吃的和浆果。”

他想不出别的花项了。他平日里吃的是面包、人造奶油和茶——将近周末时，他没钱买牛奶，只能吃干面包、喝茶。还有，他的衣服可能是人家捐助的。他似乎对现状很满意，跟食物相比，他更看重他的床和炉火。不过，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花点儿钱刮刮胡子，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一整天我都在街上晃悠，东边最远到过沃平区，西边最远到过白教堂区，在巴黎待过了，觉得这里要干净得多、安静得多，也荒凉得多。这里没有电车发出的尖叫声，没有嘈杂痛苦的后街生活，也没有当兵的在广场上大声喧哗。这儿的人穿得要好些，脸漂亮些，也温柔些，没有法国人那种凶暴的个性和恶意。这儿喝醉酒的人要少得多，也不那么脏，吵架的也少，更多的是懒散。三五成群的人站在角落里，稍微有些营养不良，不过每隔两个小时，这些伦敦人就会“喝一杯茶，吃两片面包”。这儿的空气中似乎缺少巴黎的那种兴奋。这里有的是水壶和劳动力市场，而巴黎却是小酒馆和血汗工厂的聚集地。

盯着街上的行人看是件有趣的事。伦敦东区的女人们是漂亮的（可能是混血的缘故）。莱姆屋区挤满了东方人——中国人、吉大港、卖丝质围巾的德拉威人，甚至还有几个锡克教徒，没人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到处都能看到街头聚会。在白教堂区，有号称“唱福音”的人决意将你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前提是你得给他六便士。在东印度码头，救世军正在举行礼拜仪式。他们唱着“这里有像犹大一样卑怯的人吗”，而另外一拨人则唱着“该怎样处置一个喝醉的水手”，于是，两帮人对着唱。在塔山，有两个摩门教徒正在发表演讲。他们旁边的平台周围有群人正在抗议，又喊又叫，不让他们再说下去了。有人公开抨击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有个瘸腿、留着胡子的人，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听到了“上帝”这个词，正在愤怒地质问他们，这时人群中响起一阵让人感到困惑的噪音。

“亲爱的朋友们，让他们把话说完好吗？就这样，让他们说。别吵！——不，不，回答我。你们俩能让我看看上帝长什么样子吗？要是你们俩能让我看看他长什么样，我就信他。——哦，闭嘴，别打断他们的话！——你们俩别说了！——一夫多妻主义者！——嗯，关于一夫多妻制该说的还不少呢。别让女人掺和这种事。——亲爱的朋友们，能不能——不，不，别耍滑头。你们俩见过上帝吗？你们俩碰过他吗？你们俩跟他握过手吗？——哦，别吵，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吵！”等等。我听了20分钟，挺想对摩门教有点儿了解，可这个集会除了大吵大闹外，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街头集会的命运大都是这样的。

在中塞克斯街，在人潮涌动的市场上，一个衣衫褴褛、拖曳着走的女士，正用力拉扯着一个五岁的小捣蛋鬼。她在小捣蛋鬼面前摇晃着一把小号。小捣蛋鬼在号哭。

“自己玩儿去！”做母亲的大声叫喊着，“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给你买把小号是为了什么？你想不想到我的膝头上来？你这个小杂种，自己去玩儿吧！”

小号上落下几滴唾沫。母亲和孩子吼叫着消失了。这地方比巴黎怪多了。

我在彭尼菲尔茨住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两个租客吵起来了，那场景真令人讨厌。一个七十岁左右、靠领取抚恤金生活的老人，光着上身（他正在洗衣服），用很难听的话骂一个背朝火炉、长得挺敦实的码头工人。借着炉火发出的光，我看到了这个老人的脸，他因悲愤差点儿哭了。很显然，这儿发生了严重的事。

就听老人说：“你这个——！”

码头工人说：“闭嘴，你这个老东西，等会儿再收拾你！”

老人说：“那就试试吧，你这个王八蛋！我比你大30岁，不过一眨眼的工夫我就能把你揍得屁滚尿流！”

码头工人说：“哈哈，说不定我会把你打烂！老东西！”

他们俩就这样吵了有五分钟。其他的租客坐在周围，一个个闷闷不乐的样子，竭力不去理会这场争吵。码头工人看上去怒气冲冲，可那个老人变得愈加狂怒。他伸着脖子，一点点向码头工人靠近，在离对方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尖叫着，就像一只骑在墙头上的猫，然后啐了一口唾沫。他想鼓足勇气给对方一拳，却没有成功。最后，他又开始破口大骂：

“哈——，你就是这么个货，哈——！把那东西放进你的脏嘴里，使劲儿吸吧，你这个——！我要揍烂你的脸。哈——，你这婊子养的。吸吧，你这个王八蛋！你就是这么个货，你——，你——，你这个黑鬼弄出来的杂种！”

说完，他突然瘫倒在一张长椅上，双手抱头，号啕大哭起来。对方瞧见大伙儿都对他怒目而视，就出去了。

后来，我从史蒂夫那儿知道了他们俩争吵的原因，似乎是一先令的食物引起的争端。老人存的面包和人造奶油不见了，在接下来的三天，如果别人不周济他的话，他就会饿肚子。那个码头工人有工作，吃得也不错，总在嘲笑人家，于是就有了这次争吵。

当我身上只剩下一先令四便士的时候，我去鲍区的一家公寓住了一个晚上，那儿的租金只有八便士。我穿过一条小道，来到一间深藏于地下、令人窒息的屋子，它的面积是十平方英尺。火炉旁边围坐着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干粗活儿的。已是午夜，可代理人的儿子，一个脸色苍白、浑身黏糊糊的小孩儿仍坐在工人大腿上玩耍。有个上年纪的爱尔兰人正对着一个小笼子里的一只红腹灰雀吹口哨。那儿还有几只别的会唱歌的鸟儿，羽毛都已褪色，它们一辈子就生活在地下室里。租客习惯了在炉子上烧水，就不用再走一码去洗手间弄水了。我在桌子旁坐下，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低头一看，一堆黑黑的东西正在缓慢地穿过地板，是一群黑甲虫。

宿舍里一共有六张床，床单上用大字写着“偷自鲍路××号”。床单散发出的味道让人作呕。我旁边**躺着一个老人，是个街头艺术家。他的脊柱异常弯曲，被子无法盖满他的身体，他的背离我的脸只有一两英尺。他的背光光的，上面粘着一些漩涡状的脏东西，就像大理石桌面一样。晚上，他一个人醉醺醺地回来了，就在我的床附近吐了一地。屋里也有臭虫——没有巴黎的多，却也不会让你睡好觉。这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不过代理人和他的妻子人很好，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你开口，他们随时都会为你端来一杯茶。

免费的代价

早晨，像往常那样，我喝了一杯茶，吃了两片面包。之后，我又买了半盎司烟丝，翻翻口袋，只剩下半便士了。我不想再去找B借钱，这样一来，除了去临时救济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对这种事我脑子里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不过我知道在拉姆顿有一家临时救济站。我动身了，并于下午三四点到了那儿。在拉姆顿市场，我看到一个靠着猪栏的爱尔兰老人。他面容消瘦，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流浪汉。我走过去，跟他靠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我把烟盒递给他。他打开那盒子，看了一眼里面的烟丝，脸上顿时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天哪，”他说，“这是好烟丝啊！六便士一盎司呢！你是从哪儿弄的？路上你走的时间不长嘛。”

“嗯，你在路上弄到烟了吗？”我问。

“哦，弄到了一点儿。瞧。”

他拿出一个生锈的小铁罐。小铁罐以前是装奥秀牌食品的，里头有二三十个烟头，是从人行道上捡的。爱尔兰老人表示他很少捡到烟丝，然后他又一本正经地补充说，在伦敦的人行道上，一个人一天能捡到两盎司烟头。

“你是来投奔临时救济站的吗？”他问。

想到他可能会让我入伙，所以我说是。然后我问他拉姆顿临时救济站是什么样子的。他说：

“哦，是一家提供可可饮料的临时救济站。有提供茶的临时救济站，有提供可可饮料的临时救济站，还有提供稀粥的临时救济站。感谢上帝，拉姆顿临时救济站没有稀粥——至少我上回去的时候没有。自从上次去那儿以后，这段日子我一直在约克和威尔士一带转悠。”

“稀粥是什么？”我问。

“稀粥吗？就是一大罐子热水，再加上罐底的一些血色的燕麦片。稀粥这东西难喝死了。”

我们俩靠在猪栏上又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爱尔兰老人人不错，可身上的味道不怎么好闻，其实对一个浑身都是病的人来说，这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似乎他从头到脚都是病（他非常详细地跟我描述了他的征候）：他的脑袋秃了，又得了湿疹；他是近视眼，可又没戴眼镜；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他的背很痛，至于是什么病，还未确诊；他患有消化不良症；他患有尿道炎；他患有静脉曲张、拇囊炎，还是扁平足。尽管背着这一身的病，他却在街上流浪了15个年头。

五点左右，爱尔兰老人说：“光喝一杯茶你能受得了吗？临时救济站六点才开门。”

“我觉得自己能行。”

“嗯，这一片儿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免费喝一杯茶，还会给你一小块圆面包。那茶不错。不过喝完之后，他们会让你念一大段祈祷词，就算是混时间吧。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