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5页）

“我想和你谈谈。”

“是吗？”他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判断她到底是不是L的人。

“我指的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谈。你今天晚上能出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紧张——这真令人起疑。如果说她是L的人，他们现在当然会焦急不安的——时间不多了，他和本迪池的会面约定在明天中午。

“随你喜欢去哪儿都行。”

他想，只要自己不带证件——放在袜子里可不成——他和她会一次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另一方面，他的房间还有可能被搜査。这肯定是一个难题。他说：“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见？”

她马上回答：“罗赛尔广场车站外面——七点。”听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你知道有谁需要一个好女仆吗？比如说你或是你的父亲？”

“你疯了？”

“别大惊小怪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谈这件事。一会儿见。”

他慢慢向楼上走去。他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证件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他只要再挨过二十四小时，就是个自由人了——回到那些在飞机狂轰滥炸下忍饥挨饿的同胞那儿去。他们当然不会强塞给他一个情妇——除非在闹剧中，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没有多大兴趣的。闹剧中的间谍从来不知疲倦，也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爱一个死去的女人。但是，可能L喜欢读戏剧——他终究是代表贵族阶级的，代表那些侯爵、将军和主教——他们生活在自己那刻板而奇怪的天地里，胸前叮叮当当地摇晃着他们相互授予的勋章。因为生理需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就像鱼儿生活在鱼缸里，永远隔着玻璃注视事物。他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认识——那些有专长的人和劳动人民——部分是从剧本中得来的。你要是低估了统治阶级的无知那就大错特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4]谈论穷苦人时不是说过：“他们不能吃蛋糕吗？”

老板娘走了。电话机可能还有一条线，她可能通过另一部电话机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那个小女孩正赌着气专心致志地打扫过道。他停住脚步望了她一小会儿。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屋子里来一会儿？”她进来后，他把门关上，“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不能让老板娘听见。”他看见对方那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又吃了一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赢得她的这种忠诚？一个年已半百的外国人，刚刚揩净脸上的血迹，疤痕累累……他只对她说过五六句表示同情的话；难道她周围的人从来不对她讲这种话，所以他讲的这几句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她——这种情感？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她说。他想，她对克拉拉大概也是这么忠心耿耿。假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因为没有别的朋友而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老年外国人和一个妓女身上，她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她问：“你是间谍吗？”

“不是，我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她说，“我不在乎。”他坐在**把鞋脱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说：“打电话的那位太太……”

他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袜子，另一只手拿着证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她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倒好像是他送给她一件珠宝。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给她钱了。他不妨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两件礼物，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换成钱，但绝不应该这么给她钱，这会使她觉得受到侮辱，会伤了她的心。“你会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问。

“你藏在哪儿我就藏在哪儿。”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发誓。”

“最好现在就藏。立刻就办。”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旅馆镀金字母的大招牌就挂在窗下，四十英尺下面就是霜气凝结的人行道，一辆煤车正慢悠悠地驶过。“现在，”他说，“我得再睡一会儿。”连日来睡眠不足，他一定得把觉补过来。

“你不吃午饭了？”她问，“今天中午伙食还不算太糟糕。有洋葱土豆炖羊肉和蜜糖布丁。吃点儿饭会使你身体暖和。”她又说，“我给你多盛点儿——趁她看不见的当儿。”

“我现在可不习惯吃这么多了，”他说，“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学会了不大吃东西。”

“可是人总得吃饭啊。”

“是啊，”他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省钱的法子。大家看看杂志刊登的食品广告就成了。”

“别胡说了，”她说，“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你怎么也得吃饭。假如你的钱……”

“不是，”他说，“绝不是钱的问题。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会吃得非常好。可现在我只想睡觉。”

“不会有人进这间屋子来的，”她说，“不会有人进来。”他能听见她像个哨兵似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两下噼噼啪啪的声响，她可能正装模作样地在外面打扫卫生。

他和衣躺在**。这次无须嘱咐他的潜意识到时间叫醒他了。他每次睡眠从没超过六小时，这是因为两次空袭之间的间歇时间最长也不超过六小时。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入睡——在这之前他一直把那些文件带在身边。在横穿欧洲大陆的整个旅程中他都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到巴黎的快车上如此，到加来和多佛尔来仍然如此。就是在他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文件也还是安全地藏在他的鞋里，他的脚后跟一直扮演着一个忠实卫兵的角色。一旦那些文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不安。那些文件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可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躺在一家下等旅店的肮脏破烂的**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倘若那个女孩子向人炫耀他对她的信任，那……可是他信任她的程度却超过对其他任何人。她很单纯，但这又可能使她在换袜子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随手一扔，忘到脑后……L，他有些气愤地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国家的暗淡前途完全悬在这个收入微薄的孩子穿的袜子上。这几张纸就可以换得两千英镑——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假如你允许他们赊欠的话，他们出的价码还要高得多。他感到浑身无力，就像剪掉了头发的大力士参孙。他差一点儿坐起来把爱尔丝喊回来。可是即使他把她喊了回来，他又能拿那些文件怎么办呢？在这间光秃秃的小屋中实在找不出地方可以藏它们。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穷人的前途依靠穷人自己也还是适宜的。

透过寒冷的空气从街头传来几声吆喝——谁有破旧衣服要卖，修理椅子!他曾经断定战争毁灭了一个人的感情，看来这并不真实。这些吆喝声使他充满了痛苦的怀旧之情。他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把头埋在枕头里。它们把他的思想清晰地带回到结婚以前的岁月中。那时他们俩曾一起倾听这种吆喝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献出全部心灵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愚弄了，被戴上了绿帽子，被彻底欺骗了。他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因沉湎于一时的荒唐而毁掉终身的年轻人。生活就像是作伪证、发假誓。有多少次他们曾发誓：要死的话，两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死去，可是他却没有死。他在牢狱中幸存下来，从废墟中活着爬了出来。那颗炸塌了四层楼房的炸弹炸死了一只猫，却饶了他的命。真的以为用一个女人就能让他上钩？要么这也许是伦敦——一座在和平日子中的外国城市——特地为他准备的，好叫他恢复旧日的情感：绝望？

薄暮降临了，灯火像是一层霜气，笼罩住一切。他睁着双眼重新仰面躺到**。是啊，就像回到家中似的。过了片刻他又爬起身来，刮了刮脸。该出发了。当他走进寒冷的夜色中时，他伸手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从市区刮过一阵东风，风中带着一股商业大厦和银行大楼的侵骨的寒气。这使人们想到长长的过道、玻璃门和死气沉沉的日常公务。那是一阵使人感情冻结的风。他向吉尔福特大街走去——下班高峰时间已过，去剧院的人还没有动身。那些小旅店里正在摆晚饭，一些东方人从他们的单人间里向外张望着，面色阴沉，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处境尴尬？”

“只要几个先令就行了，先生。”D对此非常不习惯。在他的国家，乞丐总是叫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穷困不幸，站在教堂的门口，**着身上的烂疮。

这个人却带着一脸藏头露尾的焦虑神色。“不然我是不会对您说的，先生，当然了，我感觉到您这人——怎么说呢，也是位上等人。”这是乞讨时有意的阿谀奉承呢，还是获取同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说。”

D把手伸进口袋里。“别在这儿，假如您不介意的话，先生，别在大街上叫别人看到。请到那边背静的地方。向一位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借钱实在不好意思。”他不安地侧身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处境。”这地方停着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巨大的绿色大门关闭着，附近没有人。“好吧，”D说，“喏，这是半个克朗。”

“十分感谢，先生。”他把钱一把抓了过去，“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报答……”他迈着两条瘦长的腿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视野外。D跟在他后面往外走。他身后嗖地响了一下，墙那面忽然飞来一块碎砖头，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记忆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街道两旁的窗口灯光明亮，拐角上站着一个警察，他逃离危险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是一个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枪向他开了火。是个笨蛋。他忽略了这一点，上了消声器以后枪就不容易瞄准了。

那个乞丐，他想，肯定在旅馆门口就等着他，把他诱到那条僻巷。要是击中了他的话，他们就用停在那里的车子把他的尸体运走。或许他们只准备把他打伤。他们多半还没决定该怎么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子弹为什么没打中他，就像打枪时望着这个打那个，结果哪个都没打中。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他离开旅馆的准确时间呢？他加快了步伐，来到伯纳德街，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怒气。那个姑娘，当然了，不会在车站等他。

可是她却在那儿等着。

他说：“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向我开枪以后我真不抱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