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第2页）
虽然突厥汗最早竖立的石头是用粟特语书写的，但是突厥人很快便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信息，表达丰富多样的突厥生活、文化和思想。他们所用的突厥符文有三十八个简单字母，很适合雕刻在石头或木头上，这种在中亚大草原上使用的书写符文比维京人使用的符文早了几个世纪。突厥字母很有特色，每个字母看上去都很像马的形状，类似于那些直到现代仍在蒙古使用的字母。他们自称天突厥，但字符的书写方法和闪语风格相似，都是从右向左。
铁木真在暾欲谷碑附近发现了他的鞭子。铭文中第一次在书面语中用突厥这个名字称呼草原部落。暾欲谷是一位将军，在铭文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记录，并对后代的游牧民族及其领袖提出忠告，他在石刻中用充满权威的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暾欲谷。”题词以骄傲的权威语气开始，并清楚地确定了铭文的阅读对象，“你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孩子，我的姐妹以及所有亲戚的孩子们”或者“你们，我的突厥同胞”。
我们对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也要像对所有历史书写一样持怀疑态度。因为其作者总是想把对某些事件的特定观点强加给人们，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所袭用。这些铭文，不论是出于政治性、宗教性或个人的目的，都有一种宣传性质。其创作往往先把竞争对手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信息毁掉。铭文旨在限制真相，只让人们了解那些经过精心修饰的部分真实。这些铭文常常是土地契约，或是索赔财产，或是荣耀的记录，或是要求获得某种别人不认可的权利，或向上天和人类夸耀帮助者的功德。
然而，尽管这些铭文记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它们显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这些铭文要么夸大某项军事行动，要么是宣扬所做的善行，要么是爱情或性征服的宣言，从而揭示了统治者最看重的是什么。省略的内容往往和记录的内容一样重要。历史的谎言仍然是文化的真理。它们告诉我们，这些人希望我们相信什么，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所尊重的、所鄙视的或者所渴望的都是什么。石刻铭文清楚地显露了那个时代的理想。
暾欲谷强调了部落统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果他的人民要战胜周围的敌人，当务之急是部落的统一。他写道：“纤弱者易折，娇嫩者易裂。然若纤弱者变厚重，则非大力者不能折也，若娇嫩者变粗粝，则非大力者不能裂也。”只要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就可以变得强大，更难“将之分开”。
突厥石碑散落在蒙古各地，其中两个最大的坐落在鄂尔浑河附近，靠近哈剌和林，蒙古人最终把帝国的首都建在那里。一块石头是在公元731年，即第二突厥帝国或汗国统治期间树立的，是为了纪念阙特勤将军的生平；另一个建于公元734年，是为了纪念他哥哥毗伽可汗。他们曾一起在公元721年打败了唐玄宗李隆基，取得了草原部落战胜亚洲最大军事强国的惊人成就。
这些纪念碑并不只是历史标志，它们由超过十二英尺[8]高的大石碑构成，四边都有铭文，彼此相距大约有半英里[9]远。突厥可汗毗伽命令道：“吾弟，吾儿，吾至亲，悉听我言，细听我言。”“无地良于乌德犍山也。”[75]它是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控制一切。“可控制诸部落之地乃乌德犍山也。”这一点被反复地强调，“若汝居于乌德犍山，由此差遣商旅，汝将无往而不利也。”
上天从整个人类中选择了突厥人居住在这个理想的地方，在那里，美丽的河流浇灌着大地，繁茂的草原滋养着动物。铭文解释，第一突厥帝国违抗它的宿命，当时的部落选择定居在唐朝的城市附近，那里的甜食和语言**了他们，从而使得整个民族都变得十分娇弱。上天惩罚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帝国。现在突厥人建立了第二突厥帝国，使他们再一次获得在这个世界中心发展壮大的机会。铭文肯定了法律将超越任何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或个别可汗的命令。不管由谁来统治，某些道德原则必须坚持。刻在石头上的突厥法律和宗教思想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
这些石头表明突厥人相信强大的神圣律法将取代任何个人的法令。毗伽汗宣布，自从人被创造以后，“超越人类的最高法律就被创造”。[76]这种法律被称为托罗（ToroT怈r怈）。突厥人自称是法律的百姓。蒙古人采取了相同的概念并使用同一个词：tort怈re（礼法）。尽管在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地区差异，但他们都承认一套指导生活的终极原则。要成为文明人，就必须遵循这些道德原则，这些是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律，不是人为制定的。“托罗”在蒙古语中和“出生”这个词很接近，这表明，这些原则在宇宙之母创造生命那一刻就存在，在每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它们是每个婴儿出生之时就具有的内在之光的一部分，这可以从婴儿的眼睛中闪耀的光芒看出来。
术外尼曾和居住在这些突厥石附近的蒙古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他亲自考察并证明了这些石刻对蒙古人的重要性。据他描述，有一次，当一块新的石头被发现时，“在大汗（指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这些石头被移开，然后人们发现了一口井，在井里的一块大石碑上有铭文刻在上面。大家都收到命令要来解读这些字的含义”。[77]在那块特别的石头上刻的是汉语，除非从宋朝请人来，否则无人能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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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草原部落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某些元素，但天突厥坚决拒绝外来宗教以及其他的外部影响。[78]相反，突厥人发展了源于他们古老的万物有灵论的国家宗教，但没有祭司，也没有经文。他们依靠萨满和占卜者与祖先沟通，以控制天气、预测未来，并与上天交流。与其他宗教的祭司不同的是，巫师并没有经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萨满就是一种不同的宗教，他们用极为特殊的方式把故事、仪式、服装和圣物混杂在一起，他们的表演越奇特，越与众不同，就越能引起敬畏之情。他们所共有的仪式动作是敲鼓、跳舞、唱颂、进入恍惚状态。他们的宗教是一种行为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为宗教而宗教或为信仰而信仰。
官刻突厥石上的信息多为政治性的，而非灵性的，它们鼓励牧民“逐水草而居”，免受定居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79]突厥石刻清楚地把草原描绘成世界的中心，太阳东升西落，北部是大森林，南部是大唐帝国。这些石刻透露了有关其他民族的重要信息，不只包括其他突厥人和汉人，也包括藏人、阿瓦尔人、吉利吉斯人、粟特人以及他们称作朗姆（Rum）的遥远的拜占庭人。
石刻铭文的撰写者明白外来物品和外来宗教思想的**有多么大，他们宣称这些东西对草原民族有致命的危险。这些信息一再警告他们不要离开草原，偏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牧民应该留在草原上，服从他们的可汗，并崇拜天空和大地。
毗伽汗除了称颂他的阿史那氏族，吹嘘自己的权力之外，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和道德信息。他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突厥王朝被中土的定居文明所**，和前往欧洲的匈奴人一样，一去不复返，因此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避开定居文明。[80]他清楚地警告说，他的突厥先人前往中土定居，结果自取灭亡。“你的血像河水一样流淌，你的骨头堆积如山，你的儿子本应成为主人却成了奴隶，你的女儿本应成为贵妇却成了仆人。”另一个突厥人后来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警告突厥人不要与其他文明接触，“剑生了锈战士就要受苦，突厥人接受了波斯的道德就开始腐败。”[81]
尽管石刻文字对外来的一切都表示强烈谴责，但这些记载清楚地表明，突厥人已经吸收了许多外来观念，尤其是汉人和粟特人的观念。早期的突厥石刻显示了复杂的宇宙观。天父腾格里统治着上天，地母乌马伊统治着大地，大汗则统治着百姓。突厥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长生天。腾格里并不是蕴藏着巨大精神能量的最高神，并不能把权力和财富赐给人们，或者把权力和财富从他们那里夺走。天空是一片光的海洋，像宇宙的伟大精神那样发挥着作用，给予人类生命，恩赐他们灵魂，决定他们的命运。长生天赐给每个生灵（包括动物）各自的命运，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赐给部落、部族和国家各自不同的命运。
有人认为，腾格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神圣概念，并不只限于天空。伊斯兰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尔·喀什噶尔（Mahmud
al-Koshgari）曾于1075年写了一本关于突厥人（他称之为异教徒）信仰的书，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些异教徒——愿神毁灭他们——称天空为腾格里；他们也把看到的任何宏大的事物称作腾格里，比如一座大山或一棵大树，他们敬拜这样的东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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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的腾格里和铁木真敬拜的腾格里是同一个长生天。腾格里在某种程度上是宇宙中超然的神圣存在，很少干预人类的日常事务。[83]他指定一个人在地上管理人类的世俗事务，这个人就是汗。百姓能通过他们统治者的行为辨别神的思想和言语。只有在有必要加强他所钦定的汗的权力时，腾格里才会对人说话。为了解释为什么突厥人在早年受了那么多苦，暾欲谷纪念碑上的铭文写道，长生天肯定说过：“我把汗赐给了你们，但你们却抛弃了你们的汗。”[84]碑文清楚地说明，并没有任何人实际上听到这些话，暾欲谷是根据百姓遭到的惩罚推导出这个意思的。这是上天的意志，并不是神的声音。
遍布草原的石刻碑文表达出当时人们对宿命论的强烈认同，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没有必要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人死后，血肉之躯必将腐烂，而灵魂的不朽部分将飞离或升上天空。人们可能会以为灵魂离开身体，去了天堂，但去向何处其实并未说明。即使当时的突厥人相信来世或轮回转世的说法，但他们并没有在书写的文字中透露这层意思。
生则生矣，死则死矣。当阙特勤于公元731年去世后，他的哥哥毗伽可汗记下了自己的悲伤：“哀哉!吾目尝能视，今若盲矣；吾思尝清醒，今若昏矣。”他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这个信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草原精神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天神主宰寿命，人类全都为死而生。”面对这种痛苦，突厥人不得不依赖自己饱经磨炼的心灵寻求指引，“泪水从眼中淌出，我勉强忍住；哀情从心底流露，我尽力抑制。”[85]尽管毗伽可汗感受到了明显的痛苦，但是并不意味着上天应该或能够干预个体的生活，即使是对可汗的兄弟这样地位崇高的人物也不会例外。正是同样的宿命论渗透到铁木真的为人处世当中，行动总是比哀悼或抱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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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世上的国家在覆灭之前，总是穷奢极欲，忙于为自己建造最雄伟的纪念碑。令人印象深刻的突厥纪念碑不是记载草原上的突厥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记载他们伟大帝国的覆灭，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不是通过自己的成就而是通过话语来宣告他们的伟大。刻在石头上的大话留下来了，但阿史那王朝的帝国统治却灭亡了。他们昔日的臣民回鹘人推翻了他们，并在公元742年宣布一个新帝国的诞生。[10]为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宣称，神圣的土地乌德犍已撤回了对旧王朝的祝福，废掉了原来的大汗所拥有的感召力，并把它们赋予了回鹘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这些早期突厥部落的后代将在印度和现代土耳其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它们在蒙古高原的全盛时期已经终结。
铁木真看不懂突厥石碑上的文字，但有时他会召来能读懂的随从为他解释。突厥统治者的重要经验教训已经进入口述历史和草原传说。铁木真能够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经验，同样重要的是，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教训。这些早期突厥统治者在创建帝国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比他所知道的可汗都更加成功，所以他非常留意他们的信息，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定要服从他们的指令的意思。
虽然这些石刻文字中的建议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但在他看来，它们并不属于上天的永恒法则的一部分。它们只是针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提供了临时解决方法而已。铁木真决定，他可以作出选择，他可以接受某个建议，也可以忽视另一个建议。他认同石刻文字中关于大地与上天的灵性教导，以及对部落统一的强调，对城市腐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警告，但他拒绝了它们的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有时他觉得，如果没有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货品，草原部落就不可能过上好生活。他的帝国建立在军事实力和丰硕战果的基础之上，但为了帝国的安全和扩张，他决定鼓励并促进贸易。
草原上的石刻文字以及早期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经验向他显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完全分散在欧亚大陆的匈奴人的道路，另一条是执著但不切实际地坚持隔离主义的早期突厥人的道路。铁木真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条新途径。他想在征服世界的同时保持蒙古的传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