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第1页）
第三章草原的智慧
在不儿罕山上，一个像札儿赤兀歹这样智慧的老者可能无所不知，但在繁茂草原上的草丛里仍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人类活动遗迹。这些人曾在此建立帝国，其幅员之辽阔远超出铁木真的想象。这些人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及对未来居民的忠告诉诸文字，刻在遍布草原的石头上。铁木真无法读懂这些石刻题字，但他被它们迷住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从前人那里学习宝贵的经验教训。
过去几个世纪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游牧民和猎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吉利吉斯人、鞑靼人、乃蛮人、篾儿乞人、回鹘人、鲜卑人等，但最重要、最著名的当属匈奴人，他们于公元前209年在领袖冒顿的领导下在蒙古创建了第一个草原帝国。[61]根据传说，匈奴也有一个关于狼的神话。他们统治者的名号叫作单于，单于同时也是一位精神领袖，这个称呼可能源于狼的代名词。
游牧民族需要草和水，因此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四处漫游时，总是试图与变幻莫测的当地神灵建立和谐的关系。按照汉文记载，匈奴人一年会举行三次聚会，用来祭祀天、地和祖先。铁木真的父亲被谋杀后不久，他和他的家庭就被排除在这样的部落祭祖仪式之外。[62]每年最大的聚会在秋天举行，经过一个夏天的牧养，此时的牲畜最肥壮，也最健康。单于精心控制仪式的进行，因为这也是课税的时候。[63]他会按照一个牧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和前一年夏天的天气来估算所课的税额。
铁木真在王罕汗廷看到的活动非常类似于一千多年前匈奴人举行的仪式。在匈奴人的集会上，单于坐听诉讼并作出裁决，解决纷争，行使管理的实际职责。接收和分配物资是政治和宗教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内容，而这两个角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匈奴人在仪式上用牲畜献祭，向众神祈祷、焚香，准备大盆的水煮肉、烤肉和丰富的奶酪。大型仪式往往吸引数千人参加，使得围绕税收而进行的仪式具有强大的振奋精神和感官的戏剧效果，同时也使得政府管理能够顺利进行。
在匈奴帝国的早期，国家崇拜的迹象已经显现。和冒顿同时代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录了匈奴崇拜“天、地和鬼神”的情况，每一天，“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64]他们往往把太阳和弦月的画像与死者同葬。匈奴帝国建立伊始，他们的宗教信仰便将荣耀归于统治者。在一封给西汉宫廷的信中，单于声称，他和汉朝皇帝一样，也是被上天选中的。
由于草原上几十年风调雨顺，饲草繁茂，因此匈奴人的牧群膘肥体壮，繁衍众多，随着牛奶和肉类的增产，人丁开始兴旺，孩子们也更健壮。由于牧群扩大，牧场不敷所需，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年纪较大的便带着一些牲畜离家到远方寻找新的牧场。成功的牧民不断要求更多的土地，而这种需求形成了一股推动力，从杭爱山谷和草原不断向外推进，直到他们离开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和欧洲的农场和村庄。一路上，匈奴人偶尔突袭定居的村民，若有必要，他们便用他们宝贵的牲畜做交易。
匈奴人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前身，他们横跨欧亚大陆，南抵印度，西至法国。从中国到罗马的学者、士兵和官员开始记录他们的行踪，而他们总是用贬损的语言评论这些神秘而又暴烈的人们。随着匈奴人朝着遥远的欧亚地区逐步推进，他们分裂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部落，逐渐与蒙古本土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小的游牧王国。
匈奴人没有留下书面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就只能从他们敌人的记录里入手，并辅以现代考古学的相关发现。在记录关于匈奴的信息时，要做到毫无偏见是不容易的，这可以通过公元前99年那位中国宫廷史官司马迁的命运来说明。当时匈奴刚刚击败中国军队，但这位史官恳求愤怒的中国皇帝——汉武帝刘彻饶恕打了败仗的将军。[65]这项建议使得汉武帝怒不可遏，他把这位史官判了宫刑。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学者在描写有关野蛮人部落时往往要非常小心。
到了5世纪，在最臭名昭著的匈奴王阿提拉的时代，这个部落已扩张到欧亚草原的西部边缘，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国名叫匈牙利。由此出发，匈奴控制了大部分东欧国家并侵袭了整个欧洲，从巴尔干到莱茵河。他们在平原上建立的新基地靠近欧洲文明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匈奴人恃强凌弱，四处掳掠财富，在5世纪，连腐朽的罗马帝国也弥漫着这种难以抗拒的腥膻之气。
4世纪的罗马战士（同时也是位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是这样描述匈奴的，他们来自“冰封的海洋……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野蛮种族”。草原部落艾伦是现代奥塞梯人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匈奴人相似，也以游牧为生，而且属于同一政治派别。他在描述这个部落时惊讶地说：“在他们的国家见不到任何寺庙或神社，他们甚至不用任何稻草覆盖屋顶。”[66]
虽然阿提拉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成功的匈奴领袖，但没有哪个领袖会比他更著名，他对罗马以及整个欧洲城市的侵袭使得历史学家感到既惊恐又迷惑，因此他往往被看成野蛮人突袭的典型。到那个时候，西匈奴已经远离蒙古本土几个世代之遥，在他们的征服过程中，他们吸收了许多被征服地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们从斯基泰人那里学会了崇拜宝剑，也吸收了基督教元素并使之融入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核心信念。
希腊观察家和中国特使都报道过匈奴人采用占卜术的事，他们通过阅读羊肩胛骨的裂纹预测未来，这个习惯到了铁木真的时代仍然保留着。匈奴人会咨询像札儿赤兀歹这样能观兆预测未来的预言家，他们也请教萨满，在希腊语中，萨满被称作教士。[67]匈奴语言保留下来的很少，因此没人知道这些巫师当时究竟是怎么称呼的，但是在突厥语中出现了一个词“kam”，意思是萨满，它总是出现在人名中，表明这个词的起源与此有关。在草原民族历史上有“Khan”和“kam”两个词语，前者意思是国王，后者意思是萨满，二者的相似性和可互换性反映了当时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密不可分。强大的军队领袖被认为在灵性上有天赋，因而是强大的。只有精神上强大的人才能在战斗中取胜。这种强悍的领袖通常是男子，但在草原上女人往往也具有同样的精神，也拥有军事和政治权力。[7]
拉丁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描述为上帝的神鞭，用来惩罚和祸害人类。这个描写后来应用于许多草原征服者，包括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儿。
草原游牧民族并不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征服者，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土地看起来近乎无边无际。他们征服水，因为水属于比较稀缺的资源。他们试图控制河流和湖泊，通常用他们居所附近的水名互相称呼对方。阿提拉要占领的不仅是多瑙河，而是地球上所有的水，他是第一位有此野心的匈奴统治者。他认为自己是四海之内所有一切的统治者。他的名字阿提拉，意思大概是“大海之父”，和突厥语的“塔莱”或蒙古语中的“达赖”源自同一词根。[68]罗马历史学家把他的名字译成拉丁文的“Rex
um”，意思是万王之王[69]，并形容他“是匈奴人的主，也是几乎所有塞西亚部落的主……他是世界上唯一的统治者”。阿提拉给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继承人起名腾吉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是“海洋”之意。[70]
虽然匈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但他们同他们的故土蒙古高原却很少保持直接的联系。在成功的扩张完成之后，他们未能维持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而在此后的一千年中，一系列的草原联盟接连出现，并不断地交相更替。阿提拉于公元453年去世后，匈奴帝国在欧洲迅速瓦解。这时候他们所控制的蒙古领土已经分裂成相互敌对的许多国家，匈奴逐渐消失了，融入了许多不同的部落、国家和帝国中。匈奴在草原上开始了第一帝国时期，在他们消失后，有关他们的神话和记忆还保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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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世纪之前的某个时候，突厥汗的后裔开始以杭爱山脉为中心，统一周围的部落。这里是匈奴民族的原始中心地带。他们在鄂尔浑河附近建造了第一座草原城市，即他们的首都牙帐城（城名含“黑城”之意）。[71]突厥汗采用了一种自称为乌德犍（Otukan）的意识形态，把自己完全孤立在自己的家园之内，这几乎是对匈奴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反叛。
突厥人成为第一个非常详细地记录自己历史和思想的草原民族。当铁木真离开他在不儿罕山的避难处时，发现草原上到处都是突厥人的题字。草原游牧民族不会拖着沉重的书籍、卷轴或木板从一个营地迁移到另一个营地，相反，他们把他们的信息刻在石头上，数以千计的石刻今天依然遍布在草原上，峭壁上、巨石上、山巅上也随处可见。[72]
许多个世纪以来，没有文字的猎人和牧民费力地把图像雕刻在石头上，从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包括：长着精致鹿角的鹿优雅地向着天空弹跳，巫师敲着鼓在恍惚中舞蹈，骆驼和马在拉车，等等。草原上还有来自更早世纪的与真人形状大小相近的雕像，装点着神圣的草原风光，虽然历经风雨，但在将近四个世纪之后仍受到蒙古人的敬畏。
后来，大约在6世纪的时候，原有的图像被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所取代，其中有汉字、粟特文、梵文和突厥的神秘符号。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多年前，这些早期的游牧民族已开始记录他们的思想。草原滋养了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文明，这个文明用多种语言响亮地告诉后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类铭文很多都是非正式的，要么是炫耀某次大有斩获的狩猎，要么只有短短一句话，或赞美一匹漂亮的马，或歌颂心爱的人，或者只是感叹“哦，我的家”“啊，我的土地”。有的石刻用来记载这个地区的生活和历史，较长的文字则用来纪念某位重要的领袖。草原居民通过在岩石和山崖上雕刻铭文与上天交流。铭文所在之处必须是光线充足、面向天空的开阔地带，而不是隐藏在建筑物内或埋在书页里，好像要隐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最古老的由国家所立的官方纪念碑出现于6世纪，其中有用印度的神圣语言梵文和粟特语写成的。粟特语是一种与波斯语有关但用闪语字母书写的贸易语言。这块双语石碑底座安装在象征着国家权力的中国龟龙上。石碑从其原始位置移到了一个叫车车尔勒格的小山城上，如今仍然安详庄严地矗立在一个宝石般的寺院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曾毁掉了许多宗教建筑，但这座寺院侥幸逃过一劫。这块石头之所以得以幸存，是因为它被收藏在一座博物馆里，成了历史文物，因此保留了一条一千四百年前的信息。汉语、印度语、波斯语、突厥语、犹太语元素交汇在一起，说明远在铁木真出生五百年前，草原上的文化蓬勃发展，就已经呈现出复杂和多元化的态势。
这些初期的题字被称为“律法石”（nomsang），词源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来自希腊字的nomos，意思是法律，一个是来自波斯语的sang，意思是石头。蒙古人最终吸收了这个词，意思是“图书馆”，在现代蒙古语中仍保留着这个意思。[73]铭文宣称大汗具有神圣权威，他支持石刻铭文，证明了历史对他的祝福以及神灵世界对他统治的认可。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天、地、风、雨可能早就把这个纪念碑掀翻在地，打破它，并把它掩埋。石刻铭文不仅仅代表了国家的统治，它们更是“律法大石”。[74]
这些石头大部分出现于从公元552年到742年的两个世纪之间。当时一系列的突厥帝国控制了周边大片领土，氏族之间相互争夺，各自建立了短命的王朝，权力更迭十分频繁。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里，有关草原游牧民族的信息都来自于他们敌人的记载。从突厥人开始，草原游牧民族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记录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