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第3页）
亭林自记少受祖父之教，谓著书不如钞书。（《文集·钞书自序》）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等，皆成于抄摘。《日知录》亦大半由纂钞而成。尝与人书自言成书之意云：“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剑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今按：亭林《日知录》自为精心结撰之作，可谓体大思精，忧深虑远。后人无其精神，就书读书，缀比掇拾，札记得数十条，支离割裂，自附于通博，此庄生所云“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者也。章实斋谓：“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然貌为博雅而不至焉者，其弊亦不可不知耳。实斋又谓：“汉学家襞樯补苴，为误学王伯厚之流弊。”又谓顾、王同原朱子。其间消息，亦可知矣。
后人因群目以谓汉学开山。阎、胡诸人，亦同见推尊。
章炳麟《检论·清儒》：“始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尊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而外，独推阎、胡。阎之所以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胡之所以大，在其《易图明辨》，汪中则既言之矣。”今按：梨洲有《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书先导。有《授书随笔》一卷，则阎氏问《尚书》而以此告之，实阎氏《古文疏证》之先导。又其究历算之学，多所发明，亦在梅氏之前。梨洲矫晚明王学空疏，而主穷经以为根柢；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正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也。然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
而于当时各家学术异同离合之故，不复深考，则亦不足以语夫其递邅转变之真也。汉学之兴，盖分二派：一自吴之苏州，一自皖之徽州。
章炳麟《检论·清儒》：“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苏州之学，成于惠栋。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余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
惠栋《九经古义》首述：“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然吴学尊古宗汉，乃由反宋，实当时之革命派也。
继先天图象之辨而言汉《易》，
《易》自北宋濂溪、康节诸家，以道士之说附会，至朱子而特加尊信。清初梨洲出，倡以《六经》为根柢之论，远承二陆之意，力辨先天图象之妄（有《易学象数论》）。其弟宗炎晦木（有《周易象辞》及《图书辨惑》），及浙人朱彝尊（见《经义考》）、毛奇龄（《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胡渭（《易图明辨》）递相阐发，恕谷亦闻风相应（《周易传注》）。为宋人图书发覆，亦当时学派中一大潮流。惠氏则本此而推进之，乃以研寻汉儒说《易》为宗旨也。江藩《汉学师承记》称栋专心经术，尤邃于《易》，乃撰《周易述》一编，汉《易》之绝者千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又《经师经义·目录》论之云：“《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国初老儒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其专信汉人，于此可见矣。
又因《易》而言明堂阴阳，
江藩《汉学师承记》称栋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褅说》二卷。
故苏州学派多信纬术。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谓吴中学派传播越中，咸信纬书。惠栋治《易》杂引纬书，且信纳甲、爻辰之说。张惠言治虞氏《易》，亦信纬学。王昶《孔庙礼器碑跋》谓纬书足以证经。孙星衍作《岁阴岁阳考》诸篇，杂引纬书。王鸣盛引纬书以申郑学。嘉兴沈涛以五纬配《五经》，且多引纬书证经，皆其例。北方学者则鲜信纬书，惟旌德姚配中作《周易姚氏学》，颇信之。”
盖其学风惟汉是尚，宜有此也。
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论胡朏明《洪范正论》谓：“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吴派学者往往不辨是非，惟汉儒之说则信，有如此者。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纯粹的汉学，惟惠氏一派，洵足当之。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
戴震《江先生永事略状》：“先生少就外传，与里中童子治世俗学。一日，见明邱氏《大学衍义补》内引《周礼》，奇之，求诸积书家，得写《周礼》正文，朝夕讽诵。自是遂精心于前人所集《十三经注疏》者，而于《三礼》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乃为之广摭博讨，一从《周官经·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旧次，使三代礼仪之盛，大纲细目，丼然可睹，题曰《礼经纲目》，凡数易稿而后定。”
其先徽、歙之间，多讲紫阳之学，远与梁溪、东林相通，
清初徽、歙间治朱学者，始休宁汪佑，讲学紫阳书院，歙人吴慎亦预焉。（详唐鉴《学案》）慎又与金城汪璲、休宁施璜游梁溪、东林，从高世泰讲学。已而归歙，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兴起者甚众。（详彭绍升《歙县吴先生传》及江藩《宋学渊源记》）
永盖承其绪风。
江永《礼书纲目序》云：“盖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又其《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序》云：“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勿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永自蚤岁，先人授以《朱子遗书》原本，沉潜反复有年；今已垂暮，所学无成，日置是书案头，默自省察，以当严师。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云云，可见其崇仰宋学之心矣。汪佑辑《五子近思录》，施璜有《五子近思录发明》，江书即本汪意。同时有婺源汪绂，朱筠为作墓表，云为学以宋五子为归，《六经》皆有成书，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所不究畅。”学风亦与永近似。盖吴学自攻宋起脚，皖学自绍宋入手，此亦其一异。
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
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徽州学派传播扬州，咸精《礼》学。如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榜）、胡（匡衷、承珙、培翬）、程（瑶田）、凌（廷堪）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此江北学者通《三礼》之证也。南方学者，则鲜精《礼》学。惠栋《明堂大道录》《褅说》，皆信纬书。惠士奇《礼说》，亦多空论。沈彤《仪礼小疏》，豬寅亮《仪礼管见》，齐召南《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咸择言短促，秦蕙田《五礼通考》，亦多江、戴之绪言。惟张惠言《仪礼图》颇精。然张氏之学，亦受金榜之传，仍徽州学派也。”
章炳麟《检论·清儒》：“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讲学殊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震之言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余谓吴学务反宋，而转陷尊古。皖学初本阐宋，后乃为诤宋。吴以革命始而得承统，皖以承统始而达革命，学风迁变，诚非先导者所得逆睹也。
而东原之学，尤为博大精深，几几乎非复考礼穷经之所能限。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先生言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又《东原集·答郑丈用牧书》：“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又《与某书》：“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又《年谱》：“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原，有考核之原，有文章之原，吾于三者皆庶得其原。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原也，义理又何原哉？’”东原之学，不徒在知礼，又贵能知得礼意，以明道为考核之原，不株守考核而止，皆承皖学绍宋精神，与吴派不同。
其先尚守宋儒义理，
《年谱》：“乾隆乙亥，先生三十三岁，入都，有《与方希原书》谓：‘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又有《与姚姬传书》谓：‘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胡适《戴震的哲学》，谓：“此尚承认宋儒义理，为壮年未定之见，与其后《孟子字义疏证》主张绝殊。戴望作《颜氏学记》，谓戴震本颜、李言性而畅发其旨，其思想变迁，当在乙亥入京之后。’
后乃自出己见，别标新说，乃时与浙东颜、李之论相出入。
梁启超《东原哲学》：“我深信东原思想，有一部分受颜、李学派影响而成。试略寻其线索：一、方望溪子方用安为李恕谷门生，望溪、恕谷论学不合，用安常私袒恕谷，是桐城方家有能传颜、李学者。东原与方家人素有往来，方希原即其一，他可以从方家子弟中，间接听到颜、李的绪论。二、恕谷很出力在南方宣传他的学派，当时赞成、反对两派人，当都不少。即如是仲明，据《恕谷年谱》，曾和他往复论学。据《东原集》，又知他曾和东原往复论学。《仲明年谱》中，也有批评颜、李的话。或者东原从他或他的门下可以有所闻。三、程绵庄是当时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他和程鱼门是挚友，鱼门、东原交情也不浅，东原可以从二程的关系上得闻颜、李学说，乃至得见颜、李的书。”胡适《戴震的哲学》谓：“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即程绵庄）。他是徽州人，寄居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曾到江宁，后来戴震入京之后，曾屡次到扬州，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在入京后八年），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今按：梁、胡所言皆无确证。必谓东原思想渊源颜、李者，为东原攻击宋儒言理及气质之性诸端，颜、李皆已先及。然颜、李同时尚有浙东一派，其持论亦多与颜、李相通，何尝不足为戴学启先？东原论性本与阳明相近，梨洲为陈乾初一传，尤不啻戴学之缩影。时尚有西河毛奇龄，恕谷从之问乐、问《易》，而奇龄亦推恕谷为盖世儒者。其著书好诋朱子，而尊阳明，有《四书改错》，于朱子攻击无所不至。其论重习行，尚事功，皆袭取颜、李之意。而极辨理字，屡出叠见。谓：“宋人动辄言理，大抵宋儒拘滞，总过执理字，实是大错。如《中庸》‘天命之谓性’，性注作理，而天又注理，将‘理命之谓理’，自然难通。”（又见《四书剩言补》）又：“《知及之章》此本论为政以及之民者，凡十一‘之’字，倶是一义，乃动辄以‘理’字当之；则‘仁能守理’，已为难通，仁是何物而使守理？况‘庄以莅理’，‘动理不以礼’，则大无理矣。”又谓：“圣学所分，只是善恶，并无理、欲对待语。理、欲对待，起于《乐记》，为西汉学人之言，前古无是也。”（又见《圣门释非录》）“春秋以前自尧、舜、禹、汤至夫子口中，并无有言理、欲者。从来理字作条理解（《中庸说》又详征之云：“《中庸》文理，温而理，皆是。即《系辞》穷理，理于义，亦是穷蓍数之理，理者数之义。”），惟孟子始加称理义，然未尝与欲对。”（见《释非录》）“理者礼也，理者义之则，礼者事之则也。道心不主道，犹人心不主欲，耳顺者以小体为大体，从心者以人心为道心。”凡此所言，皆已与戴学相似。其《论语稽求篇叙》，谓：“宣尼所言，与七十子之所编记，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己意强行之。”亦即东原以意见斥宋儒之说。其他类此者尚多，不能尽引。毛氏以博辨见称，其著述传播既广，东原乌得弗见？则梨洲、西河书，亦乌知其不为戴学渊源者？望溪已以浙东与颜、李并诋。其后徽学发挥“理者礼也”一语，西河固已先及。西河论学极崇忠恕，戴学一传而为焦理堂，乃专以忠恕标学的。阮元亦戴学健者，又极推毛氏书。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论大学在明明德》谓：“毛西河《大学问》实用李恕谷说，而段懋堂又暗袭西河。汉学家如此类者不少。”所言亦足证明此中消息。则皖南、浙东两派，其学术之染涉，较之颜、李不益为明显耶？西河虽不纯为学者，然不能谓其书之无足影响。梁、胡言戴学渊源，专注颜、李著想，恐未得当时情实。且毛氏《逸讲笺辨》、恕谷《大学辨业》于颜、李著述亦皆有提及，东原知有颜、李，何必定从二程？余兹所论，虽亦同为推测之辞，然浙东学派与颜、李相通，此为论清初学术派别者所不可不知。戴学近颜、李，尤近浙东，又为梁、胡诸人所未道，故为发之，以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