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第2页）
邓湘皋《船山遗书目录序》：“当是时，海内硕儒，北有容城（孙），西有盩厔（李），东南则有昆山（顾）、余姚（黄）。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肥遯自甘，声名益炳。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徭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
梨洲尤长史学，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忠端公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又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一传而为四明万氏，再传而为鄞之全氏，所谓“浙东学术”者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论浙东学术》云：“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同时梨洲出于浙东，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又曰：“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讥。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卓也。”今按：章氏“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道出梨洲以下浙学精神。“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是此意，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绝不同。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而浙东精神未能大显，此亦清代学术一至可惋惜之事也。
习斋论学，深斥纸墨诵读之业。然其弟子李恕谷，已不能尽守师说。
《颜氏学记·李恕谷答三弟益溪书》：“好读作，损精神，此颜先生之言。盖后世学习事少，翻阅事多，坐读久则体渐柔，渐畏事，将蹈宋明书生覆辙。先生之诲甚是。但吾之翻阅，亦为学也。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且礼之冠婚丧祭，非学习不能熟其仪，非考订不能得其仪之当，二者兼用也。宗庙、郊社、褅袷、朝会，则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吾定礼以为习行者也。矧今古不同，殷辂周冕舜乐，孔子且以考究为事。今世率遵《朱子家礼》，多杜撰无凭，行之慎踬，其考议之当急为何如者？海内惟毛河右知礼乐，万季野明于礼文，向问之不厌反复，今季野长逝，河右远离，吾道之孤，复将谁质？故上问之古人耳，岂得已哉！”
盖颜、李所倡，虽曰六府、三事、三物、四教，
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见《左传》文七年，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见《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
而要括言之，惟在一“礼”。
《颜氏学记·习斋二》：“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为近孔门学教，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孔流泽之远也。横渠门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数为道，何害？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当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奈何尽力《太极》《河》《洛》诸书，误此岁月？”今按：戴望《颜先生传》：“先生居丧，守《朱氏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先生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曰：‘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会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丧礼，非是。因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后儒无德无位，不可作也。自是始悟尧、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托。于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据此传文，习斋守丧，正与阳明格庭前竹子，同一得悟。余故谓习斋彻始彻终，惟重习行，重一“礼”字。言礼而不能本诸性情，以为创设，必有依据，则考核之事不能废。无怪习斋虽力诋书册害人，翻阅害事，而传其学之唯一门徒，即与之持异同也。
又《学记·恕谷一》：“圣道惟礼可以尽之。发育峻极之功用，亦不越一礼。故曰‘约之以礼’，‘复礼为仁’。《周礼》无所不举，统名《周礼》。《大学》言明亲，《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于《礼记》，可见也。颜先生谓礼即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礼也。所谓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又云按礼有专就仪文言者。有统天下之理而言者。《大司徒》三物，礼居六艺之一，专指五礼仪文言也。《鲁论》：‘约之以礼。’《中庸》：‘非礼不动。’则三物皆该其中矣。”《恕谷二》：“孔子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约之即约所博之文也。则圣学惟一礼矣。内外合，知行尽矣。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陆、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礼者吾心之大规矩也，而礼入空虚矣。晋人之于礼也明废之，宋明之于礼也阴弃之，此世道人心之忧也。岂解经之失而已哉！”今按：颜、李学之专重“礼”字，虽颜学精神原自如此，然其说至恕谷而大定，即据上引诸节可见也。
礼贵酌古准今，则不能不有事于考核，亦势之所必至也。恕谷至京师，与季野极相得，
《学记·李恕谷先生传》：“时三藩平后，朝廷向文学，四方名士竞集京师，无不乐交先生者。而鄞万处士斯同尤笃服先生，为特序《大学辨业》，以为学之指归在是。他日与先生考论礼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学者，唯君与下走耳。太原阎生，未足多也。’万有讲会，每会皆达官主供张，翰林部郎处士数十人列坐而听。一日，会讲于绍宁会馆，先生亦往。众请问郊社，万君向众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负圣学正传，非予敢望。今且后郊社，请先言李先生学，以为求道者路。’因将《辨业》之旨，历历敷陈，曰：‘此质之圣人而不惑者，诸君有志，无自外矣！’”
于是北方颜、李之学，遂与南方浙学相合。盖梨洲本多方，其言心性者，承理学之传统。其经世致用，则为言史论政。其矫明人语录空疏之病，而以考古为根柢者，则为经学。季野不喜言心性。乃遁而穷经。
《学记·恕谷四》：“将刊《大学辨业》，念万君季野负重名，必须一质，合则归一，不合则当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逾数日复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负圣学正传，某少受学于黄梨洲先生，讲宋明儒者绪言，后闻一潘先生（潘平格有《求仁录》）论学，谓陆释、朱老，憬然于心。既而同学竞起攻之，某遂置学不讲。曰：予惟穷经而已。以故忽忽诵读者，五六十年。今得见先生，乃知圣道自有正途也。’乃为《辨业》作序。”
其学自《明史》而外，尤长于古礼。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乾学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侍郎因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恤以及家礼，《十四经》之笺疏，《二十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又以其余编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今按：据此则徐书全出季野。至秦氏《五礼通考》，或说出戴东原，无确据。近人梁启超疑即此续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者，则秦书亦出季野之手也。
一旦闻恕谷之说，即以穷经考礼为性命根源，宜乎其欣合而无间也。当是时，先辈遗民经世兴复之志，既不得一施设，而言政制者渐以荒失。
梨洲经世之志，略见于《明夷待访录》一书。其《自序》云：“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试，或庶几焉。”亭林读其书，云：“百王之弊，可以复起；三代之盛，可以徐还。”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勿尽出。”亭林经世之志，见于《日知录》，自谓：“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谓：“平生志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船山经世之志略见于《噩梦》《黄书》诸书。其他二曲、桴亭诸人，于政制皆有论及。
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又未可率尔而谈。时独有一刘继庄为能实治其事。
章炳麟《检论·正颜》：“颜元长于射、御，礼本粗疏，乐、书、数非其所知。其徒李塨言数则只记珠算之乘除，言书则粗陈今隶之正俗，市俭之学，学究之书，而自谓明六艺，可鄙孰甚？至所谓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娴习者，则矜夸之辞耳。”今按：颜、李特有意治之，至于实能其事，固犹未也。继庄之学，今亦无传，然读全祖望氏一传，知其所诣，盖非颜、李比矣。
其言西北水利，尤为千古伟论，足以发明中国民族二千年盛衰消长之机。
全祖望《刘继庄传》：“其论水利，谓西北乃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迄金、元，千百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足食，教化可施也。”今按：中国民族本起西北，自六朝而下，文物渐移于东南。南方柔脆，其学术思想亦专事庄老、佛教、理学一途。中国既成偏枯之局，而民族之内力亦渐衰。继庄此论，殆为中国民族复兴之机捩所在，未可轻忽视也。
然言无可验，其势不长，终亦沦为绝学。而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
康熙初年，有庄氏史案，后又有《南山集》案，而雍、乾间尤夥。若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胜数。可参读柳翼谋《中国文化史》。
凡及前代史实，尤触忌讳。
章炳麟《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丝帙寸札，靡不然爇。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黄道周、金声。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张肯堂、国维、煌言。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方域）、魏（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筠）、邵（晋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
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者以兴。故清初诸儒，博综经世多方之学，一转而为乾、嘉之穷经考礼者，盖非无故而然也。时惟亭林，倡“经学即理学”之语，乃若与季野、恕谷之说合。
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今按：亭林不喜言心性，遂为此语。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而止，亦岂得谓“经学即理学”。亭林此言，实为两无所据，远不如浙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之精卓矣。实斋为梨洲、亭林二人辨析学术异同，可谓特具只眼。顾谓亭林原于朱子，则似矣而尚有辨也。朱子言格物穷理，仍不忘吾心之全体大用，不脱理学家面貌。亭林则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橛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自与朱子分途。颜、李说“博学于文”，常连及“约之以礼”，则仍不脱习行上事，习行又自心性上来；故颜、李与浙东为近，而与昆山则远。季野之语恕谷曰：“天下学人，惟君与我，太原阎生未足多也。”若璩治经，亦未可轻，正以脱却心性为人，专意考据，故为季野所少耳。
方苞《与刘拙修书》，力尊宋五子，而曰：“学之废久矣，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二君以高名耆旧，立程、朱为鹤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亦复以浙东与颜、李并讥。望溪交恕谷、季野，宜其知之深而见之切也。时清廷方尊程、朱以牢笼一世，季野、恕谷虽名高，而不足以敌天下之滔滔；学者既不敢为程、朱之叛徒，又倾动于季野、恕谷诸人之实论，则惟亭林之判心性与学问为二途者，为可以安身而藏迹。故自乾、嘉以下，惟徽州一派，其间大师尚多不失浙东及颜、李精神者。至于气魄较小，眼光较狭之流，则专借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为话柄，于名物训诂证礼考史外，不复知有学术矣。此中界限，不可不细剖也。
又其学尚搜讨，铢积寸累，陋者可以自藏，于是遂受一世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