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第八章 宋明理学（第4页）

《学案》卷十五：“伊川在经筵，士人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方是时，苏子瞻轼为翰林，有重名，一时文士多归之。文士不乐拘检，迂先生所为。两家门下迭起标榜，遂分党为洛、蜀。”今按：伊川、东坡，皆宋世所称贤者，在朝相疾，各分党类，一时乃有洛、蜀之名。其后朱子推尊程氏，而极诋东坡父子兄弟，以谓小人之尤。其所为《伊川先生年谱》序及当时交恶之由，殊为可笑。其一云：“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两省官即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其二云：“《语录》：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其三云：“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设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换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洛、蜀衅隙，其原虽不尽此，而大率当类此也。伊川以圣贤之道自居，乃欲以饮食细节，强人从同，已为不广。又其视言语动作，皆严重异于常情。彼所谓以鄙语相戏者，今亦不知为何等语。然观其游、杨侍立，伊川瞑坐，门外雪深尺余，则其平日师弟子相处，恭敬尊严，固谓当然；而或人以戏笑相向，虽在彼为常事，而在此则为奇辱，为非礼不敬之尤，为小人无忌惮。或人见其然，自谓我特聊相戏，岂便为无礼小人者。于是不足以生其惭，而乃至于招其恨，而仇隙乃由此起。自后人平心而观，固非一为君子，一为小人，若冰炭之异其性也。又按：朱子引苏轼奏状，有“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加以辞色”云云，则此以彼为小人者，彼乃以此为奸。出尔反尔，殆亦成意气之争也。又引《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低之。”则又周纳之辞。故尽归过于一造，而证成其为小人，片言固未足信矣。尝读尹和靖《师说》：“先生曰：‘圣人之量，有甚穷尽？’某曰：‘何以见其无穷尽？’师曰：‘于孔子见之。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若他人须著一个小人字。贤且看圣人之量如何大！’余谓程、朱诚学孔子，亦不必以小人看东坡。”又《全书》六十七记康节临殁，伊川往视，问道。邵子戏之曰：“正叔可谓生于生姜树上的，将来必死于生姜树头。”伊川复问，康节举两手张而示之。伊川不解，康节乃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所著，何能使人行？”面前路窄，诚为理学家之通病哉！朱子与唐仲友交涉，亦洛、蜀相争之类矣。

《学案》卷二十五：“伊川自涪归，见学者雕落，多从怫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又：全谢山案语：“明道善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然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据是，则二程门下，殆无不走入禅家耳。

南渡以下，挺生朱子，而宋学乃臻极盛。朱子学于延平李侗，号为得洛学正传。

延平师豫章罗从彦，豫章师龟山，故后人称龟山三传而得朱子也。《学案》三十九谢山案语云：“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谓龟山门下千余，独豫章能任道。后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读豫章之书，醇正则有之，其精警则未见也。恐其所造，亦只在善人、有恒之间。若因其有出蓝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门户之见，非公论也。”今按：道统之说，自宋儒始，实为陋见。谢山此论平实，故附引之。

论其学风，则于伊川尤近。大要亦主“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而侧重致知一边。

朱子《答陈师德》云：“尝闻之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实学者立身进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盖未尝不交相发也。”今按：此为双提之言。

又《答项平父》云：“圣人提示为学之方，周遍详密，不靠一边，故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若只恃一个敬字，更不做集义功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穷。又曰：‘此心固是圣贤本领。’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今按：此论居敬之不能无待于集义，便近侧注。

又《答曾无疑》云：“孝、悌、忠、信，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信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是个死底孝悌忠信。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柙而已，何足道哉？”今按：朱子此论，极戒孤陋守心之弊，其侧重致知一面之意可见。

此其所由与伊川尤似者也。然朱子辨析益精，推衍益详，自致知之说，进而为格物，转而为穷理，

朱子《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夫‘天生黑民，有物有则’。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此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无有蔽碍，而意无不诚，心无不正矣。此《大学》本经之意，而程子之说然也。今不深考，而必训致知以穷理，则于主宾之分，有所未安。（自注：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不当以此字训彼字也。）训格物以接物，则于究极之功，有所未明。

虽一本小程之意，而开展精辟，面目又变。其最著者为《大学补传》，

《四书集注》：“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以吾心与物理判别而言，与伊川“性即是理”之说实已迥殊。盖伊川之言致知，尚徘徊于内外心物之间，至考亭乃始断然主向外之寻索也。此又宋学一大转步也。然考亭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其愿宏矣，其志伟矣，而未可以骤几也。于是又自格物穷理一转而为信古人、读古书焉，又归其要于《学》《语》《庸》《孟》之四书焉，

朱子《答曹元可》：“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易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篇也。”

盖朱子信心甚强，于《四子书》尤毕心尽力，遂以信古者为自信，镕铸众说，汇为一鑪。言其气魄之远大，议论之高广，组织之圆密，不徒上掩北宋，盖自孔子以来，好古博学，殆无其比。而又能以平实浅近之涂辙，开示来学，使人日孳孳若为可几及。于是天下向风，而宋学遂达登峰造极之点。然同时学者，遂乃于考亭并致辨难，多树异同。盖一学派极盛之日，即伏其向衰之机，此已为学术史上一常例；而宋学自朱子而组织大备，亦自朱子而分裂遂显，盛衰之征，即同时见于一人之身。则尤一至可玩味之事也。其与朱树异者，以象山为最著。象山之言曰：“心即理也。此心此理，不容有二。”又曰：“尧舜曾读何书来？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鹅湖之会，异同在此。

《象山年谱》：“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辨，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

张栻《寄吕伯恭书》：“濂溪自得处浑全，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故未免反流于牵强，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觉二先生《遗书》中，与学者讲论多矣，若《西铭》则再四言之，至《太极图》则未尝拈出，此意更当研究也。”今按：《太极图》程门不道，而朱子始极尊之。南轩之言，亦犹是洛学遗教。至云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正朱子穷理精神所寄，不徒于濂溪为然。

“太极”之辨，本始于梭山，而同时又及《西铭》。

象山与朱子辨太极，其初本由梭山。梭山与朱子往还各两书，其后乃谓“求胜不求益”，遂不复致辨。而象山继之。今梭山两书皆失，然观朱子答书，则初辨尚及《西铭》。大抵梭山以《西铭》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谓之为肢固。朱子答之曰：“至于《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则其立言之失，胶固二字，岂足以尽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于一己之私哉？”此为朱子第一书。其第二书又曰：“熹所论《西铭》之意，正谓长者以横渠之言，不当谓乾坤实为父母，而以胶固斥之，故窃疑之，以为若如长者之意，则是谓人物实无所资于天地，恐有所未安耳。非熹本说固欲如此也。今详来诲，犹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与乾坤，虽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尝有二体。但其分之殊，则又不得而不辨也。”此为朱子第二书。今梭山之书虽不可见，而可自朱子书中推见其意。盖《西铭》所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者，梭山只认之于吾心，而朱子则认之于外实。此自是朱、陆根本异点。其后象山继辨，于《西铭》即置不论，或者将暂以后及；而太极之往复，既无定论，因亦更不及之耶？《宋元学案》钞朱、陆辨太极诸书，却将朱子最先两书辨及《西铭》处删去，后人或不知太极以外，尚有此一番异议矣。

《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陈同甫集》：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使世人争鹜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而适用，则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过矣。”

又：“为士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曰：“义利王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

又：“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而谓：“儒不足以尽成人之道。”

又：“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勇如此之详，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敢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说，而后学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故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知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称朱子）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犹有遗恨也。”

然龙川尚仅主于事功，而水心则精辨于学术。于曾子、子思、孟子皆有讥。

谓：“以心为官，以性为善，非内外相成之道。”

又《习学记言》：“《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夫古人之耳目，岂尽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义，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谓：“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

又：“不迁怒，不贰过，以是为颜子之所独能，而凡孔氏之门皆轻愠频复之流与？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也。呜呼！必若是，则惟颜子耳。”

谓：“周、孔以建德为本，以劳谦为用，故其所立能与天地相终始，而吾身之区区不预焉。”

又：“程氏答张氏论《定性书》，皆老、佛语也。子思虽渐失古人体统，然犹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后儒者则无不然矣。老、佛之学，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为本，以劳谦为用，故其所立能与天地相终始，而吾身之区区不与焉。老、佛则处身过高，而以德业为应世，其偶可为者则为之。所立未毫发，而自夸甚于邱山。至于坏败丧失，使中国胥为夷狄，沧亡而不能救，而不以为己责也。”

此二人者，凡其所排击，皆中肯要，可谓宋学之诤友也。然言其气魄之远大，议论之高广，组织之圆密，与夫开示之平实浅近，则并时诸贤，皆无以逾乎朱子，而宋学之一尊以定。经沧海者难为水，自是以降，理学向衰，而宋亦垂亡矣。明初学者，不出考亭范围。自阳明出，而理学之天地乃一新。阳明早岁，曾以格物致病。乃谓“物无可格，格物工夫，只在身心上做”。

《传习录下》：“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大力量。因指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三日便劳神致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庚申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年谱》：“先生至龙场，始悟格物致知。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刘）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曰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更不言宇宙万物，而以感应是非为心体。

《传习录下》：“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