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第八章 宋明理学（第3页）
横渠为二程前辈，二程思想受其影响者实多，而后人颠倒其说，若横渠成学，转深受二程影响者。日人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辨之云（下语据刘侃元译本润饰）：横渠初见二程，在嘉祐元年，是时横渠年三十七，明道年二十五，今《行状》有“见二程，悉舍异学，淳如也”之语，恐不确。伊川为《明道行状》，明云：“明道二十五岁为醇儒。”又云：“明道自十五六时，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则明道是时，思想尚未达确定成熟之境。而尹和靖谓张子昔在京说《易》时，一夕闻二程子来问《易》，对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及也，汝等可师事之！”遂撤虎皮归陕。此为程门尊师造设无疑。故伊川见吕与叔《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谓和靖曰：“与叔生平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之，不谓尚存，几于无忌惮矣。”可见横渠与二程之关系，不外相互推尊、相互启发之意味而止。至于自性说一面言之，则二程受横渠之影响者正多也。今自学风之转移为言，横渠亦当与濂溪、百源为伍，而二程乃属后起，故附引其说于此。
而二程论学，亦自有别。明道之学，首本“识仁”。
《识仁篇》（《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横渠《西铭》旧名《订顽》），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曰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则仍是体认大我之意。然只就此心当下识取，则不须远索之于人物未生、宇宙未分以前，冥漠虚无之境，而必为太极无极、阴阳五行之纷纷也。故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盖濂溪、百源、横渠，皆不免悬空探索，造一宇宙缘起、人物本原之理，而以工夫为凑合。明道则鞭辟近里，谓心苟不懈，存久自明，即以吾心为宇宙，即以本体属工夫，而更不劳有勉此赴彼之迹也。故识仁而后可以“定性”。
《定性书》（《学案》卷十三）：“横渠张子问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性无内外”，则物我一体也。“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即工夫即本体，重心情之体合，而无取乎知识之穷索，亦不必私意为迎合。此明道之所以异夫《太极图》《皇极经世》《正蒙》诸书者也。故曰：“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学案》卷十三：“尝论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此犹是言作两处。若要至诚，只在京师便是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尽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是程子之意，不徒弗贵别寻本体，亦无须另立工夫也。其曰“诚敬存之”，诚敬已是吾心自然之体段，亦即天理自然之功能，更无着力处矣。即不得已而必言工夫，则亦惟有一“敬”字。
又：“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则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在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又：“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终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又：“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
然“敬”只是持守之事，其人苟一无所知，亦复何以为守？故明道又言须先在“致知”。
又：“问：‘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说到持守，持守甚事？须先在致知。’”
故曰：“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此即“致知”与“敬”之二语，亦即“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之意也。大程子之学，率具如是。至于伊川，亦主反求心性，而不尚外索，则与伯子同途。
《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性即理也。”
又：“性即是理。”
又：“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
又：“心，道之所在。心与道，浑然一也。”
又：“问：‘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心即道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能通之以道，又岂有限量？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又：“语及太虚，先生曰：‘亦无太虚。’遂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也。’”
其曰“性即是理，心即是道”，曰“性外无物”，又曰“太虚皆是理”，要皆以宇宙之大，消纳于我之一心。显与明道相似，而视濂溪、康节、横渠，则不同也。其论工夫，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亦仍是大程“敬”与“致知”之二语。惟明道偏于敬，而伊川则重在致知。故同一言工夫，而一主存养，一主理解，遂多与明道异趋。
《学案》卷十五《伊川语录》：“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
又：“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又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是光照。’”
又：“问：‘忠信敬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曰：‘子以诚敬为可勉强，且恁地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觑了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有诸中必形诸外，德容安可妄学？’”
故曰：“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又曰：“诚敬不可勉强，有诸中必形诸外，德容安可妄学？”则已侧人致知一路。而其言致知，亦与明道“识得此理，当处认取”之意不同。
又：“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
又：“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盖伊川既主“性即是理”，故以穷理为尽性。既主“性外无物”，故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于是又自致知一转而为“格物穷理”焉。盖同一合内外之道也，伯子向其内，而叔子向其外。故明道则曰“物来顺应，以明觉为自然”者，而伊川则曰“学者先要会疑，学莫贵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也。然伊川虽主穷理深思，理会及于天地之大，草木之细，而终自与濂溪、百源、横渠诸人为不一道者；盖濂溪、百源、横渠，皆先悬空穷得一宇宙万物之理，而后以我之心合之，宇宙万物在我心之外，而其言宇宙万物之理者为无验。伊川则以穷天地草木之理为尽心知性之功，即以天地草木为我心之体，不俟再为凑合，而其言天地草木之理者为有验。何验之？曰：即验之于吾心。
《学案》卷十五《伊川语录》：“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
又：“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闻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今按：不假见闻，语须善看。苟能明得合内外之道，以格物穷理，则格物穷理皆我心体内事，自不假闻见也。假闻见即内外判隔，心物各别矣。
《学案》卷十六《伊川学案下》：“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重，人不敢近也。”
且二程之学，以天地万物归之一心，转不免视心太尊，视己太高，有狭隘孤立之弊。明道已言之曰：“不得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万物。”在明道和易温厚，其言尚不为病。
《学案》卷十四：“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至于伊川，峻厉之气，严毅之守，足以尊师道，而亦足以招物怨。
《学案》卷十五：“伊川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明道尝谓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
又卷十六：“韩公维与二先生善，屈致于颍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伊川回视，厉声叱之曰：‘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韩遂皆逐去之。”
今按：此等处，明道决不尔。故明道言敬，只如泥塑人，而伊川则必曰“严威俨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须自此入”也。此自因两人气质之异，亦缘洛学重身践，重心证，又以天地一切之理都归入一己身上，故有此狭隘严苛之态度也。
循至有洛、蜀之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