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晚汉之新思潮（第3页）
故其书虽若向外寻索，实主内心批评。与其谓之重证验，不如谓之重思考。下举数语，可明其意。
《知实篇》：“如心揣度，以决然否。”
《正说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对作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虚浮之事，辄立证验。”
《薄葬篇》：“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溺丧外物，以求实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此节评“墨”颇精辟。其论与庄子相符。可见《论衡》虽疾虚妄，求真实，而特重“内心诠订”之实，非关“耳目闻见”之实。因耳目闻见则仍不免为虚象也。《墨子》三表：“上本之上古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方法若甚细密。然本此而论有天志，有鬼，而不自知其误，则以过重实效，而不能诠订于内心也。王充于上古圣王传说，最所怀疑；于百姓耳目及人民利益，均不注重。故曰“从道不随事”。其轻视事实与功利之态度，亦可见矣。
其影响于当时之学术界者甚大。王符著《潜夫论》，仲长统著《昌言》，崔宴著《政论》，刘劭著《人物志》，应劭著《风俗通义》，皆“指讦时短，讨掮物情”，弃章句而慕“超奇”，有王氏之风焉。外如蔡邕、王朗，
袁山松《后汉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孔融，
《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今按：史文虽云路粹枉奏，恐融亦自有此论，非粹所能造也。其论盖发自《论衡》，而融自喜之耳。《论衡·物势篇》：“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由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子生矣。”又《自然篇》：“万物自生，天不须复与也。由子在母怀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与知哉？”此种议论，新奇可喜，宜其耸动一时之观听，而儒家五六百年来以孝治天下之伦理，根本遭其打击矣。
《艺文类聚》八十五引：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麦，家无，乃盗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曰：“无有来讨，勿复盗也。”盗而不罪者，以为勤于母饥。哭而见杀者，以为形悲而心否。今按：如此等处，脱略形迹，直求本心，上承王充之绪，下开魏晋清谈之端。当时学者态度之激变，未可轻忽视也。
又《艺文类聚》十二引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似从《论衡·宣汉》《恢国》诸篇中出，魏文兄弟《论周成汉昭优劣》，亦是一意。
《御览》三百五十六引孔融云：“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益领铁铠，绝圣甚远。”七百六十二引孔融云：“贤者所制，或跨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均取《论衡·齐世篇》所讥世俗“高古下今贵闻贱见”之意。
王粲，
王粲《难钟荀太平论》取意《论衡·儒增》诸篇。《儒吏论》似《论衡·程材》《量知》。粲嗣子业，业子即辅嗣也。
曹植，
《相论》《辨道论》《令禽恶鸟论》诸篇，均受《论衡》影响。
阮籍，
阮籍《大人先生传》：“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挥中乎？”语袭《论衡·奇怪篇》：“人虽生于天，犹虮虱生于人。”《物势篇》：“人之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
《晋书·阮籍传》：“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豚，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此行径，虽若奇特，推其心理，亦由求实际而爱批评中来。其根源亦在《论衡》。《薄葬篇》：“儒家以为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然而赙祭备物者，亦不负死以观生也。夫言死无知，则臣子倍其君父。故曰丧祭礼废，则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则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则不孝狱多。圣人惧开不孝之源，故不明死无知之实。”此论儒家注重葬祭心理极显豁。既而批评其是非，则曰：“异道不相连。事生厚，化自生。虽事死泊，何损于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无所知，倍之何损？明其无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无知，成事已有贼生之费。未死之时，求卜问医，冀祸消、药有益矣。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良如扁鹊，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又曰：“死亲之魂，定无所知。今厚死人，何益于恩？倍之弗事，何损于义？”嗣宗非不孝其母，然母则既死，匍匐而归，哭泣擗踊，此复奚益？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粥自苦，于死何关？所以临诀而饮二斗酒，又加以一蒸豚，而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卷五）此非王充薄葬之意乎？
又《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以《论衡·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又直呼父名，不言讳，疑之。孔融十三丧父，史称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而路粹奏其云云，其判哭父又云云。此皆与阮籍一路，必以世俗礼法绳之，则不识其真性情之所在也。
其人言论行事，皆足以鼓**一世，为人心所归仰；而莫不舍两汉之旧风，慕王氏之新趋；则其魔力之大，为如何矣？然考其所论，指摘儒生，评弹世俗，诚已卓越。而开示大道，标揭正义，所以牖民定俗，以觉世之迷罔而达之于天德者，则王氏犹非其任。其议论之所至，每多缺憾。而尤以绝端之命定论为甚。盖墨家“非命”，所以戒人之惰。儒家“知命”，所以劝人之勤。两家立说，皆本人事。王充则“从道不随事，合黄、老之义”，一守“自然”而主命定。其初特以破《公羊》天人感应之说，而矫枉过正，使人爽然失其用力之意。
《命禄篇》：“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智自高。”又：“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薄，求之无益。”
又：“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此论一人之祸福吉凶，无系乎人为也。
《治期篇》：“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所损益。”又：“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又：“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又：“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此论一世之治乱安危，无系乎人为也。
《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率性》《吉验》《偶会》《骨相》《初禀》《本性》《物势》《奇怪》诸篇，皆发命定之义。
循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章太炎《五朝学》：“孔融刺青州，为袁谭所攻，流矢雨集，犹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而奔。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斯盖王导、谢安所从受法。”
至其重心知，蔑耳目，尚思辨，略证验，惟求理论之一贯，不问事实之效应；故虽深疾虚妄，冀悟迷惑，而后人之受其影响者，转在彼而不在此；则亦非王氏之初愿也。
章太炎《检论·学变》：“《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摘发，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蠭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不知王氏之影响于后世者，正在其主内心之诠订，与命定自然之说，皆其积极建树之所在，其力尤胜于其所欲摧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