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一章 孔子与六经（第4页）
七、《语》。前人善言佳语。《内》《外传》常引“语曰”云云，《郑语》：“《训语》有之”是也。其云：“史佚有言”“仲虺有言”“臧孙纥有言”，皆《语》类也。
八、《故志》。《楚语》：范无宇对子晳曰“其在《志》也”云云。又曰：“皆志于诸侯。”《左传》成十五年：“前《志》有之。”皆是也。语言亦称《志》。《左》襄十四年引“仲虺有言”，襄三十年作“仲虺之《志》”是也。
九、《训典》。韦注：“五帝之书《楚语》“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者是也。《晋语》亦云：“端刑法，缉《训典》。”《商书》有《伊训》，《左》襄四年引《夏训》，则《训典》不限于五帝书也。
约而举之，不出《诗》《书》两类。《书》者掌故，凡申叔时所谓《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皆属之。《诗》者文学，凡申叔时所谓《诗》《乐》皆属之。《诗》《书》者，古人书籍之两大别也。不曰《诗》《书》，即曰“礼乐”。《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书》即“礼”也，《诗》即“乐”也。《诗》之为乐易明，《书》之为礼难晓。盖礼有先例之礼，有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于历史，《春秋》《世》《语》《故志》《训典》之类是也。成文之礼，本乎制度，《礼》《令》之类是也。而后王本朝之制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旧贯也。盖昔人尊古笃旧，成法遗制，世守勿替，即谓之“礼”。舍礼外无法令，舍礼外无历史。“史”“礼”“法”之三者，古人则一以视之也。史实之变动，新例之创兴，而礼法亦随而变。如《檀弓》记“士之有诔”，“鲁妇人之髽而吊”，“晋人之毕献而扬觯”，《左传》记“晋之始墨”，“楚之乘广先左”之类，大率前代因一时特情，开一新例，其后因习沿用而成礼制。违“礼”即违“法”。“历史”即“制度”。而《诗》《乐》本包括于礼制之中。则古人学问，可以一字尽之，曰惟“礼”而已。其守礼知礼者则“史”也。故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而可证。
《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
至增孔子《春秋》与《诗》、《书》、礼、乐而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为六，而因以名之曰“经”，此皆后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论》《孟》不言“经”。
《孟子》：“经正则庶民兴”，非经籍也。
崔述《古文尚书辨伪》：“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经解》出于《戴记》，未必为孔子之言。然通篇无‘经’字。其‘经’目则汉儒所署耳。《孝经》亦汉人钞撮为之。不然，不应汉以前无一人语及也。”今按：自荀子已“经”“礼”分言，惟亦不以《诗》《书》与“经”相连，而称《诗经》《书经》耳。语详下。
“经”之称仿《墨子》，有《经》上、下篇。荀子儒家，始称“经”，始以《春秋》与《诗》、《书》、礼、乐连称。然犹不知“六经”，又不以《易》为“经”。
《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则荀子仅以《诗》《书》为“经”，与“礼”并举，非有“六经”也。
又云：“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以礼、乐、《诗》、《书》、《春秋》并举，而不及《易》。荀子不知有“六经”也。不然，何以曰“在天地之间者毕”乎？
又《儒效篇》：“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已。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亦《诗》、《书》、礼、乐、《春秋》五者并举；而不及《易》。盖荀子单言《诗》《书》则包《春秋》，单言“礼”则包“乐”。故分言之则五者，合言之则《诗》《书》与“礼”之二事也。故《荣辱篇》亦言：“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推荀子所谓《诗》《书》，即孔子之“博学于文”也。荀子之所谓“礼”，即孔子之“约之以礼”也。荀子之“始诵经而终读礼”，即孟子“由博反约”之说也。证之以《荀子》之书，则知其时固无“六经”之称也。
秦人焚书，则曰“《诗》、《书》、百家语”，而《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谓“《诗》《书》”，统指孔、墨以前旧籍。“百家语”，则儒、墨以下私书也。《易》在秦时，人犹知其为卜筮书，非儒家之一经也。荀卿屡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无一字及《易》，知《易》不与《诗》、《书》、礼、乐、《春秋》同科。尊《春秋》齐于《诗》、《书》、礼、乐者，其论始于孟子，定于荀卿。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而言之者，则儒、道、阴阳合糅之徒为之。其事起于汉，见于刘安、马迁、董仲舒、贾谊之书，而亦犹弗称之谓“六经”也。
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为《鸿烈》。高诱序之曰：“王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则《淮南》杂糅儒、道之证也。故其书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六艺”（《泰族训》），又曰：“孔丘通‘六艺’之论。”（《主术训》）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谈为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其《论六家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有省不省耳。”则司马谈论学，糅合阴阳、儒、道之证也。备论六家，首列阴阳，而称《易传》，先秦无有也。史迁承父学而尊孔子，故以礼、乐、《诗》、《书》、《易》、《春秋》言“六艺”（《滑稽列传》）。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者，亦史迁也。
董仲舒，《汉书·五行志》称之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叛，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此董氏之学为阴阳与儒相杂糅之证也。故《春秋繁露》亦并《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言。
贾谊《新书》，亦言“六艺”。贾生亦兼治阴阳、儒、道之说也。
《庄子·天下篇》：“《易》以道阴阳。”史迁亦言之。秦火之后，惟《易》独传。儒、道、阴阳之说，杂见于其书，遂成《易传》，至汉而大行也。
司马氏之言曰：“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论六家要旨》）明“六艺”中自分经传，而经传不限于“六艺”。
“经”者，对“传”与“说”而言之。无“传”与“说”，则不谓“经”也。《说文》：“经，织也。”《左氏》昭十五年《传》：“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古者于书有“记”、“传”、“故训”，多离书独立，不若后世章句，即以比厕本书之下；故其次第前后，若不相条贯，而为其经纪者，则本书也。故谓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也。读《墨子·经说》者，必比附于经而读之，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此古书称“经”之义。《书》有传，《诗》有故训，故亦得称“经”。章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因子而立父之号。故“经”名之立，必在“传”“记”盛行之后。墨家既称之，诸家沿用之，而《诗》《书》亦得是称也。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韩非著书，其《外储说》诸篇，自称左为“经”，右为“传”。撰辑《管子》者，题其《牧民》、《形势》诸篇曰“经言”，言统要也。《吕氏春秋》肇立《十二纪》，“纪”即“经”也，所以纪综群篇。曰《八览》，“览”揽也，所以总揽。曰《六论》，“论”纶也，所以经纶。其称“纪”“览”“论”，犹称“经”也。先秦著书，揭署“经”名，辄如此。谓“经”专儒家书，非也。谓先古已有“经”，尤非也。谓“经”为千古之常道，则尤非之尤非也。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刘向受诏领校中《五经》秘书。《艺文志》无《乐经》。故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也。”惟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有曰“臣闻‘六经’”云云，非情实也。
然不能仅言礼而无乐，则增《五经》而称“六艺”。古自有“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吕氏春秋·博志篇》：养由基射，尹儒学御，吕氏曰：“皆六艺之人也。”
《周礼·保氏》：“教之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
今以称简册，则亦汉人之说。其明称“六经”者，一见庄周书，后成于王莽。
《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
《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是谓“六经”先孔子有，虽《春秋》亦非孔子作也。以《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亦出秦火后阴阳家言。
《汉书·王莽传》：“平帝时，莽奏立《乐经》，随立《六经》祭酒。”见《后汉书·苏竟传》注。扬子云《剧秦美新》称之曰：“制成《六经》。”后人则误王莽为孔子也。
《后汉》：“明帝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本纪》）“章帝诏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班固传》）则王莽“六经”终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