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考古人 考古首先是满足人类好奇心其次是安顿身心与十三邀许知远对谈（第2页）
许知远：你什么时候清晰地意识到考古学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许宏：我意识到这点还是比较晚的。那个时候这个观点还有争议，我们的前辈、资深学者和权威，还是谆谆教诲我们，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但是现在我在博客、微博里面已经开始讲想象力了，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是经验型学科，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这些是验证不了的。我们能证明什么？能证明的是凭着经验得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实证起来问题不大，但也有误判的时候。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比如那个圜底罐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说是煮水的、熬粥的，可以根据内壁的残留物分析出来，但大量的东西是实证不出来的，二里头是夏还是商？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材料出土，我们能实证吗？显然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想象力应该是必需的吧，有一些推论和假说通过科技手段就落实了，有一些永远都是个秘密。我觉得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我们只能是为年轻人铺路的过渡一代
许知远：1984年后你留校当辅导员、教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从一个学生到一个青年教师，那时候的学术追求是什么？
许宏：这个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带的学生一般比我小不了几岁，正常小两三岁，最大的比我还大一岁。我当时头发理得很短，很有朝气，完全混淆于学生之间，而且我住在校园内的筒子楼单身宿舍里，跟同学们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开小型座谈会。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考古学今后要占领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接合部，要拯救中国上古史，那时考古学一派日新月异，经常有一种新发现就改写、颠覆我们以前的认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和使命感。但是成为一个考古学界老兵后，就会因为看到整个学科的不足而有痛感，意识到我们需要上升到大历史的层面，逐渐建构考古学的认知框架。
▍ 在筒子楼住了好多年
▍ 山东大学任辅导员的“青椒岁月”
许知远：作为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那时候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考古学偶像或者范式人物？
许宏：当然有了。实际上当时的老师都是偶像，不超越老师，我们存在的意义就谈不上。张光直先生、邹衡先生、我的导师徐苹芳先生，都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他们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是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有学者说得很好，每一代学者的研究都是后人的靶子，但是这恰恰彰显了这一代学者的价值和意义。
许知远：作为杰出的考古学家，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是跟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不同的？
许宏：这个我也想过，但没想清楚。这些老师很多根本不是从一开始就学考古的，都是意外成为的。而现在看来，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事倍功半的事业。如果我们把这工夫花在学外语、法律、经济上，业绩可能不比这个差，但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非学术上，花在跟地方领导官员、企业家、农民的交涉中，扯皮、拍桌子、交朋友、喝酒、处理危机公关，把我们磨炼得三头六臂、灰头土脸的。这种接地气的学科需要有更多的付出，不用说抛家舍子，不用说孩子特别小没有办法，要问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三个字：习惯了。
许知远：有没有国外的考古学家是你当时的偶像？
许宏：说句实在话，还是语言的限制，我也没有长期在欧美留学的经历。但是学界应该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60后就是给年轻人搭桥铺路，只能是过渡的一代。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我们只能是呼吁，至于如何进一步跟国际接轨，进一步把外面的东西本土化、中国化，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刚才我说的学科转型，一方面是人家几十年之前已经这么做了，另一方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大量吸收外面的营养，在我们内部生发出的一种学术需求。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特别标志性的人物，像诗歌界的北岛或者说哲学界的李泽厚这样的人？
许宏：你一说北岛，就能看出我们这个学科是研究古老时代的学科、尊老敬老的学科，我们的代表人物是苏秉琦先生。北岛成名的时候30岁出头，苏秉琦先生70多岁还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旗手。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会相当于考古学界的常委会，我30多岁时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许知远：但是这个学科是由30多岁的年轻人在中国奠定的。
许宏：可以这么说，思想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越发感觉不可能，你如果在那个时候有特别张狂之气，就不可能在这个学科混了，真的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年轻的学者有许多自己的独立思考，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应该给他们开路，而不是有意无意地限制、束缚他们。按我的归纳总结就是迎接“学科断奶期”。以前是不用年轻人自己想的，有一个领袖式的人物，是你尊敬的师长在引导你。现在的时代我管它叫“后大家时代”，进入社会考古的新阶段，相当于从西周一统王朝变到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领头羊没有了，大家有点不适应，怅然若失，但是这种学科发展方向的多元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吗？不光是考古学科，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权威都在丧失。
▍ “追星”不问年庚。没想到30多年后能与偶像北岛先生（左）畅叙人生，2022年4月摄于北京
我自己想做到理想中的中立客观，但是“公知”和“理中客”都被污名化了，甚至连“启蒙”也被污名化了。如果启蒙是高高在上的话，我也不愿意接受，但我从一个偏于保守、封闭的学者，转向面向公众的学者，不正是在做新时期的启蒙工作吗？我觉得其中能够彰显出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学界和社会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所以我不在意当代人怎么看。这个就是学者的立场，立言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些东西都应该留给历史。——今天又说多了。
许知远：你当了几年教师之后又重新去读研究生，这个选择是怎么发生的？
许宏：是自然而然的。那个时代，辅导员的全称叫政治辅导员，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副书记，他说许宏留在党总支好好干吧，别回考古教研室了。我说对不起，我还是想回去搞我的考古、教我的考古。4年下来，从21周岁到25周岁，我这样一边当着辅导员，一边读着在职硕士研究生，没耽误工龄、教龄。辅导员刚当完，我马上申请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受训，两个季度后结业时大家都哭了，非常非常艰苦，但是也经受了当时国家最高水平的业务培训，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拿到田野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人。
▍ 得之不易的资格证书
许知远：是怎么训练的？
许宏：他们开玩笑，晚上大铁门一关，那个基地整个就像牢房一样。白天发掘，晚上上课；一个人两个探方，教官非常严厉，你做错了什么都及时指出，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来。20多个人，每届一定要有3个不及格的。从山沟里到汽车站很远，中间不准回去。当时正好放映电影《红高粱》，我们几个年轻人学电影里面剃了光头，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是那样宣泄着青春的躁动。这种班肯定不会给你找好挖的地方挖，4米乘4米的一个探方，2米多深，到最后33个灰坑（即垃圾坑）相互叠压。铁杆考古人必须经历过这个。
回到学校，带学生考古实习，领队老师说：“许宏，你来给同学们讲田野考古吧。”我给他们讲的是最新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那时候科技手段不足，我按当时的规程教学生：探方里边的东西，除了土什么都要。现在，“除了土什么都要”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抛弃了，当时的人吃什么，植被怎么样，都在土里边呢，土里蕴含了很多的信息。你看考古学的发展一直是日新月异的，所以没有谁敢说自己已经站在学科前列了。我们只能是做一个开放的人，知道学科和自身的不足，知道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对性。
总体上看，政治——像意识形态、口号这些东西是短期的，经济是一个中期甚至长期的东西，是基础性的，但文化是超长期甚至永久性的。所以文化是底蕴，而比较自我安慰的是我正是研究文化的。如果你用长时段的历史观察，你对有些东西就会很释然，不会把一些具体的、离得太近的东西看得太重了。
许知远：你1992年到中国社科院读书，当时的环境、气氛，不论是学术还是社会的，给你什么感觉？
许宏：这个太有益处了，还是环境造人。我要是在济南，就只敢写山东，因为其他地区的不太熟悉。那个时候，山东大学里的好多资料都不齐，但是在北京，我的眼界和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让我有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我的导师徐苹芳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大家，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精神上的大气，视野、历史观的融会贯通。他宽容平和，没有限制、束缚我的思考。
▍ 2003年，与导师徐苹芳先生（左）在台北
许知远：我问一个庸俗的问题，怎么判定这些器物值多少钱呢？
许宏：你看我们背后的器物架，从来没有类似的器物在潘家园市场出现过，这些东西按理说不怕偷，盗墓的只盗值钱的。说实话我真的不懂鉴宝，我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市场价值。潘家园市场大门冲哪儿开，我真的不知道。隔行如隔山，真是这样。这种事说起来有意思，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家长填表，一看是考古学家，说有一个朋友收藏古董，能不能给看看？我说我真的不懂。硬着头皮去见了一面，人家就说，你怎么骑自行车来的？你挖掘的时候揣走两件，一套房子不就有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吗？他很敬佩我，当然也可能是鄙夷。
在考古学界，监守自盗的事非常少，人活得纯净。考古界的老先生就是这样，从李济先生他们开始就自己不收藏文物，这是整个考古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的最高境界
许知远：你第一次来二里头是1996年？
许宏：我1996年博士毕业，由于是搞先秦城市考古的，就被分配到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1997年先是到了离这儿几公里的偃师商城，干了两年半，然后前任老队长退休，1999年我就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在此之前，8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当助教的时候来过二里头，那时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能到这个地方来，一待就是这么些年，而且二里头跟我的名字完全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