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考古人 考古首先是满足人类好奇心其次是安顿身心与十三邀许知远对谈（第1页）
1考古人许宏考古首先是满足人类好奇心，其次是安顿身心——与《十三邀》许知远对谈
许知远：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吗？站在两条不起眼的黄土路的交叉口上，我心生疑惑，四周枯草丛生。
▍ 2017年，与许知远（左）站在中国第一个大十字路口上
在一个冬日，我前往河南二里头，拜访许宏。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队队长，也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在学术界，他以直率著称，对于扑朔迷离的中国历史，他总说，可考的中原王朝的起始时间只能有3700年左右；对于公众，他则是一个热忱的考古学推广者，参加各式论坛，开设微博，写作晓畅的读物，一心将冷僻的考古学带入更广泛的智识生活中。
他也试图回答困扰几代人的问题：最早的中国出现在哪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考古学，产生于一个对西方倍感焦虑的时代，学人们用西方的方法，来追溯自己的过去，也想证明中国的漫长历史。
许宏带我在挖掘现场参观，看当地村民熟练地挖掘，想象那个早已沉寂的昔日王国的日常生活。他酒量甚佳，记忆力惊人，背诵滇池大观楼上的天下第一长联，一气呵成，一字不差。
◎考古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它必须有想象力
许知远：你最初看到这些器物的时候，会有新奇感吗？
许宏：说起来最初不是冲着考古专业来的，当年我是想成为文学青年。
许知远：你应该是1980年上的大学吧？17岁的许宏想成为什么样的文学青年？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读什么样的书？
许宏：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几大文学杂志都看。张贤亮、刘心武之类的作家作品，读了大量的闲书。现在真的已经舍不得花时间来读什么虚构作品了，即便是有点时间，也更愿意阅读非虚构的传记。现在看来文学还是属于青年。中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还搞过一个文学小组，真是有作家梦。我当年考试还考得挺好，所以有点狂妄，报志愿的时候，好多老师希望我能报得务实一点，我的第一志愿居然报了北大中文系，人大、复旦、南开、吉大让我从第二志愿到第五志愿都报上了。非第一志愿人家当然不要，招生的时候只有山东大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想要你，能不能去？当时管招生的老师说，你要来我们就给你安排进考古专业，考古专业很抢手。后来我进去之后才知道，山东大学历史系招生20个人，报考古专业的竟然有七八十人。
▍ 1980年秋入学不久，就去游了趵突泉
许知远：为什么当时考古会这么热？你为什么选考古？
许宏：真的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众心理，本来不一定想去的，但是七八十人竞争20个指标就想去了。
许知远：最早在哪儿学习？
许宏：我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最早是在山东济南，等最后毕业实习是在山西侯马，太好的一个地方，冥冥中跟我今后的专攻密切相关。毕业实习是个分水岭，有的同学是彻底干伤了，有的就成为铁杆考古人，我就是属于后者。刚开始怀有的是文学梦，被分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我也问过老师能不能改行，当时是不成的。
许知远：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勉强的、意外的考古学家。
许宏：许多考古学家都是这样的。邹衡先生以前是学法律的，我的导师徐苹芳教授其实是学新闻的。当时我的考虑就是既然学不了别的，只能按照这个方向走，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所以就逼着自己学，逼着自己钻。到了1983年的侯马实习，我就已经成为一个铁杆考古人了，好多同学巴不得实习少点，但是我回校报考研究生后，又跟一个老师坐火车回到了侯马，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又接了一个探方，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就那么干下来了。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尤其大学校园里是一个非常活跃和开放的地方，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从一个寒冬中突然复苏，到了春天的感觉。当时山东大学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什么感觉？
许宏：非常活跃。当时学考古摄影，我们根本买不起相机，学校有考古摄影课，就发相机让我们出去拍照。我记得很清楚，校园里面搞行为艺术，后来被学校保卫处勒令停止了。
许知远：什么行为艺术？
许宏：大概是在一个小树林里，都是男生艺术家，大长头发半**那种造型，非常新奇。校园里面的氛围也比较活跃，像学生会竞选这样的活动，让整个食堂门口非常热闹。那个时候像歌里唱的一样，有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感觉，没有世纪末情绪。所以我们这代60后还是幸运的，拥有严冬过后的一个春天。说到考古这一块，当年最终选这个专业也是因为我们圈内有一种说法，叫“上了贼船，躲进避风港”——考古虽然非常辛苦，也许还很枯燥，但因为是研究几千年之前的事，所以没有太多敏感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受益于这个专业，有了一种看问题的大历史视角。
▍ 在山东大学校门口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初的考古学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许宏：这个非常有意思。现在我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大转型的鼓吹者，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大师所开创、建构的一个时代。我们当然还生活在李济（被称为“中国考古之父”）的时代，生活在张光直的时代，这后面还凭着一股惯性。我们提倡中国考古学现在处于大的转型期，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此前中国考古学做的主要就是分期和谱系建构，搞清楚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首先要通过这些盆盆罐罐，建构文化史的分期和谱系框架。没有现在大家公认的二里头一到四期这样一个框架的话，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一些学者提出或者认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这个变化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现在看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解放思想，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从以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学转向社会考古学。
20世纪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原中心论、单线进化论，到我上大学的80年代初期，正好是从苏秉琦先生他们开始，各地的考古工作突飞猛进，一些比较重要的遗迹，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开始被发现了。在思考这些的前提下，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把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分成6个大的区系，这些大的区系各自有其演变脉络。苏先生用了一个最通俗易懂的形容词叫“满天星斗”，这给了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以震撼，转变了我们以前中原中心的认识，各地开始建立区系类型。这个工作进展到90年代，开始逐渐转向社会考古学这个新的阶段。
▍ 傅斯年先生，1921年摄于英国伦敦
许知远：对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来说，考古学的历史、李济和苏秉琦先生都是同时涌现在你面前的，这其中还包括西方的传统，面对这样的复杂性，考古怎么就慢慢散发出它的魅力了呢？
许宏：这个说起来也是考古学史上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可以读到第一代考古学大师的著作，张光直当时读得到，史语所的很多东西当时少见，后来逐渐也能看到。现在回顾起来，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应该就是应人们当时的一种内在需求。我说它是前沿性学科，为什么？我们都知道，顾颉刚先生、胡适先生等掀起了疑古思潮，胡适先生甚至说过“东周以上无史”，尽管有疑古过甚之嫌，但是疑古派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扫清了考古学诞生的障碍。傅斯年先生说，我们就是一群不读书的人，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个时候考古学不是象牙塔的学科，中国最早的政府主导的系统发掘，是要回答我是谁、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些大问题。后来兵荒马乱，殷墟发掘了十几年，随着日本侵略就中断了，1940年代发掘品转移到首都南京，又移到重庆等地，整个学科基本还谈不上往深了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第一个30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考古学者开始踏踏实实地从田野入手的时期，不管出现怎样的政治风潮，我们顶多是把语录印成黑体。我们的前辈花了大量的精力，要解读无字地书，就需要一套解读的语言符号系统，他们在这方面花的功夫是很大的。在大陆留下来的、正儿八经地留学海外且深得考古学精华的先生为数不多，其他大多是50年代文物考古短期培训班出来的。黄河水库发掘，大规模会战，参与者最初完全不懂，培训几天之后就开始挖，真是白手起家，不断探索。所以说前30年我们跟公众的沟通和接触基本中断，为了解读无字地书，我们一度成了象牙塔学科。我从一个严谨、保守的考古学者，逐渐变得愿意做一些公众考古的事，是跟后来整个社会风潮和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
许知远：你刚才说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时候，那一代先驱的出现实际上跟整个中国的危机意识有特别大的关系，包括对西方的焦虑感、对自己历史的焦虑感。在你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也有新一轮的危机意识吗？有呼应或者共鸣吗？
许宏：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节点，可以把中国考古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我们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没过两年就有国外的东西进来了，而前30年的考古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探索，是孤立的，和国外学界基本脱节。80年代，伴随整个社会的躁动和活力，我们把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些东西囫囵吞枣地努力吸收。现在看来，不管我对这些东西懂与不懂，我觉得都给了我极大的给养，有助于我以前和现在的发展。
许知远：说说你去侯马的感觉吧。那里变成分水岭了，有人逃离考古了，有人坚定地留下来了。你去了发掘现场之后，是什么让你更坚定地做这件事情？一个很年轻的心灵，见到一个昔日的城池，一个2000多年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感觉？
许宏：不喜欢考古的人要问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原因，多种多样。喜欢的人是为什么？对我个人来说，首先是发现之美，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心。考古学不是让你一看就看到头的学科，而是从上而下地寻觅，总会有惊喜。大家对考古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吗？
再一个就是思辨之美。我们一直自诩，别人也这样说，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有人开玩笑说文学“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历史学“有一分材料说五分话”，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考古学家还必须有想象力，否则你就是一个无味的学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胡适先生说的。想去求证，想象力不丰富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