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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回 邓绍良停尸衙门 曾国藩远走衡州(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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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问蔡九:“你从劫匪手中夺回金饰,想私藏了事是不是?”

蔡九回答:“是!”

“你打了金店老板,说跟我是亲戚,可有此事?”曾国藩又厉声问道。

“有此事。”蔡九低下头,轻声地承认了。

曾国藩大声表扬道:“算你是条汉子,敢做敢认。”

“左右,一起绑了。”曾国藩口气一变,厉声喝道。众湘勇一听,马上上来四个人,动作麻利地将蔡九绑了。

曾国藩和颜悦色地将金店老板和伙计扶起来,又将所劫金饰全部还给了金店老板,问道:“那伙人如何处置?”

金店老板见问,一时不好如何回答,怔在那里。

“我替你回答。”曾国藩说完坐回大堂,一拍惊堂木道,“你等大胆匪徒,勾结会党,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金店,蔡九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左右,与我推到小吴门外,将这八人一起斩首示众!”

蔡九一听,当场吓得瘫成一团。众湘勇二话不说,四人押一个,走到小吴门外一刀一个,霎时间,八颗人头先后落地。众湘勇将人头装进笼子,挂在小吴门城墙上。一些百姓看了道:“曾大人杀人好快,咔嚓几下,八颗人头就落了地。”

那些会党见曾国藩杀人时也不审案情,就溜出长沙,再也不敢说什么替谁报仇之类的话了。长沙街道一时间秩序井然,市民相互传颂。但提到“曾剃头”的大名时,大家都不作声了,生怕一出差错,被曾大人抓去剃了头。

望城县秀才林明光被人诬告,说他与串子会首领魏魁有私下往来。黄廷瓒不敢擅杀有功名的秀才,请示曾国藩。曾国藩说:“宁可枉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走一个衣冠禽兽。李自成造反十年不成,后得牛金星、李岩两个读书人,差点夺了大明江山。”

黄廷瓒听后便将林明光杀了。望城县的秀才们不服,到湖南学政刘崐面前告状,刘崐便到巡抚骆秉章那里去闹,说:“曾国藩擅杀有功名的读书人,也不通过学政,有违大清祖制。中丞若不将此事摆平,下官要越级上告。”

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都不赞成曾国藩的做法。徐有壬故意拖欠军饷,陶恩培则说曾国藩办事越权,直言不讳道:“曾侍郎不经司法而随意杀人,视百姓性命如草芥,湖南按察使衙门形同虚设。”

湖南各县各乡敢办团练的大多是地主豪强,那些团练头目权力很大,只要有人形迹可疑,立即予以逮捕。有的押往县城等待处决,有的则押往长沙直接交给审案局。

鱼塘口审案局开堂审案,平时是黄廷瓒坐堂,遇有疑难,曾国藩亲自审案。只要是解押到审案局的会匪,无论其证据是否确凿,重则砍头,轻则站猪笼游街,无事的也要抽一顿皮鞭,极少有人能平安离开,但秀才关海信却是一个例外。

关秀才被指证是串子会成员,押到湖南审案局过堂,关秀才连喊冤枉。曾国藩不屑一顾地说:“投水屈原真是屈!”

秀才没有杀人,内心清楚,脱口而出:“杀人曾子又何曾?”

曾国藩一听,便将其释放。

审案局开张四个多月,平均每天都要杀一人,或直接杖毙,或死于狱中。串子会有近百人被杀,鞭打的还不统计在内。有人统计说杀了二三百人,也有人说不止这个数,至于死了多少人,审案局秘而不宣。

一日公事之余,郭嵩焘和曾国藩在团练局对弈,郭嵩焘一招不慎,被曾国藩围死了一大片,损失了十几颗子。郭嵩焘心痛想悔棋,曾国藩不许,郭嵩焘揶揄他说:“曾大人下棋也像审案一样,一下子拔了我十几颗子,难怪市民都喊你曾剃头。”

曾国藩也不恼,说道:“不用快刀斩乱麻,这些会党能怕你吗?望城县办事拖拉,积案无数,应办之案不办,应杀之人不杀,这样如何立威?我再剃几个头,给他们看看。”

郭嵩焘闻之愕然,手中一粒棋子掉在地上。

曾国藩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省团练局就是要制造气氛,使当地会党不敢依附长毛。我杀一儆百,为各县团练撑腰,我剿灭不了长毛,还剿灭不了会党?倘若长毛再打到湖南,得不到会党的支持,长毛就无法在当地立足。”

郭嵩焘闻言,不无担心地说:“湘南是会党的重灾区,有许多绅士迫于会党的压力,不得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以求旦夕之安。”

曾国藩摁下一枚棋子,望了望郭嵩焘说道:“确实如此,昨天收到欧阳兆熊来信,他在信中说的就是此事。对付乱党不必拘守常例,只要能还地方安宁,老百姓给我一个‘曾剃头’的恶名,我也不怕。我得赶快上奏折请圣旨,看湖南官场、市井百姓还有何话说?”

说到这里,曾国藩棋也不下了,走进厢房展开纸砚,向朝廷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

奏为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正月初九日,准湖南巡抚咨称,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上谕:“湖南筹办拨兵募勇各事宜,即着责成张亮基、潘铎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妥为办理。”钦此。又于二月初一日,准署理湖南巡抚咨称:“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谕:“朕思除莠即以安良,即有会匪地方,亦莠民少而良民多。封疆大吏,惟当翦除百恶,即可保卫善良。所有浏阳、攸县各处匪徒,即着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悉心妥筹办理!”等因。钦此。

仰见我皇上南顾焦虑,无时或释。去年臣初至省城,抚臣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练勇一千名来省防御。至正月初间,粤匪东窜,武昌业已收复,长沙即可解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与臣商,所有留省之云南、河南各兵,即行分别撤回;新旧招募之勇,亦即分别裁汰;共留兵勇三千余人,已足以资防守;即间有土匪窃发,亦足以资剿办。至于团练一事,臣前折略除大概,曾言捐钱敛费之难。近来博采舆论,体察民情,知乡团有多费钱文者,亦有不必多费钱文者。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常操技艺。此多费钱文,民不乐从者也。不并村落,不立碉堡,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此不必多费钱文,民所乐从者也。多费钱文者,不免于扰累地方,然以之御粤匪,则已仍不足;不必多费钱文者,虽未能大壮声势,然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今粤匪全数东下,各县乡团专以查拿土匪为主。臣是以剀切晓谕,令其异居同心,互相联络,不多费钱,不甚劳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听从。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

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思严厉整顿,力挽颓风,时时相与筹商,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其匪徒较多之地,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臣当往衡州驻扎数月,就近查办。

西南之宝、靖各属,臣当往宝庆驻扎数月,就近查办。所至常带兵勇数百、文武数员,以资剿捕之用。联络本地之乡团,使之多觅眼线,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一方之匪类,可期无巢不破,无犯不擒。此臣拟办会匪之大概情形也。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同一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之痞匪,与近时新出之游匪。何谓游匪?逃兵、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掠,此游匪之一种也。粤寇**之区,财物罄空,室庐焚毁,弱者则乞丐近地,强者则转徙他乡,或乃会聚丑类,随从劫掠,此游匪之一种了也。大兵扎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迨大营既远,辗转流落,到处滋扰。此游匪之又一种也。

臣现在省城办理街团,于此三种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所有臣遵旨会商拨兵募勇各事宜,及现拟查办匪徒规模,谨陈大概,伏求皇上训示。至臣移驻衡、宝各郡,容俟长沙办有头绪,另行专折奏请。伏乞圣鉴。谨奏。

曾国藩写完,再看了一遍奏折,又对郭崑焘说:“令张荣祖将其所带的湘勇全部驻扎永州,王錱所带的湘勇全部驻扎郴州,没有我的军令,均不能返回长沙。”

奏折呈上,咸丰在奏折上面用朱砂批道:“办理会匪,必须从严,务必限期,斩除净尽,让曾国藩尽心办理湖南团练,专守湖南,必要时对付长毛。”

曾国藩接到咸丰的御批后,如获尚方宝剑,也不怕长沙市民议论和指责,遍示藩臬司道衙门。骆秉章看到皇上支持曾国藩,无话可说,湖南官员再也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曾国藩以为摆平了湖南官场,但是他们内心并不服气,一个个想尽办法排挤曾国藩,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一直在暗中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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