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5页）
但，很“二”的想法，怎么就变成了口号，又怎么一下子毫无阻力地被许许多多人拥护了，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实际行动——这其中的高级荒诞，却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
我花五角钱买了一套油画，明信片那么大。却不是明信片，是纯粹的硬纸的油画——所画皆为毛主席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光辉形象。有一幅是《井冈山会师》——但与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德，而是林彪了。
如今想来——文艺皆为政治服务，着实是一个危险的口号，若被大多数文艺家奉为神圣口号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么一来，文艺家就不但会参与篡改历史的勾当，而且还会以为自己在行创造历史的神圣之事……
两天后，我告别北京，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
那是千辛万苦的旅程，大约在车上待了一百个小时。有时列车一停就是半天，因为经常被“大串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拦住。
在成都人民广场，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抡起皮带抽人的情形——台下有些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还有一些红卫兵则在台上讲伊索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
这也有文化现象的色彩。
在乐山，我收到了父亲复我的电报——“不许来，速归。”
父亲不到乐山接我，我是难以找到他的——他们的住地并不在当年小小的乐山市，而在乐山地区的深山里。父亲的态度那么坚决，我只有服从。然而返程特别不顺，中国的铁路已被“大串联”搞乱了秩序，途中我还病了一场。到北京，又因几次没挤上北去的列车，滞留了多日。
回到哈尔滨，竟已是国庆之后。我已回忆不起来，当年是怎么在途中度过的“十一”了。
我在北京结识了十几名武汉某中学的学生，都是高中生，有男有女。他们坦言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资格“大串联”，于是组成了一支“长征小分队”，徒步走向北京。也都坦言，名曰“长征小分队”，其实并非一直走，遇到有车可乘的机会，是会卷起旗帜登上不管是什么的车的。
他们对我很爱护，都像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同住在一位外交部官员腾出的房间里，混睡在草床垫上。他们差不多每人都带了小说，以外国小说为多——有人还带了《红楼梦》，内夹纸卡片，其上抄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语录，说是为了在被人发难时作为盾牌。
每晚，他们都读书，我也有机会读他们暂时不读的书。
《怎么办》就是我在那时读完的。
“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这句话当时印在我头脑中了，第三百九十八页，绝不会错；如果是我读过的那一版本的话。
我的“代表之行”对我家意义重大——因为父亲住在大山里，母亲再也不提全家去不去四川的事了。
然而哈尔滨的“文革”之乱，已经不再是最初那种全社会性的骚乱了。各个单位，都发生着“内向型”的更尖锐的冲突了——所为皆因一个“权”字。从前的掌权者或“彻底”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权力的“真空化”，使每一派造反组织都生取代之心。有时，一个单位的权力在一个月里会更变两次——从街道小厂到市里、省里的厅局级部门，每每因内部的夺权斗争而剑拔弩张。
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不是完全停止了生产——不管哪一派掌权，即使仅仅半个月，就必须下达生产指令，那是显示自己有能力掌权的起码的证明。何况，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最高指示”约束着。
春节后，我和班里的几名男同学到拖拉机制造厂“学工”一个月。“学工”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心存幻想，希望自己样样照做，毕业时能有份好鉴定入档案。一千几百人的拖拉机厂中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誓不两立，一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两次夺权与反夺权。直到我们离开，谁都没搞清楚两派究竟为什么势不两立。但厂里的许多老工人给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印象——有时两派的骨干分子都快在办公楼里武斗起来了，他们却还能心沉气定地在车间里，在车床边目不旁顾地工作着。
新生入学了，有些老师被取消了教学资格，老师不够了。我毛遂自荐，当起了一个新生班的代理班主任。数学好说，公式不染政治。没有语文课本，我给新生上“毛主席诗词欣赏课”。
那一时期我住在曾为老师们建的图书阅览室，兼做更夫，防止哪一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将书搬走，卖了，用钱买写大字报的纸和墨水——那时有一条针对红卫兵的纪律，不清楚是哪方面颁布的——明确指出，凡属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只许封存，不许瓜分，否则按盗窃论处。之前烧掉的，自然不加追究了。这使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部分书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我度过了一个许多夜晚有书可读、枕书而眠的冬季。
实际上大部分书我已看过，没看过而又觉得吸引我的书不多。
在那样的岁月，我居然有幸读到了《白鲸》《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荒野的呼唤》《镀金时代》等外国小说和裴多菲、海涅、拜伦、雪莱等外国诗人的诗选。
除了《白鲸》，另外一些小说，小人书铺都曾有过小人书；那些外国诗人的诗选却是小人书铺没有的，使我一度也喜欢上了诗。
哈尔滨漫长的冬季曾使夺权的派性斗争处于冷战阶段，随着春季的来临，又变得白热化了。而中学红卫兵们造成的社会骚乱却渐平息了，大学红卫兵和大厂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成为“文革”的主要剧情。
那时样板戏还在孕育过程中。外国的、古典的、苏联的一切文艺，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一切的中国现当代文艺，或因作者被划入了另册而禁了作品，或因作品被批为“毒草”而祸殃作者——全中国进入了一个无书、无电影、无戏剧，几无任何文艺节目可看的时期。
不论东西南北中，在中国大地星罗棋布的农村，农民们似乎面临着一种超历史的空前绝后的寂寞岁月，连民间娱乐现象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民间艺人仿佛将要绝种。他们的娱乐愿望仅能通过以下方式来满足——婚丧之事、田间地头的戏谑、敲锣打鼓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一向的阶级敌人及一切新型阶级敌人——后者的罪名大抵与“反文革”有关。婚丧之事并不经常，且禁止搞得过于热闹；最新的“最高指示”亦非盼之即来；田间地头的戏谑本是农村常态；于是，批斗会具有了非常态的消遣娱乐的性质，并渐由非常态而转向常态。年轻人们也渐由习惯于此道而乐见之、参与之，又因而善于此道了——这使农村在“文革”中产生的“批斗罪剧”并不亚于城市。
城市人却常有场面宏大的“文革剧目”可看——在哈尔滨，动辄数千人近万人的示威游行、追悼游行、抗议游行、宣传游行不足为奇。红袖标基本完成历史使命了，或当擦鞋布了，或成个人收藏品了。但当那种宏大“剧目”上演时，仍是统一标识，其一片红仍有视觉冲击力。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成熟的脸与中学生们未成熟的脸给人行道上的观看者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同——前一种脸上似乎呈现着信仰的坚定性，“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凝重、肃穆与感染力。往往，开路的是高呼“文攻武卫”之口号的武卫队员，如“御林军”；其后是宣传车。又往往，焊了装甲钢板，队伍的中间通常是女性，老工人殿后……
当时的哈尔滨基本分成了两大派，大学生与工人，也因此站到了一起，两派大学生都尽量“团结”，也可以说是“绑架”更多的工人。
那种场面宏大的“剧目”虽很可观，却也不是普遍市民想看到就能看到的。爱看热闹的市民有时听说发生在何处了，骑着自行车赶去时，很可能结束了。
一方面，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经常发生在各个城市，令人心躁动不安；另一方面，因为基本上没有了文艺对人精神需求的给予，全中国，确切地说，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