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第4页）

近年，钩沉民国时期人、事的文章和书籍可谓不少，历史烟云中的师生关系，常成美谈。这使我常回忆起王鸣岐老师和她教过的我哥哥他们那一届初中生的关系——他们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后来考上了大学。她与他们那一种关系，未必不及民国时期某些成为美谈的师生关系之温馨。

但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为人师的魅力，却是我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顺带一笔而已。

又常想，所幸“文革”来临之年，我哥哥他们那些学生早已毕业。否则，也被大势所迫，对她进行很混账的带有羞辱性的批判，使良好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一地鸡毛，该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

另外两位大字报极少的老师是夫妻。男老师姓聂，女老师姓隋，当年都不到四十岁，都教语文。他们都曾是北大学子，聂老师曾是北大话剧社的“明星”，以演《家》中的长兄觉新而耀眼于北大，身材颀长，像邵洵美。本可留校的，却被打成了“右派”，分配到哈尔滨。隋老师的形象有几分古典美，像陆小曼。为了爱，连党籍也不要了，一往无前地追随“大表哥觉新”也来到了哈尔滨。

他们都是没资格做班主任的老师，而这对他们成了幸事。

尽管都没做过班主任，但当年若不是在二十九中，而是在哪一所重点中学，就他们那么一对人儿，很可能被斗惨了。为爱，一名“右派”党籍都不要了，仅这么一条，都够夫妻俩喝一壶的了！——你“右派”用什么坏思想影响了你妻子，使她无怨无悔，认为值得啊？你预备党员当时怎么想的？不划清界限，反而置党籍于不顾——若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过得了关吗？

他们的大字报少，除了没做过班主任，还因那一年隋老师流产了，身体看上去更弱了，学生们似乎都不忍心难为他们。

记得有一张针对他们的大字报，内容是谴责他们不应该自己一直放不下政治包袱，有意与学生保持疏远距离——与其说是批判，莫如说是提意见，表达了不少学生其实希望与他们建立良好的，起码是正常的师生关系的心声。

像王鸣岐那样的“老”老师，学生们因为普遍具有传统的敬老意识，而不用大字报骚扰她；像隋老师那样的弱不禁风似的老师，学生们又因其弱，还因他们夫妻身上已有政治包袱了，亦不忍再加伤害——足见我们那一所中学的学生，当年的造反精神普遍是多么的有限。

回顾且思，我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越是重点的中学，闹腾得越凶。因为那样的中学里，学生的家庭成分较复杂，高级知识分子与干部子女占比例较大，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一向是“紧跟没错”的教诲；他们自己对政治也有多种多样的诉求，如学生时期被栽培，毕业后受重用，而立之年被委以重任，于是跻身于或起码是贴近了上层社会。新中国没有所谓“上流社会”，但有上层社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核心价值观是“官本位”，权力至上。并且，他们晓得，特别是那些是知识分子儿女的学生晓得，自己在“文革”这场必然导致官场重新洗牌的大事件中表现怎样，也关乎父母与新权力阶层的关系怎样。如父母已然失宠，他们要表现得更积极；如父母尤其受宠了，他们的表现要比更积极还积极。总之，因他们的父母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表现普遍也异于普通劳动者的儿女。重点中学干部的儿女，心理也都差不多这样。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的儿女，很暴力的事是干不来的，振振有词的歪批能力却是有的，于是大展“才华”。干部的儿女缺少那种才华，于是积极表现转向暴力方面。总而言之，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们的“文革”表现，从心理学层面看，是一种“个人迷信的追随狂热+自我证明的唯恐落后+学生式政治资本投机”的芜杂且不单纯的现象。不是说所有重点中学的学生都如此不可爱，但凡是当年有恶劣表现的学生，其心理肯定如上所述。至于比重点还重点的红色贵族中学，即主要招收“红二代”子女的中学，情况又不相同。在那样的中学，普遍表现的动机反而相对单纯，投机成分稀少。已经是“红二代”了，投机变得多余。个人迷信形成的个人崇拜是绝对的积极动机，而自我证明是那种动机的主要表现。如果父母一开始就被划到“黑线”上了，那么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会像父母一样悲惨。因为，他们的同学斗他们的父母有多狠，对他们也会有多无情。他们从小接受的尽是“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你死我活是阶级斗争的真谛和铁律”那一套言传身教。一名往日的同学如果已经是“黑帮”的儿女了，那么就不再是同学了。他们这样重新组合同学关系，像他们的父母重新组合官场关系一样，是天经地义，完全符合革命原则的。也不是说都那样，大抵如此。而他们中某些“黑帮”子女，当年也曾互相保护，抱团取暖，在异常的岁月加深了友爱；也是当年人性温度尚存的现象，应记一笔。

至于像我的中学母校二十九中那样的中学，与“重点”二字无缘，普通得很。学生的家庭成分也分外单一，基本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女，谁的父母一方是科长、副科长，在同学心目中便是官的儿女了，连老师们也会另眼相看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底层人家儿女这一点，使政治投机的想法对学生心理的坏影响甚微，或可说没有。投的哪门子机呢？图的什么呢？底层儿女的人生目标定位都不高，有志向入党的和有志向考大学的都少而又少，打算考中专的居多。中专毕业了还未见得便能确保有工作，当年哈尔滨的中专生已经过剩——自己的将来能有份较稳定的工作，那就谢天谢地全家烧高香了！总而言之，上层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是所知甚少的，对我们几乎等于不存在。虽然，抄家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主要是市中心区的现象。上层社会高等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被一再曝光了，那也还是曝光在市中心。我和我的同学们往往只是听说了而已，谈论几句，也就忘了，思想转而就会回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

自我证明的意识，每个人都是有的。中央文件已经将规则摆明了——能否顺利毕业、升学，要看“文革”中的表现，报上、广播里还在强调“史无前例”“势不可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都不能不重视，重视就得有些自我证明的表现。

但若为了自我证明而变得凶暴，却又是大多数学生会觉得证明过头了的。反正我参与了，别人写大字报我也写了，别人喊的口号我也喊了，别人去开过的会我也去开过了——既然我参与了，别人毕业也得让我毕业吧，别人有的升学资格我也得有吧？不过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为什么非要证明过头呢？

此种普遍心理，使哈尔滨市绝大多数普通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即使在“文革”最乱的时期，也并没有都变得穷凶极恶。

1966年8月，我们这一届初三生本该毕业了。7月，按往年的时间表，许多同学该上高中或中专了。

但“留校闹革命”的公告，使大家谁都毕不了业。而接下去的“革命”还怎么个“革”法，谁都是满脑袋糨糊。

都毕不了业，车厢里的气氛其实就并非多么的活跃和开心，尽管都是“代表”。但是谁都尽量装出荣幸甚至幸福的样子。所以气氛也不能算是沉闷。毕竟，能被选为“代表”，意味着自我证明获得了公认。而且，免费去一次北京，包吃包住，这样的好事从没摊上过。绝大多数同学都没去过北京，也都没出过跨省的远门，没理由反而不开心——但开心的表现包裹着难言的心事却也是真的，更是真的。

那是一次意外情况频出、一言难尽的旅程。

而接受检阅是一次军训拉练般的经历——早上四点起“床”，其实没床，我们与许多别省的红卫兵“代表”入住地质博物馆，睡展柜之间，有席，不够，不少人直接睡地上，我也是；北京没准备好一下子接待那么多“红卫兵小将”。五点半开饭，六点出发，分给每人一个馒头和一条小腊肠。腊肠少，多数人没分到。我幸运，分到了。有人听说那就是午饭，怕吃不饱，冒领第二份，被识穿了，差点开起了现场批判会。

三小时后，到了离长安街不远的什么胡同，都坐原地等待。

第一种可言为文化现象的现象，便是人手一本“红色语录”，是出发前的要求，领队人像检查士兵带没带枪一样检查过的。

第二种可言为文化现象的现象，便是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有那么多毛主席语录被谱了曲。领队人多是军人，指挥这一群红卫兵与那一群红卫兵进行歌唱比赛。间或有红卫兵自告奋勇，教唱最新谱曲的语录歌或诗词歌。

十点左右，骄阳似火当头照，没有遮晒的阴凉，队伍也不能乱，红卫兵便个个脱下衣服罩头上，都不唱了。

至十二点左右，前边传过来话——检阅开始了。同时，听到了“红太阳升起在天安门城楼”的广播声，男声女声交替，其声亢奋，伴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音乐。

一点左右，我们的脚下是长安街了，队形更紧了，有女红卫兵晕倒，不止一个。

两点半左右，我们那一段人流，终于到了天安门对面。

组成人墙的军人大喊：“不要停！往前走！往前走！……”

终于望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众目仰望的身影以及他向下挥军帽的姿态……

也听到了被扩音器放大得响彻云霄的声音：“人民万岁！……”

好不容易才从天安门对面走过去了。一走过去，队伍就散了，但见遍地是被踩掉的鞋，有草鞋……

我和同学们走散了。回到住地，倒身便睡。那晚回到住地的人少了一小半，不知去向。我们学校的老师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自由行动。

我和同班的一名男同学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将首都变成红色的海洋”，东单和王府井先行变了，都想见识一下“红色海洋”怎么个红法。

第二天上午我俩便去了。东单倒也没怎么变红，但王府井街两边的柱子、门板几乎都刷上了红漆。我俩见到有人正刷着，满眼红，闹心。

我俩都不觉得北京的王府井比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更值得一逛。中央大街俄式小楼多，有异国情调——这是王府井比不了的。

如今想来，人类的发展史，差不多是伴随着口号的历史。简直也可以说，没有口号，就没有改变，没有发展。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中国、外国，都如此。人类的口号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有兴趣者，肯定可以写成一部很有文化的口号学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