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02（第2页）

早期修道院学校是出于培养修道士以传教的需要而建立的。中世纪初期由于世俗文化与教育的衰落，为使那些成为修道士的人熟习和掌握各种宗教仪式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各修道院设立学校；随着修道院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儿童祭牲礼”（Oblationof）的出现，使修道院自觉地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所谓“儿童祭牲礼”，首先由《圣本尼狄克教规》加以规定。《圣本尼狄克教规》第59章中规定：允许家长可以送一名小孩到修道院当修道士，以示对上帝的虔诚。这种“儿童祭牲礼”与佛教中所提倡的俗人送一名子女入寺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实质上都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佛或上帝的虔诚。到9世纪时，大多数修道院由于遵从《圣本尼狄克教规》而吸纳了为数不少的儿童，这必然要求修道院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称职的修道士。教育形式随修道院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在那些小型修道院学校中，一般由年长的修道士教儿童基本的阅读和唱圣诗，让他们学习一些常用的宗教仪式。这种修道院学校唯一的目的是为培养儿童具备初步的传道能力，并不存在对教义或学问的思索和探讨；而在那些大型修道院中则存在着十分正规的学校，一般由学问精深的修道士主持，学生包括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和那些作为“牲礼”被送入修道院的儿童。教育目的包括培养专门的修道士和世俗教士两类，因此其学校形式也存在着两种：一种是专门面向修道院的学校；一种是面向世俗子弟的学校。前者主要进行宗教礼仪教育，后者则对世俗子弟进行初级的阅读等方面的教育。修道院学校的这种开放性办学模式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有过短暂的挫折，例如，817年在安尼亚那的本尼狄克特的怂恿下提出的修道院改革规定：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应专门对修道士开放，但这仍未能中止修道院学校向公共的开放式办学。这种办学模式为9—11世纪的修道院制度成为教会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并涌现了以圣高尔修道院为代表的一大批教会文化中心，可以说修道院学校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③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

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材料并不多见，这方面最为直接的证据来自里昂和奥尔良。一份由里昂的大主教莱德拉德写给查理曼的信透露出了有关这种教育方式的信息：

我现在有一所歌唱学校，学生中有一些已经成长得如此成熟以致他们有能力成为教师。我还有一所阅读学校，在里面不仅进行每日祷告所需的“功课”的正常阅读，而且还通过《圣经》的研习尝试着达到一种对精神意义的理解。许多学生已经能够搞懂《福音书》的准确意义……我们还做了一些对书本的誊写来说必须提供的训练。[42]

这里所说的阅读学校实际就是一种初等文法学校，并且这里所揭示出的教学内容与查理曼在805年发给帝国监察官的指示中所提到的内容完全相同。在这份指示中列出了“阅读”“歌咏”“书写，以使他们文字通顺”。这表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在当时的确存在，并且具有很好的发展趋势。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博伊德和金也指出：“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到8世纪结束时（西奥达尔夫和查理曼大帝规定普通教育的时候），所有大教堂和联合教会都办了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同时，歌咏学校不再是培养唱诗班歌手的纯粹专业学校，而是一种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同样不再是仅仅为神学学习做准备，而是一种向未来的教士传授普通课程以及一切专业课程的机关。”[43]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管理上，他们指出：“到8世纪……歌咏学校就开始由教堂管理人员负责，11世纪的法令称这种管理人员为合唱队指挥。而文法学校则委托给校长（校长有各种名称：scholasticus，magister，s，archischola），他也是牧师会的律师，日后称为校长（celloz）。”[44]这进一步表明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不仅存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而且这种学校在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可以说是对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它们都是以教会为存在的基础，且教学内容带有极强的宗教性，所以共同构成了教会教育的学校系统，为这时期教会文化的逐步兴起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直接影响到11世纪教会改革，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明的火种。

（3）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

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包括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和书写工具的改进与统一。这也是任何文化能够复兴的首要条件和必备基础。

①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

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任何文化的创造或复兴必定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之上的，因而衡量一种文化的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图书馆建设的完善程度如何。同时图书馆也是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一种手段和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实质是一种知识之源、文明之源。基于这种认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已开始把成集成套的书籍赋予这块土地，这些书对那个阶段而言既多且广。”[45]这表明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图书馆有意识的建设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得以成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加洛林时代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属于宗教机构，主要是修道院，至今仍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一个没有书籍的修道院就等于是一个没有食物的堡垒。”实际上图书馆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修道院的一种象征。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意识，是由当时文化衰落所带来的书籍匮乏与教会文化复兴二者矛盾所推动的。教会文化的复兴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典籍，而当时社会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利济厄的一个主教曾抱怨说在他的教区内竟然找不到一本完整的《圣经》。阿尔琴在写给查理曼的信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您谦卑的仆人在这里[46]没有发现任何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并不罕见的那种杰出的学术著作。而这一点就他对于主人的忠心和他自己的研究而言是亟待弥补的。”这种书籍的缺乏迫使作为当时社会文化中心的修道院关注书籍的收藏，从而有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初步启蒙。早期的图书馆建设可以说在黑暗中经历了很长的摸索，付出了很大代价才逐步取得成效。各修道院在建设中通常采用借书和复制两种手段。借书是复制的前提，而借书在当时不得不凭偶然的搜寻才能实现。据说阿尔琴任图尔修道院院长期间，曾从罗马借来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书信集，向他的朋友圣里基埃的修道院院长安吉尔伯特借来了朱尔丹的《哥特人史》等。在当时，借书是一件和乞求相提并论的事情，费里埃的卢普在大约830年写给艾因哈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打破一切压抑造成的束缚，我就再一次请求你在我逗留此地期间借给我几本书——向某人借书比起向某人乞求友谊来，其冒昧程度总要小得多。”[47]不难看出借书在当时并非易事，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有些教会不愿出借书籍了。

如果说借书解决了典籍的来源问题，那么如何保存则有赖于对这些借来书籍的复制工作了。在加洛林时代，复制工作是一项专门性的职业，并且受制于当时的书籍物质载体制造技术和书写工具的发展水平。与同时代的中国文明相比，加洛林王朝时代西方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尚处于用皮革和手工抄写作为复制手段的原始阶段，这不能不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加洛林时代大多用皮革和羊皮纸，但修道院大多非常穷困，以致有些地方迫不得已把旧手稿——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著作抄本——上的字迹擦掉重新用，这也为书籍的复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同时，当时的书写工具十分原始，随着复制需要的进一步提高，迫使人们对书写技术和工具加以改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建设客观上推动了书写工具的完善和提高。

经过加洛林时代半个世纪的努力，到9世纪时出现了一批意义深远的图书馆。从图书馆藏书数量上看，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教堂一般拥有200～300册书。其中尤以富尔达修道院藏书最为丰富，达1000多册，其他如阿尔萨斯的默巴赫修道院藏书在870年左右有400册，意大利的博比奥在10世纪时的藏书也超过了600册。从各图书馆收藏的内容来看，包括礼拜仪式、宗教、历史和法律以及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以礼拜仪式和宗教方面著作的收藏为主，如收藏《圣经》、教父元老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教会评论等；历史和法律类除教会史和教会律令法规外，也包括世俗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罗马法的文献等；而艺术类则主要收集一些人类智慧的作品，如有关语法和诗体学的论文、古典诗人和散文作家的手稿、逻辑学和修辞学教科书，同时还包括少量的关于计算、地理和医药方面的著作。从收藏内容来看，加洛林时代的图书馆实际上已经确立起了初步的分类体系，具有了某些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雏形。

尽管加洛林时代的图书馆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建设工作只是出于教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进行的，尚处于自发阶段，更谈不上形成自觉的建设意识。这可以从查理曼遗嘱中关于图书的处理加以说明：“他同样地决定：他大量收藏在他的图书馆里的那些书籍，应当以合理的价格卖给需要的人，得钱送给穷人。”[48]在这位法兰克教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脑中尚没有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图书馆的意识，这种情形对于修道院也不例外，真正能坚持不懈地收藏书籍的修道院是十分少见的。往往随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去世或离开，原先收藏起来的图书就散失了。因此这一时期图书馆建设还不能说已经内化为教会或世俗社会的文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而已。但不可否认，这种意识的觉醒对后世文化的积累和图书馆建设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②书写工具的改进和统一

图书馆建设对书籍复制的需要推动了书写工具的改进和统一。在早期法兰克社会，由于存在着不同的书写方式，致使在不同书写方式培养下的人无法读懂用其他书写方式写成的书籍。这种书写方式的混乱与教会文化的一体化需要相矛盾，因而，要求改进和统一书写方式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内容。“至少到了8世纪或早在7世纪，我们确实发现了某种试图改进手写体的努力。”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先后存在过苏格兰式字体、安色尔字体、吕克瑟伊字体等。其中，“安色尔字体字形较大，在字母躯干的主线条之上或之下隐伏着细茎和细尾，经常被人误认为是西哥特式字体或伦巴底字体”；“苏格兰式字体起源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其特征是字形较小，且字体长而尖，带有特征性的缩写”，这种字体随爱尔兰文明向大陆的迁移而传入大陆，成为当时大陆修道院的常用字体之一；吕克瑟伊字体则对后来统一字体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7世纪末就已经流行于高卢地区，以吕克瑟伊修道院为其代表，这种字体是一种“拉长的，呈波浪形的并且有点尖的字体，看上去很厚重，大小适中”，这种字体后来传入柯化修道院，被许多史学家误认为是统一书写体的最初起源和开端。当时这几种字体互相并存、互相吸收，一直到9世纪初。这种不同字体的并存逐步趋向于寻求一种共性的统一规则的建立，查理曼早期复制的一本《圣经》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努力的迹象，呈现以后统一字体的大部分特征。这种统一字体的最终形成是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很可能是在阿尔克温和他的学生及后继者弗雷德吉兹的影响下完成的”。后其影响逐渐遍及全国，被加洛林帝国普遍采用，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加洛林字体（inuscule）”，它是“吸收了一定成分的安色尔特征的小书写体，它仍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解决了在速度和规则性两方面取得一种美妙平衡的问题。它只有很少几种连字弧线，但单词的安排使得相关的短语之间留有更大一些的空隙”[49]。这种字体的统一为教会文化的一体化扫除了障碍，为复制和保留古代典籍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手段，可以说它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秦始皇“书同文”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所以这种字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误认为是罗马字体而大加推崇，并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起，成为现代印刷体的基础。现代印刷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基本形式。对此沃尔夫把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发展与现代印刷体自身的发展看成是“奠基于书写文学的文明成长史中的两个关键步骤”。足见加洛林书写体的统一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当然沃尔夫的这种评价未免带有文明“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加洛林书写体的出现实质上与秦始皇时代的统一文字、采用小篆的措施是相同的，并且在加洛林字体出现之时，古代东方已经向活字印刷术迈进而进入了一次新的印刷革命。因此，从整个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从全球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加洛林书写体统一本身便失去了对世界文明的重大意义，这不得不让人叹服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了。

书写体的统一不但实现了教材的异地统一，而且把书写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纳入了教育内容之中。在加洛林时代，书写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存在，并非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掌握书写的技巧，只有从小接受专门的训练的人才能胜任。因此，书写就成为当时初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教会文化复兴所引起的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要，促使修道院进行书写人员的专门培训。这种对书写教育的客观需要，形成了中世纪时代学校早期职业教育的萌芽。因而，书写工具改进和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教育的内容，从而奠定了教会文化复兴的工具基础。

（4）科学、技术及艺术的复兴

加洛林时代是文化由断裂走向重建的过渡时代，所以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发端并达到相当程度的早期科学、艺术，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这个时代都是微乎其微的；同时教会与科学二者的先天性敌对更使得科学、技术在教会居于主导的社会中无立锥之地。可以说，现在由“科学”这个词所涵盖的范围在当时只能说是一片荒漠。因此，我们这里的复兴就只能是大浪淘沙式的带有初步科学意味的复兴，而非现代科技意义上的复兴。

加洛林时代尽管总体上缺乏科学的思想，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实用的技术。查理曼时期曾编成《染色指南》手册，里面谈到了“颜料的配方、镀金、染印皮革、在手稿中制作涂金的字母、给玻璃上色等诸如此类的操作规程”。同时，在这一时代的诗歌作品及手稿中，随处可见药物采集方面的相关知识介绍，在当时草药的使用成为医学最富有实质性的成就。另外，出于确定宗教节日的需要，这一时期逐步确立起了对天文观测的需要，人们在观测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计算相应的宗教节日。通过计算和观测，就形成了较为初级的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的概念，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对日历研究的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相应学科在断裂后的初步萌芽。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当时社会宗教色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各种萌芽性质的科学无疑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性。例如，中世纪时的药粉，通常取自“一头刚满周岁的未**过的公牛风干了的血，该牛在被宰之前连续三天用月桂树叶作饲料，然后在星期四或星期日由一名童贞之人来宰”[50]。另外，计算、天文等则完全出于为宗教服务的目的而逐渐发展而来。因此，这时期科学和技术的萌芽也只能算是宗教控制下的科学的萌芽，缺乏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思考，这决定了复兴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上的复兴。

关于艺术的复兴，法国学者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这样评价道：“征服者法兰克族没有培养出任何艺术。”[51]这时期法兰克社会在艺术上的复兴主要表现在建筑艺术上。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记载道：“他却还着手兴建了许多工程，用来装饰国家……在阿亨的奉献给上帝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美因茨附近莱茵河上长度达五百尺的大桥。”[52]这表明查理曼统治时期已经十分重视建筑，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永平。其中玛丽亚教堂在当时虽不能和拜占庭帝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艾因哈德把它描绘成一座由金银灯盏、实心的黄铜栏杆和门牒，以及从罗马和拉史纳运来的列柱和大理石装饰而成的美丽王宫。此外，查理曼还专门训练一批装饰工人如漆工等，为各种建筑物进行装饰。这些都表明在查理曼时代建筑艺术已逐渐为教俗统治者所关注，开始逐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建筑风格。这实际上也是加洛林时代统治者在形式上效仿古代统治者的必然产物。

（四）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衰落及其评价

1。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衰落

随着查理曼在814年去世，加洛林“文化复兴”也随之接近尾声。文化的衰落，往往是失去相应社会制度支撑的产物，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如此，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也不例外。因而可以说，加洛林王朝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导致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这是新一轮蛮族入侵浪潮和法兰克社会内部利益集团的重组与纷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些来自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来自西地中海地区的掠夺者和来自东部大草原的游牧人，掀起了一场比五六世纪规模更大、更具有毁灭性的新一轮入侵风暴，这轮入侵浪潮以摧毁修道院为特点，使加洛林帝国的文化学术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使加洛林复兴所赖以建立的组织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丧失，这必然致使加洛林文化衰落。史载：“853年11月8日诺曼人溯卢瓦尔河而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图尔人面前，城市和圣马丁修道院（阿尔克温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此作主持）化为一片灰烬，那全欧洲最丰富的一个档案馆，也许还有图书馆也夷为平地。”[53]这种现象在9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社会比比皆是，它对文化的摧毁力是显而易见的。在外部冲击的同时，法兰克社会内部由于失去了查理曼的伟大人格力量，原来的统一理想不复存在，出于各自对利益不同的关注而出现了政治集团的重组。这种分裂肇端于817年国王虔诚者路易把帝国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在他死后其三子果然彼此攻伐，并最终通过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社会一分为三：法兰克、德尔曼和和伦巴底。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时法兰克社会状况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虔诚者路易（814—840年）的懦弱、父子间的斗争、弟兄间的战争（结束于843年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约》）、男爵们的谋叛作乱……各种事情已变为地方性的了，没有全国性的事情了。”[54]那种以社会统一为保障的文化复兴从此不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沦落为地区性的事业；同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组与纷争，致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必然导致文化走向衰落。同样是在817年，文化上表现出两个十分明显的衰落标志：一是本尼狄克特的修道院改革提出，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对僧侣开放，这实际上是对加洛林复兴中教育政策的倒退与反动；二是原宫廷学者西奥达尔夫因涉嫌参与一起阴谋案而被流放异国。这可以说标志着查理曼时代肩负文化复兴重任的学者群落的终结。尽管以后有艾因哈德、约翰·斯各特（JohnScott）等学者的努力，但这仅仅是文化发展的惯性使然，文化走向衰落则是大势所趋，是内外因结合下的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从上面所述也可以看出，在加洛林王朝由盛向衰的转变过程中，817年是典型的标志和转折点，无论是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意义都标志着加洛林时代的没落。如果说外族入侵和法兰克社会内部的利益纷争只是加洛林文化衰落的表层原因，那么其根本因素则在于经济的驱动和由此而来的封建制度的作用。“第九世纪中的最重要历史事实，是法兰克帝国的瓦解。瓦解的真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力量。”[55]这种力量早在查理曼统治时代就已经潜在地、孕育着：他的统治以大地主阶级为基础，但他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已逐渐渗入了地主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导致9世纪大地主阶级成为支配王室的力量，并且查理曼统治时期获得对大地主阶级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恩地[56]和采邑地的大量赐予。这些恩地和采邑地的重要来源便是战争的掠夺。在这样不断的赐予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随着法兰克社会战争的减少，运用战利品作为纽带的控制手段就自然失去效用。王室对地主阶级控制力的减弱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的膨胀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引发社会内部结构上的动**，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和文化的衰落。因此，经济、社会的驱动仍然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文化的盛衰成败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这应成为我们考虑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加洛林“文化复兴”是在文化荒漠基础上的文明之光的再现，因此在评价其历史影响时，我们必须以其时代背景为起点，把加洛林“文化复兴”置于西方文化发展史的长时段内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尽可能客观，既不贬低其历史作用，也不高估其历史影响。它有局限性，也有值得张扬的光辉之处。但总的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断裂后的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作为开端，它便带上了开端的固有弱点和缺陷，同时也迸发出开端所特有的开创性色彩。

首先，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是一次缺乏广度和初创性的运动。广度是针对其影响范围而言的，而初创性则是指其思想的创造性。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影响范围十分狭窄，主要集中于教会文化的复兴，几乎完全局限在牧师的范围，而能够从这次复兴中受益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世俗子弟和教士阶层，致使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缺乏普遍性的基础，而它在欧洲所波及的教会人员充其量不过几百人而已。因此，有的历史学家如亨利·皮雷纳从这个意义上把加洛林“文化复兴”描述成为一种衰落。同时，加洛林“文化复兴”与古典文明的断裂和与同时代东方文明交流渠道的缺乏，致使其思想来源匮乏，无论在哲学还是科学上都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个时代实质上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相对于古典文明来讲，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和衰落。这是由于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文化断裂背景所致，是时代制约下的一种必然结果。

其次，加洛林“文化复兴”作为西方文化断裂后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其基础性的文化作用则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历史功绩所在。可以说，没有这第一个文化复兴，其他任何别的都无从谈起。它伟大的历史作用就恰恰在于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十分彻底的开端。一方面，它上承辉煌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通过创建图书馆、改进和完善书写工具以及复制书籍，保留了大部分古代典籍，这使大部分的古典遗著才得以幸存至今，成为以后教会改革和文艺复兴的重要典籍、史料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保留了西方文化的火种。在经历了短暂的黑暗时代之后，火种得以传播和彰显，终于孕育出近代发达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加洛林“文化复兴”创建了较为完善的教俗教育体系，彰显了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化智识得以通过这种教育体系而迅速传播，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下移、学术的下移。尽管这种影响范围不是太大，但它所形成的对社会底层教育的关注和教育的实用主义理念，成为以后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两大传统，为教育的民主化和功能化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及来源；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将古典教育内容和世俗文化兼收并蓄以用来发展宗教知识，在客观上大大弘扬了人们对古典学术传统的偏爱。如果没有这种偏爱，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将无从谈起。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它尤其侧重于对柏拉图理念思想的关注，为宗教神学从柏拉图主义向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过渡提供了制度上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地孕育出了经院哲学。因此，在西方文化断裂的社会中，加洛林时代教育和思想在继承基础上的再现无疑具有薪火相传的巨大历史作用，这使得加洛林“文化复兴”成为以后西方人重新认识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中介。

阿尔琴的老师约克的阿尔伯特曾经说过：“容许古代的智人所发现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毁灭，是可耻的。”[57]加洛林“文化复兴”承担起了保存和保护古代文明与古典文献遗产的这一文化理想，并且最终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使它逐步地得到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