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第1页）

三、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与国内的史学研究趋向相比较，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体现出了和世界体系存在着某种历史相关性，不过这种历史相关性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24]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由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就属于这类著作。[25]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26]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27]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28]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逐渐支配了中国研究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29]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30]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ese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classi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的十二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揭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是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31]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冲突层面，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等。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3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50年代至60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不能否认，学术体制对美国中国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形塑历来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现代中国》（Moderna）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美国学者罗伯特·马克斯（RobertMarks）撰写的题为《中国领域中的国家》（“TheStateoftheaField”）的长文，针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中话语权力的支配问题作了很有兴味的分析。这篇文章处理的，并非美国的中国学四十年来如何建构中国史的解释构架，而是审视学术社区如何制约和影响知识范式的生产过程。作者认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构成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如何嵌入科学社区的问题。接受范式的那些人为知识和财力所支撑，不接受者则被从社区中排除出去，思想的力量不能与强制他们接受的制度力量分离开来。有关中国领域研究的争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权力或思想连贯性问题，而是这些“意念丛”如何与学术社团功能相联系的问题。比如柯文曾提出：“冲击—回应”解释模式背后的现代化理论支持就与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需要密切相关，是符合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干预亚洲的意识形态架构的。按照库恩的说法，范式不仅是与思想系统有关，而且也与学术社区的工作有关，要理解范式的意义，人们不仅要注意思想理念的构成，而且要关注团体结构和认知一致性的关系，学术社区的功能决定范式是否被采纳。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社会科学范式的变化不是从对原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而是源于世界的危机。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均产生于危机时代，而很少是正常情况下的产物。自然科学范式的实施多少由科学家团体本身来承担，而社会科学理论家往往在国家领域中寻求庇护人，或通过如大学、杂志、专业协会和基金会等学术制度实施范式，范式的问题已不只是知识权力的问题，而且是实施权力的问题。对于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者特意使用了一个词——“圈地”（enclosure）来加以形容，其意是说，中国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理论总体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成为解释美国国际关系角色的一个注脚。这基本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提供了“圈地”的理论基础；二是20世纪4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重组为学术“圈地”提供了外部财政的资助；三是50年代至60年代大学的扩展提供了安置设备和人员的基地。这种国家、基金会和大学的互动造成了相对隔离于社会的“学术事业”，如亚洲研究协会（AAS）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为学术“圈地”的有效工具。“圈地”所造就的学术机构会控制其目标和防止研究的偏向行为。

社会科学的范式不仅从制度中获取权力，而且也与基本的主导社会思想相符合。罗伯特·马克斯特意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以施坚雅教授为代表、以研究中国地方市场模式为特征的中国学流派，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运作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科学模式的。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科学界在范式运作时把市场社会理论作为行为与思想的整体预设前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种预设又使许多其他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理论被视为非法。美国的一些基金会组织并非仅仅垄断学术研究，而且也要求在价值、程序目标和指导者与学生的关系模式方面建立于美国国家与军事需要的基础之上，一小批人往往垄断研究经费，只同意探讨那些在支配性权力范围内的项目。

文章的结论是，一种范式或观念不能仅仅通过思想的力量支配中国研究领域，它必须进入学术市场，但由于它被传播和购买，因此没有绝对自由意义上的学术市场，而只有意识形态的控制。罗伯特·马克斯认为，也并非没有散布于主流支配之外的个体性挑战，只是这种挑战很难在制度意义上对支配性范式构成威胁。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维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笔者个人以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在；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这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讨论也以此为核心加以展开，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而革命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但两者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视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入，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维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由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又如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上。80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从表面上观察，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拢的若干倾向，但细究其意，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特别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80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直接结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早在20世纪初就由梁启超提出来了，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从此以后，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33]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而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主要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时间进化的态度。[34]因此，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仅仅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含义，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加以认同，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就像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性的制度分析法。[35]笔者想我们历史学界是否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