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就地正法之制与州县官的审判权（第1页）

第一节“就地正法”之制与州县官的审判权

一、咸同之际州县官“就地正法”权的行使[1]

司法审判是州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州县官受理案件时，仅对户婚田土钱债类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笞杖罪案件）有权结案，其余徒罪以上案件必须解送上司衙门复审，上司衙门复审后转报再上一级衙门，是为“审转”。其程序为：府所属之州县厅审理的案件由府审转；直隶厅、直隶州直接审理的案件由道审转。府或道审转之案件由按察司复审，再申详督抚。督抚对徒罪案件可以批结，人命徒罪及军流罪案件须咨报刑部核复，死罪案件督抚审拟具奏或具题。对各省斩绞监候案件，每年还有省及中央二级的“秋审”制度进行复核，复核后由皇帝裁决。[2]

太平军兴以后，需要及时判决的大案要案剧增，若“再行咨查，往返耽延”[3]，于是地方大员和统兵首领纷纷要求“就地正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钦差大臣李星沅、两广总督徐广缙奏报，拿获广西庆远一带恃众攻劫、叠抗官兵的“贼首张晚”“巨盗邓立奇”，就近解赴行营“审明正法”[4]。咸丰元年闰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入永安后，广西巡抚邹鸣鹤会同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奏报拿获试图“纠伙拜会，借图抢劫”要犯廖五，“未便照寻常盗犯等候部复，致稽显戮，随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5]。11月广西巡抚邹鸣鹤奏称：“计自本年正月迄今，各处兵丁团练，陆续歼擒盗匪、游匪、会匪，除临阵杀毙及因伤身死不计外，凡讯明情罪重大即饬就地正法者，已一千五百余名。”[6]其中，除了带兵大员对“逆匪”军前正法以外，州县官亦可执行正法。如咸丰三年（1853年），“代理蓝山县知县张嗣康禀报……复在影亭地方，生擒成目二名，均即就地正法”[7]。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奏请对“土匪”“立行正法”。他所列“土匪”，包括会匪、教匪、盗匪、痞匪、游匪。提出的理由是，当此有事之秋，“不敢不威猛救时”，所以应“不复拘泥成例”。他还设审案局，派委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8]。此后曾国藩又奏报说：“臣设局以来，控告纷纷，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土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于正法。计斩决之犯壹百肆名，立毙杖下者贰名，监毙狱中者叁拾壹名。此外，札饬各州县擒拿匪党，赍呈供折，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串子会匪，前经札饬湘乡县知县朱孙诒密往掩捕，擒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俟结案后另折会奏，亦不在此数。”[9]在此过程中，州县捕获“匪党”，毋庸解省而是讯明后即执行正法，然后报告。

对于领兵大员实施正法的奏折，咸丰帝都以“知道了”予以批准，同时又多次下旨要求领兵大员和地方官格杀勿论。咸丰三年二月的一道谕旨云：“现当办理团练之时，尤应极力整饬，以儆凶顽。著该督抚即严饬各属，认真查缉，如有奸细窥探、土匪滋扰，拿获讯明后即行正法，以示炯戒。”[10]三月又下谕旨：

前据四川、福建等省奏陈缉匪情形，并陈金绶等奏遣散广东各勇沿途骚扰，先后降旨，谕令该督抚等认真查办，于讯明后就地正法。并饬地方官及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时拿获，格杀勿论。现当剿办逆匪之时，各处土匪难保不乘间纠伙抢劫滋扰，若不严行惩办，何以安戢闾阎？著各直省督抚，一体饬属随时查访，实力缉拿。如有土匪啸聚成群，肆行抢劫，该地方官于捕获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饬各属团练、绅民，合力缉拿，格杀勿论，俾凶顽皆知敛戢，地方日就乂安。至寻常盗案，仍著照例讯办，毋枉毋纵。[11]

谕旨确定就地正法的对象是遣散滋事勇兵、逆匪、土匪；确定有权行使就地正法权力的有地方官、团练、绅民；确定实施就地正法的程序为：捕获讯明后即可施行。

与此前清代的“就地正法”之制相比，有两点重要变化：第一，以往实施就地正法时，虽然也有先就地处决、事后备案，或先斩后奏的情况，但更多地强调“请旨实行”或“一面题报，一面正法”[12]；而此时咸丰帝则反复强调“讯明后即行正法”，即广泛允许先行正法事后备案情况的存在。第二，就拥有正法权力者而言，以往就地正法的授权对象，分别为军队、督抚、地方官，而现在除上述三者外，团练也可执行正法，另外“绅民”亦可在“土匪啸聚成群，肆行抢劫”的情况下缉拿和“格杀勿论”。这是在非常情况下“就地正法”之制的又一次启动，而且是“就地正法”之制扩大化的开始。[13]

在就地正法的实施过程中，州县官是重要的执行主体。正如刑部所说，自军兴因剿办土匪定有就地正法章程以来，各省相沿，“并有寻常盗案该州县拿获讯明后径行处决，随后始行通详上司”，办理纷纷，未能一律。[14]在军兴省份，州县官广泛行使就地正法权：

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5月）桂良奏，河间等府州县共拿获“逆匪”“土匪”共102名，“该犯等或授伪职拒杀官兵，或乘机劫掠伤人”，“已据该府州县于审明后就地正法”[15]。

五月，英桂奏，河南许州尉氏县乡民聚众杀死粮差之事，咸丰朱批：“许州尉氏两案甚关紧要，固不可宽纵，差役尤不可迁就了事，致长刁风。为首倡谋之犯，尽法惩治，斩枭示众，以警其余。”[16]

七月，桂良奏，直隶献县、河间、宁津、故城等县拿获“逆匪”“土匪”148名，“或与官兵结仗，为贼送信及受伪职助势攻城，或啸众抢掠，拒伤事主，已据各该府州县于审明后就地正法”[17]。

咸丰五年（1855年），“广西贼匪之窜踞东安县城者，六月二十二日分股至花桥掳掠，知县赖史直带勇截击，毙贼十余名，夺贼马二匹，生擒逆贼唐开纯等三名，军前正法”[18]。

同年十二月，委署永绥厅同知长惠带兵行至六里排楼地方，将“上下六里各苗寨纷纷投诚捆献匪党”，即于军前分别办理。[19]

湖南宁远知县刘如玉，“莅任之初，即有匪患，捕获正法。……计自咸丰二年四月初十到任，即于是月二十九日擒获攻城土匪乐浪仔、李五仔二名正法为始，至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缉获土匪黄求瑞等十六名正法止，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其余“官兵剿杀，团勇围杀，不可胜数”[20]。

同治元年（1862年），“衡州洪乐庙余匪复有纠众倡乱情事”，“祁阳县知县于学琴，署衡阳县知县刘凤仪，署清泉县知县陈宝善，署衡山县知县俞凤翰先后捕获伪安定王周正学，及伪军师江成斋即二夫子，伪检点周安格等十三名，伙党二十三名，又缉获王兆发、聂昌凤、周玖厚、刘忠杰、张玉青、张才茂、陈正云、谢开东、陈赓扬等九名，分别正法枭示，地方赖以敉安”[21]。

上述州县官都是先执行正法，然后报告督抚。“就地正法”的范围，除“土匪”“逆匪”外，又不断扩大。同治元年（1862年）上谕允许各省对“遣散兵勇”如有“逗留滋事抢掳民物者”，可按照军法立斩枭示。[22]同治二年（1863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抚郭嵩焘奏请获得对“抢劫伙众持枪伤人罪”的就地正法权；同治五年（1866年），两广东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沣又奏请获得对“奸徒诱拐并非情甘出口民人贩卖出洋”者以“斩决绞决，即行正法”[23]。

在以往州县官军流以上案件层层“审转复核”程序中，州县官要承担巨大的人力和财力风险。如审转，清代律例规定：

解审军流以上犯，令各州县酌量地方情形，如有相距在五十里以外，不及收监者，先期拨役前往，于寄宿处所，传齐地保人等，知会汛兵支更巡逻，往回一体办理。倘有疏虞，地保营汛，俱照原解兵役治罪；地方官，从重议处。

各省递解人犯，如遇前途水阻，及另有事故不能前进，即由附近州县详报该省督抚，查看情形属实，迅即飞咨邻省截留，不准州县擅自知会。仍饬令最近之州县，将接到人犯，分别监狱大小，酌留一二十名，再令各上站挨次留禁。由该州县开具犯名事由，申报该省上司，咨报查考。一俟前路疏通，即行起解。如有州县擅用公文私信，知会上站截留，即由该督抚据实严参。[24]

除承担人力、物力的司法成本外，整个审转复核的过程都必须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如有违背，即遭严参议处。而在就地正法的过程中，州县官审讯后不必将犯人层层解审，并可因“逆匪”“抗官”等非常情况处决人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州县官只是执行者，但在晚清社会冲突与动**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此制因无法废止而不断延续，也是州县官司法职能变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二、光绪年间的争论和调整

虽然督抚的奏折都声称就地正法为一时权宜之计，但由于就地正法降低了死刑执行中的成本，便于快速镇压“匪乱”，有利于各地秩序的恢复和稳定，所以此制无法立时停止。由于各地州县官往往是先正法后报告，各种滥用此权之事不断发生。

进入同治年，为应对官员中不断出现的停止就地正法的言论，也为避免地方官在执行时出现种种滥用权力的弊端，一些省督抚开始建立一定的复审程序予以纠正和防备。

最早主张将复审程序引入就地正法的是两广总督毛鸿宾和广东巡抚郭嵩焘。他们于同治二年（1863年）上折认为，地方官办理盗案，或称踞省窎远，长途解审恐有疏虞，必须多派差役护送，弹压为费不赀，“各州县惮于办案之烦，意存避就”，所以要求仿“从逆滋事及迭劫凶盗罪至斩枭者，例得由外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之例，允许各州县距省较远之区拿获“曾经拜会从逆拒敌官兵，及迭次抢劫伙众持械伤人罪应斩枭斩决者”，行使就地正法之权。并确定办案程序为：“广州府属逆匪盗犯仍行解省勘审”，其距省较远之各厅州县，“于审实后禀解该管府州复审，如道府同城即由道府会审，其直隶州厅承办者解赴巡道复审”，即除广州府属州县外，其余均要将人犯解赴府州或道复审后，禀报总督巡抚核明批饬就地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