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第2页）

（3）《金史·地理志》：“辽长春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58]

挞鲁、挞鲁古、它漏、踏弩，都是同音，今名洮儿河亦同。

（4）《辽史·地理志》：“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1039）置。”“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59]

（5）《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己未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60]

由此可知，长春县、长春州之得名都由于长春河即挞鲁河。而长春县既有鸭子河又有挞鲁河，故挞鲁河流入鸭子河之地必在长春县。这一位置可能是今洮儿河流入嫩江之处，也可能是嫩江汇入松花江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嫩江这一段是离长春州最近的，最有可能是其得名的原因。这样也能符合史料（2）所言的粟末水注入它漏河。所谓鸭子河春猎之地实指鸭子河泺，《辽史·营卫志》记辽代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而鸭子河泺为“春捺钵”。这个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61]我怀疑就是挞鲁河汇入鸭子河之处形成的湖泊，这里同时也是今第二松花江与嫩江汇合而成东流松花江之处，即“粟末水注入它漏河”处，而且很可能就是《武经总要》所记的“大水泊”。《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是雁鸣生育之处”，[62]这和《辽史·营卫志》所记的“春捺钵”猎天鹅野雁的活动相符。种种证据严丝合缝，故而可以断定挞鲁河为今洮儿河加上其汇入后的嫩江下游一段，鸭子河泺指挞鲁河、粟末水（第二松花江）交汇而东流之处的水泊，鸭子河即是该水泊的下游河流。[63]

这些推断成立的话，辽圣宗面对的鸭子河就不仅仅是个野鸭很多的春猎地，还是两条大河合二而一，并形成壮阔水泊的地方，这一点与“混同”之意何等接近！所以混同江看来像是一个实景命名。然而，史实没有这么简单，混同江之名并非此时才有，而是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64]这段抄自《松漠纪闻》，后者“太宗”作“契丹德光”。[65]本文开头所引《武经总要》有关长白山的记录：“其颠有潭……北流为混同江。”既发源于长白山，又北流，只能是粟末水。而且《武经总要》撰写于宋仁宗康定年间，鸭子河改名后的混同江已经出现，如果不是粟末水早有混同江之名，当不至于犯这么离谱的错误。[66]可见粟末水，或者渤海时代的涑沫江，的确在辽太宗末期，更名成为混同江。这样，《辽史·地理志》“东京道宾州”条下所言“统和十七年（999），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67]才变得可以理解。耶律德光灭后晋在会同九年（946）末大同元年（947）初，上距渤海国灭亡仅仅20年，而渤海大氏政权覆灭后，耶律阿保机派出皇太子为人皇王，在渤海旧境建起了东丹国。东丹国虽然明显是契丹的附属国，但是制度上“治渤海人一依汉法”，[68]对渤海的旧文化旧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沿用了二百年的“涑沫江”恐怕还没有被遗忘。成功灭晋之后，耶律德光将之更名为混同江，既保留了渤海遗民看重的“江”字，又以“混同”二字作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慑，[69]完全在情理之中。

因此辽圣宗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只不过是将涑沫江所改的混同江名称，沿用到下游，或者说承认了今天的北流松花江是东流松花江的正源，而嫩江和洮儿河只是支流。这样做也是有用意可寻的。辽代皇帝的四时游幸狩猎，不仅仅是遵循契丹旧俗，其选择的地点、进行的活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用意。[70]耶律德光就曾对石敬瑭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71]《辽史》专门为此立《游幸表》，并在序言中说“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72]可见这类活动是国之大事。翻阅《辽史》诸本纪与《游幸表》，可以发现，鸭子河或者混同江成为每年常规的“春捺钵”，是从辽圣宗太平四年（1024）开始的，之前辽朝皇帝很少在春天到这一区域。这一区域本是生女真的腹地，[73]混同江春猎正是为他们而来。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74]此年以后，圣宗渐渐将春猎地点从纳水（嫩江中上游）逐渐顺流下移至春州，再到鸭子河，并将其改名为“混同江”。与对东丹遗民的用意相似，这一名称一者承认了“江”以及原北流混同江的地位，一面也是对生女真的政治威慑。果然，太平六年，即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两年后，辽遣同知枢密院迷离己等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此城就是后来的宁江州，是辽金之际的战略要塞。同月，“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75]后来辽帝幸混同江钩鱼时，“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钩到的第一尾鱼后要举办“头鱼宴”，席间诸酋长要次第起舞，这是表示臣服的一个仪式。[76]既然是“故事”，说明是行用已久的制度。

至此，本文引论提出两条江，都已经出现在东北的历史舞台上，后面的故事都很容易理解了。女真与渤海同出靺鞨，语言与文化都相接近，[77]他们很可能像渤海人一样看重“江”这个外来的词语。尽管契丹人本身对“江”没什么兴趣，但为了怀柔渤海和女真，才将两条河流先后命名为混同江。在女真语，以及在后来的满语中，都有两个表示河流的词，较大的ula和较小的bira。历代都以ula对译“江”，以bira对译“河”。[78]女真在征服辽朝之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汉文化，[79]他们的“ula=江”的观念只能继承自渤海，再远溯至高句丽、百济直到南朝。

在与金代同时期的南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江”都已经贬值（devalue）为一个普遍的水文概念，但“江”的概念在女真治下的东北仍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价值，也就是“江”的地位高于“河”，这也是名号贬值（devaluation）与行用时间成正比关系的一例。此时期东北除了混同江和鸭绿江，唯一出现的称为“江”的河流是宋瓦江。我们知道宋瓦江即前面的粟末水、涑沫江，后代的松阿哩乌拉、松花江，也就是混同江本身。女真人不过是恢复了自己语言的命名，“松阿哩乌拉”（Sungariula）意为“天河”或者“天江”。[80]包括女真在内的东北民族大多将长白山作为神山崇拜，连带高看从此山流出的河流，[81]如按照金朝国家祀典，每年要两次向长白山神及混同江神献祭。[82]同样的，《满洲实录》以描述先世所发祥的神山来开始本朝的历史叙述，也是意图给满洲罩上神性的光环。[83]

四、结论

本文从对《满洲实录》的疑问出发，追溯了东北地区以“江”命名大河的历史渊源。从4世纪到12世纪，“江”这一词汇从南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再为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所接受。随着国际关系、政治形式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江”被输出、引入、扩展、贬值甚至抛弃。中古时期，中国南北对峙，朝鲜半岛尚未统一，由于高句丽的阻碍，百济被迫仅仅与南朝单边交往，从而得以引入南朝式的中国文化，包括“江”的概念。半岛三国时代末期，“江”传入了高句丽，并被统一新罗完全继承。建立渤海国的靺鞨民族曾臣属于高句丽，又在渤海国时期吸纳了大量高句丽遗民，从高句丽引入了“江”字，并在与同样使用“江”的新罗的密切交往中强化了这一概念，结果是将鸭绿水改称为鸭绿江。作为所有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第一个王国，渤海使南朝式“江”的观念内化进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之中。面对文化发达的渤海遗民，以及日渐崛起的女真人，辽代皇帝两次选择用“混同江”来表达微妙的政治暗示。最终，自认为靺鞨与女真后裔的满洲人，在本族历史的开篇用音译写下这两个江名：其一始于渤海靺鞨，其二缘自白山女真。

[1]《满洲实录》卷1，见《清实录》第一册，影印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真》，“山川”目“长白山”条，天顺五年内府刻本，9页。

[3]《元一统志》明以后久无全本，今赵万里校辑本卷2《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开元路》“长白山”条（219～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6）下几段皆辑自《满洲源流考》。

[4]《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影印明金陵唐富春刻本，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册，111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参看蒲立本：《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游汝杰译，见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修订本）》附录，30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6]参看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6辑，1979，81～90页。石泉先生指出在一些文献中，“江”用于长江之外的一些河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否认“江”主要是长江的专名，至少在汉唐之间是确定的。

[7]这一点可以在正史的《地理志》里得到很好的证明。另外，在《水经注》里，黄河被称作“河水”，长江称作“江水”。都是标准的“专称+属名”的称呼。参看郦道元：《水经注》第1～5卷、第33～35卷，陈桥驿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262～3263、3270页。

[9]《汉书》卷29《沟洫志》，1698页。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31条，1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笺疏》本“江河之异”作“山河之异”，余先生在笺疏中又举敦煌写本所引世说做“江山”，而言“知唐人所见《世说》固作江”（111页）。然而《晋书》卷65《王导传》作“江河”（1747页），《通鉴》卷八七亦从之。胡三省注：“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2771页）此处的异文古来聚讼难定，综合各本，分别言之，仍以第一字作“江”，第二字作“河”为最多，故本文暂从《晋书》与《通鉴》。又，隆和年间桓温上疏要求还都洛阳时，仍写道：“河洛萧条，山陵危逼……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晋书》卷98《桓温传》，2573页）以风马代指南海之君（楚）与北海之君（齐）的典故来看，与之对举的江、河自然也是以两条河流而代指洛阳与建康，这一修辞和王导完全一致。

[11]《文选》卷12，点校本，557～573页。

[12]《三国志》卷38《蜀书·秦宓传》，975页。

[13]如前秦苻融说道：“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卷104，3304页）高欢也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24《杜弼传》，347页）

[14]《资治通鉴》卷185“隋炀帝至江都”条：“帝……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5775页）可为一证。

[15]《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言“出于夫余”（2213页）；同卷《百济传》言“其先出自夫余”（第2217页），百济王上表也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2217页）。

[16]参看今西龍：《百済都城扶餘及び其の地方》，见氏著《百済史研究》，391页，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见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326～34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7]下文的论述主要依据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34～44页。

[18]北魏遣使者邵安等前往百济，第一次陆路高句丽“不令东过”，第二次从海路又“遇风飘**，竟不达而还”。见《魏书》卷100《百济传》，2218～2219页。

[19]《南齐书》卷58《东南夷·百济传》：“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1011页）将其记为一场大规模战争。韩昇前揭文在仔细考证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史料后，认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局部冲突，可能是北魏海上巡逻军阻截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而战斗蔓延到百济境内。

[21]关于《梁职贡图》，参看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载《文物》1960年第7期，14～17页，以及刊前所附图版。王素以为后人所见所论的是《贡职图》，而非《职贡图》，还提供了几种《贡职图》国家编排对照表，见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2期，72～80页；韩昇《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见《“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120～137页；又EnokiKazuo（榎一雄），“TheLiangg-t'u”，MemoriesoftheResearchDepartmeoyoBunko，oyoBunko，1984；alsoinEnokiKazuo，StudiaAsiatica（榎一雄著作集欧文卷），Tokyo：Kyuko-shoin（汲古書院），1998，pp。318-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