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第1页）

附录三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满汉蒙合璧的《满洲实录》开首一段便是对满洲祖先发祥之地长白山的描写。汉文本写道：“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1]这段话的蒙文本和汉文一样，对四处出现的“江”字都用了同一个词“m?ren”，意指河流，在现代蒙古语中依然是河流的通称，如西拉木伦、乌兰木伦等。奇怪的是满文本在第一处“三江”用了“ilangiyang”，在后文介绍三条江时分别写成“Yalugiyang”“Hūntunggiyang”和“Aihubira”。满文中原有ula和bira两个词分别指称大小河流，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音译的汉语词呢？

不难发现《满洲实录》对长白山的描写可能源自《大明一统志》，“长白山”条下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2]《大明一统志》的这段话，已经几乎原样出现于《元一统志》。[3]更早的还有北宋时编的《武经总要》，其“长白山”条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4]内容和语句顺序都完全一致。如此，则“江”字用于东北已见于宋辽时期。一个南中国的河流通称如何在东北出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疑问。

一、江河之异

现代汉语中表示大河流通称的字主要有两个：江与河，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两个字的运用范围有所不同，“江”主要用来称呼中国南方的河流，准确说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更南的区域；“河”不仅垄断性地运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也用于一切境外河流名称的翻译。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汉语标准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常识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忽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河有很多称作江的，如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等等。这就让人费解了，从鲜卑时代开始，东北的塞外民族多次征服和占据华北，又在失败之后撤回东北。不管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东北地区理应与华北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出现在东北，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如何，“江”何以在东北出现，而且还仅仅用于最大的几条大河，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江”并非汉语中原生的词汇，而是一个来自孟-高棉语的借词，在北方说古汉语的人群接触到长江流域的古南亚语人群（很可能是百越）时，这一词汇被借用过来。[5]在不同语言间发生词汇借用时，将通称当作专称的情况经常发生。江在成为通称概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主要作为专名使用的，即使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6]作为专名的江特指称长江，就如同河特指黄河一样。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另一个词“水”充当河流的正式通称。[7]可能从唐代开始，江和河的所指范围开始扩张，先是用于两条大河的支流，进而成为所有河流的通称。如同下文将要证明的，解决本文问题的关键，存在于唐代之前的时期。

当江与河还是专名的时候，在当时人头脑中，这两个字想必要唤起完全不同的画面。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之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中国的华北和关中，尤其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显得相当欠发达，有时还被看作是断发文身的南蛮之地。《史记》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又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8]西汉中期两地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史记·河渠书》所记汉代大水利工程，无一涉及长江流域。《汉书·沟洫志》更是全以治河为言，一字未及于江。在篇末的赞中，班固明确写道：“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9]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得以抗衡中夏；不久胡羯乱起，晋室南渡，建康为六朝古都三百余年。其间长江流域的身份渐渐由华夏文明的临时避难所，转为“正朔”所在的中心。华北反倒五胡云扰，宫阙丘墟，民生凋敝，文化中衰，直到北魏统一才稍有好转。

整个六朝，长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军事防御方面，经济交通方面还是文化意义上。前两者无须赘言，后一点可略加解释。两晋之际衣冠士族仓皇南渡，终于在江左寻到容身之处，“过江”成为一代人传记中都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由于汉魏以来长江流域的边缘性，在这群流亡士大夫心中，他们对这条南方大河没有太多好感。《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一个著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10]新亭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的故国的怀念，也是宣泄流亡于欠发达的长江流域的压抑之情。然而，一些乐观派的士人已经开始歌颂起立足渐稳的新朝廷，顺及这片新的居住地。如郭璞写作《江赋》，言“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11]这大概是第一篇全面歌颂长江的文学作品，而且把长江放在了高于黄河的位置上。不过这种做法尚有先例，东汉末年刘备据蜀称帝前夕，有益州人秦宓，在夸张益州地位的辩论中，说过“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12]这是南方士人拔高江的第一个例子，不知郭璞是否读过《三国志》，但《江赋》的精神与秦宓之论是相通的。接下来的三百年，显然郭璞一派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南渡士族开始流连于江东的山水，北伐已成了空悬的口号。既然中原收复无望，南渡士族便转而骄傲于他们的礼乐衣冠，不仅他们自己相信，甚至也让一些北方人相信南方是正朔所在。[13]甚至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后，炀帝依然对南方精致的贵族文化向往不已。[14]

综上，在东晋南朝的几百年里，东亚世界的文化重心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不妨设想此时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来到建康，不论他们是否到过华北，大概都会得到以下这两个印象：（1）江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荣的河流；（2）中国的首都总是临江而立。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哪里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又如何影响其本国？绝非偶然地，我们将要发现这些旅行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

二、江在中古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尚未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足而立，史称“前三国时代”（公元前25—公元668），直到668年才由新罗首次统一半岛。简单来说，这三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高句丽和百济是由自称“夫余”的族群统治的，[15]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一路向南征服扩张到朝鲜半岛；新罗则主要由半岛南部原住的“诸韩”部落组成。从地理上看，高句丽占据相当于今日的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建都于平壤；百济主要控制着半岛的西南部分，他们的领土在高句丽的压制下不断收缩，都城也从汉江上的汉城（今首尔）南迁到锦江中游的熊津城（今公州），后继续沿锦江南迁至泗沘城（今扶余郡）。新罗逐渐统一分散的诸韩部落并控制了半岛的东南部。[16]政治上，高句丽和百济是数百年的死敌，一直为半岛的霸权战斗不息。总体上高句丽强于百济，后者不得不维持与新罗及日本的联盟关系以抗衡高句丽。新罗崛起得比较缓慢，在唐朝介入以前，是较弱的一国，最终却借助唐朝的力量成为半岛的统一者。

学者已经指出，半岛三国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17]汉代以来高句丽即与华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管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同时，在分裂的时代高句丽也和中国南方保持关系。一定程度上，孙吴、东晋和刘宋甚至将高句丽看作重要的盟友，用以牵制华北的政权。从东晋到刘宋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始终被尊为东夷之长。其册封所得的将军号，远高于东邻其他政权。同时，高句丽与华北的政权常常处于对抗状态。直到十六国末期，也就是高句丽的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开始与北燕及北魏维持友好关系。当5世纪30年代北魏征服北燕统一华北，高句丽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与北魏维持了较稳定的关系。长寿王甚至南迁都城至平壤，以将其扩张的方向由辽东转向朝鲜半岛，一面加强对百济的攻势，另一面避免与北魏针锋相对。相应地，高句丽开始失去南朝朝贡体系中东夷之长的身份。

高句丽原有的角色改由百济扮演。高句丽转而南向使百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北魏延兴二年（472），百济首次遣使入魏，便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并且鲁莽地要求北魏去讨伐高句丽。当然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高句丽受到北魏态度的鼓励，对百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攻陷百济都城汉城，并杀害百济盖卤王。从此后，百济和北魏之间的联系通道被高句丽阻断。[18]或许并非是巧合，大约在488年，北魏和百济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小冲突。[19]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百济南迁都城到了锦江中游的熊津城，并且将其外交重心完全地转向了南朝。

6世纪上半叶，百济王开始从梁武帝手中得到高于高句丽王的册封。[20]在梁元帝所做的《梁职供图》中，百济的使臣被放在东亚国家的首席，其下依次是倭、高句丽、新罗。[21]根据韩国学者申滢植的统计，百济派往东晋和南朝的使臣有37次，而派往北朝的一共7次，其中只有两次是派往北魏。[22]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考虑到北魏王朝存在的时间很长。韩昇也得出“有魏一代，百济都不与北朝来往”的结论。[23]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放心地推论，7世纪之前百济所接受的中国文化，只能来自南朝。中文史料中明确记载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婚娶之礼，略同华俗”。[24]《三国史记》还保存了一条珍贵的信息：“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5]这一条系在近肖古王三十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即公元375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据同书，正是在近肖古王二十七年，百济首次遣使入晋朝贡，次年再次朝贡。[26]这与《晋书》所记完全相符。[27]博士高兴来到百济与朝贡东晋是否有联系呢？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28]

这样，江作为河流名称出现在朝鲜半岛便可以理解了。考察这一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因为半岛本土史籍编撰时代太晚，细节信息可信度不高。比如，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百济诸本纪中，“浿水”“浿江”“浿河”“汉水”“汉江”“江水”“熊川水”“泗沘河”交替出现，没有时代规律可循，只能认为是后代史臣编撰体例不纯。中国正史中凡有记录的，《三国史记》等一仍旧文而时有错漏，反成为二手材料。另一方面，中国史料因有系统的年代顺序，加上在专名（地名、官名）记录上高度的准确性，更适合考察这一问题。下表列出的是中国正史所记百济与高句丽境内的河流名称：

续表

可能是由于编纂体例的不同，南朝的史书很少涉及百济的内部事务，仅仅如数记下朝贡和册封。因而在唐代之前很难找到一个有关百济境内江的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敢于大胆立一假说：百济从南朝引入了“江”的概念，并将之传播给高句丽，这些都发生在隋朝以前。这样判断的原因很明显：百济与南朝的联系密切而与北朝几乎没有联系；同时高句丽与北朝紧密结合，并且接触内亚文化，这两者没有一个能够输出“江”字。高句丽与中国接触历史久远，输入中国文化也至少可以上溯至汉代，南朝形成的有关江的新文化观念很难直接对它造成影响。另外高句丽的浿江在北朝甚至隋代史料中都主要称作“浿水”，说明高句丽境内的“江”不可能是在东晋南朝前期从江南引入，只能是南北朝末期或隋初传自百济。

下面试为此假说再补充一些证据。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江的读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见系开口二等字一样，江的声母由于介音的增生而精细化，由中古的k变成现代的t?，这可能是清代中期完成的，此处不论。[29]单看韵母，今天江字的韵母与阳字完全相同，但所谓“江阳同形”晚至宋代才开始，宋代江阳两韵的腹尾已经同为a?，但仍然通过介音维持了二等与三等的差别。直到元代这两个韵部才完全合流。[30]南北朝隋唐时代江字的主元音是后元音而不是前元音a。南朝江字当属冬部合口二等，韵母可以拟为eu?。到了隋—中唐时期，《切韵》与大量唐诗可以证明江字的韵母应该是??。[31]江字的韵母从eu?变为??，再变为ia?，是一个鲜明的时代标尺。日语中江字音读吴音为こう、汉音为かう、唐音为きゃん，分别模仿的是隋唐以前、唐代和明清时期的汉语读音。主元音由后半闭元音o低化为前开元音a，正好与江字在中国主元音由闭到开再由后至前的轨迹相合。一般认为日语吴音多在隋唐以前间接传自朝鲜半岛，既然江字的吴音体现了明显的南朝特征，那么有理由推测朝鲜半岛是从南朝引入了江字，并将其读音传入日本的。

输入百济的“江”字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表记，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前文已经提到，百济派往南朝的使臣将会报告中国最大的河流叫江，而且都城就在江上。从上表来看，主要有四条河流以江命名：白江、熊津江、浿江、鸭绿江。其中，浿江流经平壤城南，而平壤是高句丽后期的都城；鸭绿江是高句丽境内最大的河流，[32]流经国内城，而国内城是高句丽旧都，也是“三京”之一；白江和熊津江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今天统称为锦江。[33]锦江无疑也是百济境内最长的河流，百济的都城熊津城就在熊津江上。白江和熊津江所在的那条大河名称于史无证，我想很可能这条河就单名作“江”，如同南朝的长江也叫“江”。熊津江和白江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熊津江指“江”在熊津城区域的一段，白江指与白马或者白村有关的一段，[34]如同汉语中的“吴江”“楚江”一样。这个推论如果成立，也能进一步肯定百济引入的“江”是一个专名。只是后来这一名词出现泛化趋势，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期。

如果做历时性的观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表中高句丽的两条河流名称的前后变化。浿江拥有更古老的名称“浿水”，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代。[35]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诏书里我们看到“横断浿江，径造平壤”[36]这句话。有趣的是，在两年后炀帝的另一份诏书里，又有“追奔逐北，径逾浿水”。[37]这该如何解释呢？《隋书》一共三处提到“浿水”，仅有上文指出的那一次提到“浿江”。这说明“浿水”才是隋王朝官方接受的正式名称。之所以出现“浿江”，完全是诏书起草者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做的创新，因为“江”和“壤”正好能押韵。尽管如此，诏书起草者也万万不能凭空为一条境外河流改名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高句丽已经自称这条河流为“浿江”，但是隋朝廷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名称，宁愿沿用汉代以来的古典名称“浿水”。不论如何，毕竟“浿江”也堂皇地出现在炀帝的诏书里了，表示中国官方正在试图接受它。到唐初，中国官方已经习惯于新名字“浿江”，开始有了“浿江道总管”[38]这样的军事名号。事实上，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几乎所有场合这条河都被称作“浿江”，只有《新唐书·高丽传》有一个例外记作“浿水”[39]，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一种用典修辞。

“鸭绿江”在中古文献中的出现要晚得多。在《旧唐书》里，只有“鸭绿水”。《新唐书》中，“鸭绿渌水”出现了两次，“鸭绿渌江”出现了三次，还有九处“鸭渌”可以是任何一个的简称。如果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我们会发现《旧唐书》中全部六次出现的“鸭绿水”和《新唐书》中一次出现的“鸭绿水”，都与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间的战争有关，我们几可断定唐前期这条河被称作“鸭绿水”。《新唐书》中另一处“鸭渌水”则出现在《高丽传》，在上文所言“浿水”的同一段落，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用典修辞。另一方面，《新唐书》全部三处出现的“鸭渌江”都在《地理志》的最后一部分，即所引贾耽着《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史言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40]《新唐书》称“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更重要的是记下了“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41]可见这是一份值得信任的准确记录，还保存了周边政权新制的地名。贾耽的著作完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出自贾耽书的“鸭绿江”，应该反映的是唐中期的该河流名称的新变化。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学者都具有贾耽这样最新的地理知识，杜佑的《通典》与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同完成于贞元十七年，但在《边防典》“高句丽”条下，高句丽的河流还被写作“鸭绿水”和“浿水”。[42]总之，唐前期的“鸭绿水”在唐中后期名称发生了变化，成为“鸭绿江”，这一变化发生在8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唐代学者如贾耽细心注意到并记录了下来。

在朝鲜半岛，新罗充分利用了唐朝的帮助，最终于668年完成了半岛的统一。不过这不意味着新罗完全控制了原来三国的全部疆域，尤其是高句丽的部分。先是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原属高句丽的领土。接着，在持续八年的战争之后，这个都护府后撤到了辽东。甚至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安东都护府被废置，新罗也从来没有向北扩张疆域越过浿江一线。[43]鸭绿江和浿江之间的地域处在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直到契丹和高丽王朝进入此地。[44]高丽王朝初建之时，《高丽史》言：“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45]可见此地废弃已久。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告诉贾耽“鸭绿江”新名称的使臣，一定和统一新罗无关。

三、江在古代东北

带来“鸭绿江”新名的使臣只能来自渤海国。698年，粟末靺鞨建立起一个政权，后改称渤海国。[46]当此之时，唐朝先受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冲击，又勉力对抗复兴的东突厥汗国，接着陷入武后末年长期的宫廷纷争中。这些都给了新生的靺鞨政权绝好的发展机会。当唐朝终于在玄宗治下恢复了秩序，它面对的渤海已经是一个“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的强大政权了。玄宗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赐予大祚荣“渤海郡王”。渤海国与唐朝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注重文化建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很快成长为繁荣的“海东盛国”。[47]渤海有“五京”，其中西京即为鸭渌府，领“高丽故地”。鸭渌府治（吉林白山临江市）正在鸭绿江的上游。[48]渤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鸭绿江流域。[49]因此，唐中期鸭绿江的改名，只能由渤海政权来完成，尽管我目前还没见到直接的记载。

这里还有另一个间接证据。渤海国在五京十五府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州称作“独奏州”，表示它们直辖于中央政府。三独奏州之一名为“涑州”，它成为独奏州的原因是“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50]建立渤海政权的族群被称为粟末靺鞨，这个粟末水应是他们得名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原始居住地。“粟末水”是北魏时候就已出现的古名，中国史家比较熟悉。但是“涑沫江”，不仅仅用“江”替代了“水”，还完全替换了“粟末”二字，这或许是中国史书要在此做特别解释的原因。于此可见渤海时期改水为江尚不止一例。《新唐书·渤海传》言涑沫江“源于（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它漏河是今洮儿河，因而可以肯定这条涑沫江就是今天的第二松花江，后文还将继续关注这条重要的河流。

至此我们知道渤海国至少用“江”命名了两条大河，一条是鸭绿江，也就是《满洲实录》首段提到的那条；另一条是涑沫江。渤海人从哪里接触的“江”呢？从历史上看，粟末靺鞨与高句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新唐书·靺鞨传》记靺鞨著者有五部：粟末部、汨咄部、安居骨部、黑水部、白山部。其中“白山本臣高丽”；唐取平壤之后，汨咄、安居骨等部皆奔散，说明他们也依附于高句丽，接着这两部“遗人并入渤海”。而“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高丽逋残稍归之”。[51]如此看来，渤海人本身就依附于高句丽，又在后者灭亡之后吸收了同样依附高句丽的其他靺鞨部落，还有高句丽的残余力量。最终，当渤海成为海东盛国以后，它与新罗和日本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高句丽从百济接受了“江”这一概念，继而统一新罗从百济和高句丽继承并大力推广之。[52]与高句丽的固有渊源加上与统一新罗的密切交往，使得渤海国很自然地用“江”为境内河流更名。然而中国东北毕竟不是朝鲜半岛，这里受华北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因此在渤海境内还有许多河流用“河”来命名，如经过上京与中京的“忽汗河”，涑沫江注入的“它漏河”等。

926年，契丹征服了渤海，历有辽一代，“鸭渌江”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涑沫江”似乎不见于记载了。显然契丹人对“江”这个字眼没太大的兴趣，他们更愿意根据北中国的习惯，用“河”或者“水”来命名河流。比如，涑沫江在辽代史料中就曾被称为“疎木河”。[53]可是在辽圣宗的统治时期，一个值得注意变化出现了。太平四年（1024），辽圣宗发布一个诏书“改鸭子河曰混同江”。[54]为什么辽朝皇帝会突然青睐起“江”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鸭子河及混同江的地理位置、功能以及改名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关于鸭子河，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目前接受最多的结论大概是鸭子河指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这一点也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大体一致。[55]我想这个说法还不完全准确。下面我从基本史料的梳理出发，对这一结论提出一点更正。

（1）《武经总要》：“蹈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56]

（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粟末水……北注它漏河。”[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