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第2页）

所以讴歌是用了舜的典故。总而言之，这两句话是巧妙地用了两个典故，将文成帝及其时代等同于理想中尧舜及其时代。碑文是由某位随行大臣写作的，它代表文成帝的意图吗？目前尚不能做这样的判断，最多可以说，这种修辞是文成帝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对拓跋统治者来说，这类修辞早已司空见惯，或许已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了吧。

《东巡碑》并非皇帝命令树立，而是地方官在数年之后追立的。在《东巡碑》残缺的碑文中，夸赞太武帝的善射，也有一句“虽古有穷、蓬蒙之善，方之于今……”[31]有穷即后羿，蓬蒙是后羿的弟子，都是华夏文献中记载的古代最善射者。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赞美某项德行、政绩或能力时，举出古代文献中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或事迹，然后加上“方之于今，犹有不及”，读者便得到了一种非常直观的印象。《南巡碑》是暗中比附，表示“庶几赶上”，《东巡碑》是明白表示已超越，貌似不同，其实关键都是要选取一个比较的标杆。因为汉文文献的关系，这些作为标杆的人物和事迹，不会超过三皇五帝三代秦汉的历史范围。反过来说，那些不被汉文文献记载的人物，如檀石槐时代的某个神射手，或许在拓跋人的口述中流传着，但无法出现在拓跋人所立的碑铭中。

到孝文帝的时代，以皇室成员如孝文帝及其诸弟为首，拓跋集团整体上对汉语及文化的掌握已相当高的程度。这从《魏书》中诸人的传记不难看出。孝文帝与任城王澄讨论迁都问题，竟然以革卦的意义为由头激烈辩论一番。[32]孝文帝对河洛地区的向往，不得不说是与他的文化教养有极大的关系。迁洛以后，文教之风更甚，不仅表现在皇帝、宗室亲王、贵族们都能写出富含典故的文章、诗歌，还表现在洛阳的贵族、官僚的墓志文辞中，这表明对汉文化的掌握已经从最高统治层向下扩展到一般的北族官僚中了。这些墓志同样都是规范的骈文，其中也大量使用了典故。称赞文才，必称相如、子云；宣扬政绩，多言竹马（郭伋）、蹇帷（贾琮）、樊父作歌，张君致咏；论韬略，则云不以孙吴介意。在这种语境下，涉及南朝，频繁出现荆蛮、岛夷、淮夷、吴越等用典形式，也就是题中之意了。与赞颂帝王的碑文一样，墓志中无论褒扬何种德行、能力，总是以与之对应的华夏历史人物作为标杆。徐志学曾对魏晋至五代的石刻资料进行一项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

我们所调研的4215个石刻用典形式，其来源文献，涉及225种。从形成石刻用典形式的数量来看，排在前十位的来源文献依次为：《诗》370、《史记》363、《庄子》359、《后汉书》271、《汉书》229、《左传》207、《论语》205、《礼记》192、《易》174、《书》138。

史书类集中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皆超过200个。而《三国志》50、《东观汉纪》25、《宋书》10。[33]

不难看出，所谓“典故”，几乎全部集中于先秦和两汉时期，在此意义上它们是真正的中国“古典时代”。使用这些典故，等于承认了周秦汉文明的典范性，现实中政治与文化的合法性，都取决于与古典时代的接近程度。关于所谓拓跋族的华夏认同问题，现代学者不免因书面表达中的大量用典而留下印象，而拓跋知识阶层本身，难道不也是在一次次的引经据典中，改变着自我认同吗？

一切的前提是，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拓跋上层，积极接受了华夏文化中形成的书面语的评判标准。它与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沿袭互为表里，书面表达首先作为统治仪式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继而才有可能让外在的仪式性文字成为需要努力学习的文化技能，并且在学习和使用中逐步被其内涵的文化价值所驯化。用典修辞不过是这类文化价值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拓跋征服者为何一开始就要接受华夏的制度文化呢？我曾设想一个假说，秦汉以来形成的帝国制度，是当时唯一成熟的高级政治体的治理技术，北族征服者也是无可选择地袭用了。它是否成立，还有待日后的验证。征服者和书面语言的问题，拓跋魏一例不足以解释，如能将辽、金、元以及清的情况放在一起，进而将伊利汗国以至欧洲中世纪前期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必将得到更深刻的结论。

[1]参看刘益：《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碑御射碑”》，载《考古》1987年第3期，281～282页；张庆捷、李彪：《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载《文物》1997年第12期，70～79页；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载《考古》1998年第4期，79～86页。

[2]参看川本芳昭：《北魏文成帝南巡碑について》，载《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8号，2000，26～50页；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第三章《北魏石刻史料に見える内朝官》，57～86页；张金龙：《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84～93页。

[3]参看罗新：《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见《北大史学》第11辑，177～18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罗新、李泉汇：《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99～109页。

[4]《魏书》卷1《序纪》，6页。

[5]《魏书》卷24《张衮传》，613页。

[6]《魏书》卷23《卫操传》，599页。

[7]参看田余庆：《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见《拓跋史探》，修订本，252～264页。

[8]《魏书》卷5《高宗纪》，117页。

[9]汉代征伐匈奴的战争，在草原地区留下了一些石刻，最著名的是窦宪的燕然山铭，由班固撰写，约300字，全文见范晔：《后汉书》卷23《窦宪传》，814～816页。拓跋部落不知是否见过这一刻铭。

[10]《隋书》卷32《经籍志一》，947页。

[11]关于这一问题较新的研究综述，参看土口史記：《中國古代文書行政制度—戰國秦漢期出土資料による近年の研究動向》，载《中國史學》第23卷，2013，103～123页。

[12]北朝也有《国语孝经》《国语杂文》《国语号令》等书籍，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就有13种，应该是用汉字记拓跋语音，有如后世《蒙古秘史》。它们数量不多，主要做教育用途，没有达到成为正式语言的程度。

[13]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8《事类第三十八》，468～4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钟嵘著，古直笺，曹旭整理集评：《诗品·序》，10～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徐中原：《论南朝骈文用典》，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16～19页。

[16]《魏书》卷23《卫操传》，602页。

[17]《魏书》卷24《张兖传》，613页。

[18]《魏书》卷2《太祖纪》，37页。此诏书从思想到文辞，明显受到班彪《王命论》的影响。

[19]《南齐书》卷57《魏虏传》，984页。

[20]《魏书》卷32《崔逞传》，758页。

[21]《魏书》卷2《太祖纪》，39页。

[22]《魏书》卷28《贺狄干传》，686页。这个故事让人想起神元皇帝力微之子沙漠汗，他因为质于洛阳，颇染华风，“风彩被服，同于南夏”，诸部落大人恐怕他变易旧俗，遂僭害之（《魏书》卷1《序纪》，4～5页）。

[23]《魏书》卷35《崔浩传》，807页。

[24]《魏书》卷33《李先传》，790页。

[25]《魏书》卷35《崔浩传》，826～827页。

[26]王充：《论衡》卷8《艺增篇》，131页。

[2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孟春纪》，梁运华整理，25页。

[28]皇甫谧：《高士传》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69页。

[30]《十三经注疏》，2737页。

[31]罗新：《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179页。

[32]《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传中·任城王澄》，464页。

[33]徐志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用典研究》，46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