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华夏帝国扩张的突破口 南方山地（第3页）

[36]葛剑雄：《统一与分裂》，20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7]《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2959～2960页。

[38]《汉书·宣帝纪》注引韦昭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汉书》卷8《宣帝纪》，241页）

[3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135页。

[40]劳幹：《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69～91页。

[41]参看OwenLattimiWallofa：AFroinTheoryandPractice”，TheGeographicalReview，1937，27（4），pp。529-549。白音查干：《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81～86页。郑景云、田砚宇、张丕远：《过去2000年中国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位置移动》，见《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151～1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NiiWall”，TheSilkRoad，2006，4（1），pp。14-19。

[42]这是班固在《汉书·匈奴传》文末的赞论，但这种观点自西汉以来即很有代表性，详见下文（《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3834页）。

[43]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6辑，135～140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因为有农业条件而得以维持的新疆域，还应包括岭南的交趾刺史部儋耳、珠崖以外的7郡。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广州记》，2969页），即说明此地已有成熟的农业。

[44]《史记》卷30《平准书》，1440页。

[4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17～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后收入《童恩正学术文集·南方文明》，362～39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46]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103、251页。

[47]JamesC。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Asia，Ne;London：YaleUyPress，2009，pp。38-39。

[48]《太平御览》，影印本，卷884“鬼”条引邓德明《南康记》，北京：中华书局，3928页。

[49]《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29～2830页。

[50]《太平御览》卷785“俚”条引《南州异物志》，3478页。《南州异物志》作者为吴丹阳太守万震，详见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见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566～56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44～5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收录其佚文。

[51]《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9页。

[52]“酋邦”是20世纪下半叶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一个概念，由埃尔曼·塞维斯（ElmanService）在1962年提出。尽管学者多同意将酋邦定位为无首领社会和官僚制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但对其具体判定标准却众说纷纭。本章将哀牢夷的政治体归入酋邦，主要理由是它的人口规模、决策层级和酋长权威。据以判断酋邦的其他特征如公共工程、生存物资的再分配情况等，因文献缺乏无以判断。参看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83～98页。刘恒武、刘莉：《论西方新进化论之酋邦概念及其理论困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71～77页。

[53]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83～98页。

[54]《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2994页。滇王金印，有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的蛇钮金印为证（参看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夜郎王印至今没有考古上的证据。

[55]参看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篇，3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56]《史记》卷30《平准书》，1440页。参看胡绍华：《一个被史学界忽视的问题：汉朝的初郡政策》，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58～62页。

[57]《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1、2842、2851页。

[58]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59]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2《吴地传第三》，3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卷8《地传第十》，200页。

[60]顾颉刚：《禹贡注》，见侯仁之等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1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6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270页。

[62]JamesC。Scott，TheArtofNotBeingGoverned：AnAnarchistHistoryofUplaAsia，p。73。

[63]在北方也是一样，侯旭东的研究反思了所谓的北方重农传统，指出这其实是从国家立场出发，长期教化的结果。秦汉时期，即使在华北，山林川泽中的渔猎采集活动也是重要的生计补充，而国家做出各种劝农的努力，设法让统治下的民众变成耕织为业的编户农民。参看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4～26页。

[64]参看牟发松：《火耕水耨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见黄惠贤等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245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吴刚：《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152～160页；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65]参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1“后汉对前汉淮汉以南各郡国口数的比较”，52～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书中的甲表4“前汉元始二年各郡国人口密度”（26页）和甲表8“后汉永和五年各郡国人口密度”（37页）的对比，北方各郡无一例外人口密度锐减，而南方的人口密度则有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北方的脱籍依附人口远多于南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方的入籍人口确有很大增长。

[66]《后汉书》卷5《安帝纪》，208、220页。

[67]雍万里编：《中国自然地理》，23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