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第2页）

[12]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初版）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与《中国民族史》合并重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插图见第9页。

[14]其成果反映在1979—1981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相继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1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12～1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6]例如，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即完全符合这一体例。

[17]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15～25页。

[18]更详细的学术史总结，请参看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第二章，62～8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第二章，60～7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19]在中国，由于中华民族、56个民族这两级概念上均使用“民族”，族群概念的引入和所指一度遭遇争议，这也造成了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理论和族群理论混合使用的状况。参看：马戎《关于“民族”定义》，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5～13页；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0]E。Leach，PoliticalSystemsofHighlandBurma：AStudyofKaSocialStructure，Cambridge：HarvardUyPress，1954。中译本：《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CharlesKeyes，“PresidentialAddress：‘ThePeoplesofAsia’—SdPolititheClassifiofEthnicGroupsinThailand，dVietnam”，TheJournalofAsianStudies，2002，61（4），p。1170。

[22]FredrikBarth，“IntroduEthnicGroupsandBouheSanizationofCultureDifferen：Usfet，1969，p。14。中译本：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3]厄内斯特·盖尔纳：《亚当的肚脐：“原生主义者”对现代主义者》，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51～5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更完整的论述，参看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第一章，6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5]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导论，9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6]关于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理论交锋的更详细梳理，参看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994～997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一章，9～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梁启超在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一文中，已经提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所谓“民族意识”，即“与异族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梁氏之论可谓已具主观论之萌芽，然而直到20世纪后期，这一理论并未被更多地发挥。

[28]姚大力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中国学术》2004年第1辑）、《“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两文连同后续的讨论一起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与王明珂对巴斯等人边缘理论的强调不同，姚大力更欣赏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的根基论立场，不仅承认群体归属感这种“原基联系”本身，而且更愿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主观意识的生成发育过程。

[29]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0]这原是安东尼·史密斯代表原基论回敬他的老师盖尔纳的现代论的名言（《民族：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56～63页），借用在这里似乎也很合适。持有这种印象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在对《华夏边缘》的书评中，罗丰认为“作者的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事实上，整个国家权力机器在华夏边缘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罗丰：《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171页）

[31]韦伯：《韦伯作品集》Ⅳ《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美惠译，295～3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1页。

[3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七章，109～136页。

[34]RogersBrubaker，“EthnicitywithoutGroups”，ArchivesEuropeennesdeSociologie，2002，43（2），pp。163-189。AlsoiGuibernau&JohheEthionalism，MulticulturalismandMigratioie：PolityPress，2010，pp。33-45。

[35]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6]参看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3～1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载《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257～278页。

[37]关于“内亚性”的界定，参看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66～74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