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第1页）

第三节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

本书的基本思路可以表述如下。

华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符号，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秦汉魏晋时期帝国政治体的长期存在，使得华夏被转化为秦汉式帝国政治体成员的自称，这一政治体因此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简言之，一个人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

华夏帝国在西汉中期达到扩张的极限，从此形成了较稳定的疆域。郡县体系之外的各种未臣服的人群被称为夷蛮戎狄，面对他们，帝国构建了两种华夷秩序，一种是现实的，表现在军事、外交、贸易等方面；另一种是符号的，表现在礼乐制度、天文地理想象、史学书写等方面。后一种符号秩序仅代表华夏一方的自我建构，不可据以判断非华夏人群的实际状态。在汉帝国崩溃以后，华夏帝国在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南方山地中的非华夏人群通过主动内属、战争被俘等方式加入华夏帝国，成为帝国控制下的编户或奴隶，从而实现华夏化；但随着南北分裂和南方华夏帝国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汉代贯穿全国的华夏网络出现了多处断裂，在断裂带上的山地人群获得了政治体发育的绝佳内外部条件，又由于其政治体发育从一开始就依赖华夏帝国的政治资源输入，所以最终演化为华夏式的中级政治体，被轻松整合进帝国之中；北方华夏帝国的秩序崩溃后，由非华夏建立的诸政权，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成为高级政治体后，无一例外地开始采用华夏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实现了自我华夏化。

本书标题中的“能夏则大”，借自《左传》中季札的话（详见本书第一章），但对它进行了一点曲解，以表示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各中级政治体来说，能够吸收、运用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就能发展壮大为大的高级政治体；而且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成长壮大为高级政治体的过程就是变身华夏的过程，反命题“能大则夏”也是成立的。在华夏化进程中，非华夏化政治体往往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所谓“渐慕诸夏之风”（见《晋书·慕容廆载记》），或“渐慕华风”（见《旧唐书·吐蕃传上》），“诸夏之风”或“华风”当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渐慕”的过程就是从接纳符号系统开始的。本书将讨论的时段限制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因为隋唐以下无论是华夏帝国还是帝国之外的政治体，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隋唐帝国与汉魏帝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性格，尤其是显著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论者殆无疑义；东西方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为游牧帝国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北族政治体因之更为复杂和成熟，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字的出现，吐蕃、突厥、回鹘、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因而可以摆脱汉字承载的文化传统来展开自己的政治文化建设，另外佛教密宗、摩尼教，尤其是伴随阿拉伯帝国东进而来的伊斯兰教，在政治文化上提供了华夏传统之外的全新选项。此前潜藏在华夏幕布背后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37]，终于在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中明白地彰显出来。无论对于华夏还是非华夏，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隋唐时期都标志着一个新旧阶段的分界点，本书所关注的正是分界点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对后一阶段的讨论，只能留待将来了。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华夏的出现及其性质”，从词源和符号的运用两个角度考察“华夏”的性质，证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政治体而非族群有关的符号。

第二章“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界限与突破口”，论述华夏帝国向四周扩张达到极限的过程及其原因，并进而讨论华夏帝国的实际疆域即华夏网络的结构，再由此申述南方山地何以成为未来疆域扩展的突破口。此章所论侧重现实中的华夏帝国政治体的结构，以及现实中的华夷秩序。

第三章“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考察华夏帝国礼乐制度中为非华夏人群等安排的位置，以及天文星象中反映出的华夷符号秩序。最后着重分析十六国北朝如何运用天文星象这一特别的符号体系，以塑造自身的华夏地位。

第四章“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分经学、史学两个部分说明华夏以自我为中心而塑造夷狄形象的过程。经学中的四夷框架充满演绎色彩，也经历了一个多层次多线索的演进过程。定型后的四夷说，逐渐影响到史学撰述。从正史中夷狄传记的编次结构的变化、叙述策略的承袭中，可以分析出华夏对异族进行知识建构的过程。第三、四章所论为符号中的帝国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华夷秩序。

第五章“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重点论述六朝时期南方华夏网络断裂带的出现，断裂带上山地非华夏人群的政治发育情况，以及他们借助政治体的演进最终实现华夏化的过程。

第六章“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主要从史学书写的角度讨论十六国的自我华夏化问题。关于十六国历史的认识，完全受制于现存的十六国史料，包括“十六国”这一说法本身也是由国史著录情况而决定的。十六国的国史普遍善于利用一系列“符号”，展示出本政权的华夏“史相”，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史相”与“史实”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一方面显示其华夏化过程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有意地塑造华夏形象本身正是接受华夏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第七章“北朝华夏化进程之一幕：北魏道武、明元帝时期的‘爵本位’社会”，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考察北魏从草原游牧政治体转变为华夏帝国的一个关键阶段——道武、明元帝时期。通过对其官爵总体结构的分析，指出这是一个“爵本位”的社会，而“爵本位”正是沟通草原政治传统与华夏官僚制帝国的最佳路径。另外，这一时期北魏社会的“爵本位”属性在《魏书》中得到重重掩饰，与十六国史学书写中运用的叙述策略一样，此种塑造华夏化“史相”的努力本身，也是北魏华夏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在简短的结论之后仍有附录部分，收入了本人近年来关于中古族类观念、书面语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华夷边缘的文化传播与认同表达等问题的几篇论文，作为对正文的一点补充，附在全书的最末。

[1]“民族”一词的来源曾引起许多学者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有多篇论文旨在探求近代“民族”一词的最初用例，初次使用者的认定从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一直上溯到王韬，初次使用的时间一再被推前（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87～92页；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36～43页；彭英明：《中国近代谁先用“民族”一词》，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13页；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5～11页）。到2004年，郝时远撰文指出，“民族”一词并非传自日本，相反日文中“民族”一词是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他仍承认该词是在日译西方著作中获得了对应volk、ethnos和nation等的理论意义（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60～69页）。在我看来，追溯“民族”在近代的最初用例并不十分必要，更不应该将意义完全不同的用例也纳入其中，如王韬所云“民族殷繁”即不应作为例证。重要的是它何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与社会观念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就此点而言，民族概念的引入追溯至梁启超足矣，而其词汇源自日本亦毋庸置疑。有学者依据《南齐书》中出现的“民族弗革”一语，以为中古时期已经有“民族”的用例（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98～99页）。但是此处的“民族”有版本和他书的异文，更可能是“氏族”，详见本书附录一：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

[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原载《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后收入《饮冰室文集》，见吴松、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452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3]吴松、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454页。

[4]参看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科学季刊》第28期，1997，1～77页。

[5]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原载《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5日，收入《章太炎全集》第4册，252～2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孙中山选集》，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590页。

[8]参看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128～141页。

[9]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据1934年版重刊，2010。马戎敏锐地发现，王桐龄的“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的观点，与目前所说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的流行提法并不相同，并认为“混合体”比“组合体”对于理解各族关系更有价值（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126页）。

[10]李济著，李光谟、胡鸿保、张海洋译：《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0页，（初版）上海：世界书局，1934；（重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以下本段中引文出自该书的，不再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