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特林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第2页）

三、“和谐、自由与共有共享”的理想社会

魏特林的理想社会是以财产的共有共享为基础的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他称之为“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在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刑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商业，没有货币，没有语言隔阂，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欲望都达到充分的和谐与自由。他解释说：“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只有在建立一个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中才能实现……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一切人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如何去关心每个人的福利。我们说民主的，因为在这个联盟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75]

（一）和谐与自由社会的管理制度

魏特林认为，在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里，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管理的目的就是按照自然的规律来平等地分配劳动和享受。

和谐与自由社会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由最伟大的哲学家组成的三人团或三人委员会，他们同时又是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最优秀的天才。第二级管理机构是中央技工团，它由最杰出的思想家、天才和哲学家组成，它是管理整个社会的主要机构，是整个大家庭联盟的知识核心，三人委员会由它选举产生。第三级管理机构是各省、区的地方技工团，它们既是各地方的管理机构，又是各该地方的能力和学识的中心。为了便利和简化管理，各级技工团都选出自己的常设执行机构——工作理事会，由每个行业的领导人组成。辅佐各级技工团工作的是科学院，并由它选出一个参议会。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辅助工作。管理机关的核心职能是“调度”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并使它们和谐。

魏特林主张用“能力选择”的方式选择最优秀的人担任管理机构的职务。他认为，未来社会的管理人员，既要有关心全体利益的品德，还必须有最完备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才能。“三人团、中央技工团以及各技工团的成员，以及教授、教师和医生等的劳动大半都是属于纯粹的精神劳动的性质”，“这些人员的才能往往在一年之中对于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比一百万手工劳动者的终身的贡献还要重大，并且这种贡献总是通过有用的机器发明等等而来的”。[76]所以，管理人员的选举，对整个社会，对全体人民的福祉关系重大，必须认真对待。

按照魏特林的设计，管理机构人员的“能力选择”以悬题应征、送审选举试验品的方式进行。选举题目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由知识代表大会或科学院提出，向全社会公布。应征人按照要求把自己的科学论文、发明、发现、设计等选举试验品送交技工团和科学院，由科学院中最有知识的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并对应征人的才干、天才和智慧进行评价，然后决定其是否可以担任某种管理机构的职位。为了保证评定的公正无私，应征人一般无需亲自到场，其姓名也只有在决定录取并已发表之后才为人所知。评定人则必须由那些本身已通过这种考核并已成为管理人员的人担任，如机械学家担任审查机器性能的工作，纺织学家担任审查纺织品质量的工作，等等。总之，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知识和才能参加选举。三人团、中央技工团、技工团和科学院成员职位选举的时间和其任期都不固定，被选人的人数也不固定。如果有候选人在科学、天才和知识方面超过现任职位的人，后者就要让位于前者。通过这样随时进行的“能力选举”方式进行各级管理机构的新陈代谢，就可以把最有知识和才干的人选拔到各级管理机构中来。

魏特林还非常强调对管理人员的教育和监督。他指出，绝不允许任何管理人员享有丝毫优越于他人的地位，不能给他们任何特权，不能免除他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义务。否则，人们就会受骗上当，为自私者的利益作出牺牲，农民和工人就会不满，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就会向坏榜样学习。

（二）大家庭的经济生活

按照魏特林的设想，大家庭联盟是生产的管理组织而不是国家政权。整个社会管理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劳动或业务系统，一是享受或家庭系统。前者主要负责安排生产劳动，后者主要负责安排分配、交换和消费。

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是由各城乡、各省区的小家庭联盟组成的一个大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这里的生产基础是工业和农业。工农业生产都以小集体的生产组织为基本单位。工业部门分成许多班、组，由选举产生的工长领导。农业部门以小队为基础，每10个农民组成一个小队，由选举产生的小队长领导。每10个队长选举一个农夫长，每100个农夫长选举乡村会议，领导其所属范围的生产小队的工作。和谐与自由社会广泛使用机器生产。

在共产主义家庭联盟，劳动系统的各级管理人员，从工长、小队长直到工作理事会和三人团，均由全体男女劳动者或各技工团选举产生。工作理事会和三人团掌握全部有劳动能力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数目，计算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量以及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并通过“交易簿”保持欲望和能力的平衡。在享受系统中，三人团在一切城乡和各省区都派有监督和管理物品储存的经理，掌管宏观的交换和消费。消费者凭“交易簿”记载的劳动小时，享受与之相应的消费品。

在大家庭里，除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和儿童外，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这里的劳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必要的、有益的劳动，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对生活有益的产品。社会成员都要参加这种劳动，每人每天工作6小时。第二种是“为舒适的享受”而进行的劳动，是劳动者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自愿参加的、为人们提供“舒适产品”的劳动。所谓“舒适产品”，指的是一切为提高和美化感官享受而生产的产品，如剧院、舞会、音乐会、艺术展览会、私人庆祝会、糖果和糕饼厂、啤酒和咖啡馆、各种舒适的饮料、烟草、焰火等的制造。

魏特林把巴贝夫主义的平均分配原则同欧文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按劳分配主张结合起来，主张在产品分配上实行平均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共产主义家庭联盟里，没有商品和货币，为了代替货币的职能和实行合理的分配，魏特林精心设计了交易簿制度和事业封锁制度。按照魏特林的解释，一切在规定的劳动小时之外完成的劳动时间，称为交易小时，人们就是凭借这种交易小时来满足自己的特殊欲望，而又不至于妨害全体的欲望与能力的和谐。为此，他设计了交易簿以取代金钱和货币。在交易簿中，一边记录人们所完成的劳动小时，一边记录人们换得的作为交易小时代价的享受和舒适产品。交易簿是和谐与自由社会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的重要文件，除了在分配中起重要作用外，还是出生证、籍贯证、通行证、艺徒证书、支票、收据、账簿、日记簿、学校毕业证书、介绍信、入场券、旅行证等。所谓事业封锁，是指如果在某一个事业里自愿劳动者已经过剩，那时就不能再在这项事业里从事超时间的劳动即交易劳动。它的意义在于，舒适的享受只有通过那个必要的、但是缺乏自愿劳动者的生产部门的生产才有可能。因此，实行事业封锁既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又不损害全体的和谐。

这样，按照魏特林的设计，每个人都为满足一切人或全体人的共同欲望参加必要的和有益的劳动，贡献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取得满足同等欲望的同等生活必需品，这是新社会制度和谐的体现。而每个人为满足特殊欲望而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取得同自己贡献的能力相适应的满足特殊欲望的高级消费品，这是新社会制度自由的体现。全体和谐不妨害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也不破坏全体和谐。保障全体的和谐以及全体和谐中每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是共有共享制度的主要任务。

（三）大家庭联盟的教育、科学与社会生活

魏特林认为，科学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而哲学则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是领导社会秩序的掌舵者，它通过哲理医学、物理学、机械学这些具体科学有效地领导社会。

魏特林设计了学习军制度。一切儿童和青年男女都要加入学习军，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并习惯于进行各种劳动。学生的劳动时间按照年龄和体力差别而有所不同。学习军的组织系统大体仿照成年人的组织机构。按照规定，一切男女学生只有在劳动和科学方面掌握了进入社会所必需的技术和知识，并通过社会必备知识和能力的考试之后，才能离开学习军，进入成年人的社会组织系统。在学习军制度下，学习、劳动与社会需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共产主义家庭联盟中，没有国家政府，没有法律，财产公有，人们自由、和谐、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男女婚姻是自愿的，任何一方也不能强迫对方。共产主义家庭联盟中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她们同男子一样组织起来，同工同酬。当妇女在天资上不如男子，在科学、发明、才能上还不能超过男子时，她们不能成为社会最高管理组织三人团和中央技工团的成员。一旦她们的才能超过男子，人们就该使社会组织适应于这种新的情况。

（四）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

魏特林认为，宇宙间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不存在万古不变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同其他事物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被新的社会所代替。他指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务代替，都是一场革命，用新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在他看来，一切所谓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骗人的喜剧。

魏特林在论述革命必要性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革命的两种不同方式的问题：“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77]“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78]在他看来，如果能以不流血的方式赢得革命的胜利，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但历史经验表明，任何重大变革总是以血的河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宗教改革如此，社会改革也是如此。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现状的分析，魏特林把革命的重点放在了暴力革命上。他认为，现存制度的一切就孕育着暴力革命的胚胎和养分，正是它造成和促进了混乱，一旦这种混乱达到顶点，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者不过是在这种混乱本身已经为一种暴力的倾覆酝酿和准备了条件的时候，利用它来结束这种混乱而已。在这种灾难爆发时，不去努力把它引导到一个对于全体的福利有益的方向去，就是失职。他告诫人民说：“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能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你们不利。”[79]

不过，魏特林所说的革命，不是有领导、有计划的阶级行动，而是革命风暴来临时工人群众自发的暴动。在他看来，“谁第一个首先站出来，谁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80]。

魏特林继承了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并且有所发挥。他明确指出，在推翻旧制度到建立和谐、自由的社会之间，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专政是必须的，以便把新的组织建立起来。他指出，推翻旧制度之后，应立即建立革命政府，革命政府则应立即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第一，解除富人及其党徒的武装，组织革命军，武装无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者；解散旧法院和警察局；实行大赦，镇压以任何方式侵犯公有财产的分子；没收一切闲置不加利用的财产、遗产、国家和教会的财产等，废除货币，没收逃亡者的产业。第二，让穷人住进公共建筑和富人的住宅，并发给他们新衣服；借据、债券一律宣告无效；实行选举，当选者必须把私有财产献给共有共享的团体；取消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小职员之间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贫富贵贱的差别；发展生产，办好学校，开垦荒地，建筑铁路、运河、工厂、大量制造机器等。第三，为了破坏旧制度，建立共有共享的美好社会，大家要做好准备，承担各种牺牲，特别是领导者要做出榜样，防止特殊化。第四，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这样就会逐渐地剥夺富人依靠牺牲贫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一切手段，从而完成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第五，一旦遇到敌人的反抗、破坏活动，就要毫不犹豫地予以镇压。魏特林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在大约三年的期间内，不用什么残暴的强制手段，就可以把新的社会制度普遍推行起来。不过，虽然魏特林认为过渡时期实行专政是必要的，但他心目中的专政并不是阶级的专政，而是极少数人的专政，甚至是领袖专政。

四、魏特林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基本评价

魏特林是德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乌托邦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前，魏特林以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和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家出现，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学说是德国无产阶级理论的最初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魏特林的功绩，把他“看作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81]。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由于魏特林没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而是固守自己的乌托邦思想体系，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魏特林主义同其他同时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样，很快便失去了它的积极作用，走向了反面，成了提高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障碍。不过，魏特林作为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位重要过渡性人物，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批判，但始终肯定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