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魏特林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第1页）

第四节魏特林的“民主共产主义家庭联盟”

一、威廉·魏特林的生平与革命活动

威廉·魏特林（WilhelmWeitling，1808—1871），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家。

1808年10月5日，魏特林出生于普鲁士的马格德堡。少年魏特林曾就读马格德堡的一所中等市民学校。由于家境贫寒，14岁时中途辍学，被送到一家裁缝店做学徒，开始独立生活，饱尝人间冷暖。为逃避兵役，魏特林于1827年离开家乡到当时的自由市汉堡做裁缝帮工。1828年7月，取得裁缝流动证书，并把籍贯填为汉堡。此后，他便以裁缝为职业流浪于德国各地。流浪期间，他得以考察劳动者的生活处境，认真研究社会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平等的看法。

1830年至1835年间，魏特林先后到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和维也纳并积极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活动。1835年10月，魏特林来到巴黎。巴黎是当时革命者云集的中心，又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广泛流行的地方。由于封建制度的迫害和生活所迫，有不少德国工人流亡于此。巴黎的革命气氛和社会主义思潮对魏特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努力研究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卡贝、德萨米、欧文等各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并特别钻研了巴贝夫主义和傅立叶主义，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学说称为英法两国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德国变种”[62]，但又是“一种自成系统”[63]的东西。

到巴黎不久，魏特林就加入了那里的德国工人组织流亡者同盟，并积极参加了同盟内部左派反对右派的斗争。1836年，流亡者同盟一批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者出身的盟员分化出来，建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贝夫主义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分支。魏特林同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一起被选为正义者同盟理事会成员。

1838年，受正义者同盟巴黎委员会的委托，魏特林负责为同盟起草一个证明财富共有共享必要性和可能性并适合工人阅读的通俗性纲领性文件，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该书实际上是正义者同的纲领。这部著作虽然在理论论述方面还不够系统和周全，但已包含了魏特林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标志着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理论已初具雏形，同时宣告了德国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开始。

1839年5月，正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了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同盟盟员遭到逮捕或驱逐，同盟的活动中心也从巴黎转移到伦敦。起义发动时魏特林正在德国，未能参加这次起义。他从德国回到巴黎后，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组织，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二年夏天，他还领导了巴黎裁缝工人的罢工斗争。

1841年5月，魏特林移居瑞士，在日内瓦一家裁缝店工作，同时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湖畔几乎所有的瑞士城镇都建立了正义者同盟的秘密组织以及自学小组、歌咏团、合作社和共产主义食堂等各种公开的工人组织。到1841年底，日内瓦、洛桑、威维、摩尔西等地都建立了共产主义食堂。9月，魏特林在日内瓦创办《德国青年的呼吁》月刊，1842年1月更名为《年轻一代》。他利用这个阵地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宣传共产主义。该刊的读者和作者主要都是工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胜过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老爹办的《人民报》”[64]。该刊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在创办刊物的过程中，魏特林刻苦学习，并把自己对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1842年，魏林的代表性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标志着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体系正式诞生。该书除序言和结束语外，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社会病态的产生”抨击了旧制度，第二部分“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描绘了新制度的轮廓。在这部著作中，魏特林对自己原有的共产主义观点进行了更加系统、充分的论证，使他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理论活动的最初表现，反映了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的心声，深受广大工人的欢迎，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法、挪威、匈牙利等国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该书的出版也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费尔巴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表示，没有一本书像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样让他感到欣慰，并称赞魏特林是他那个阶级的预言家。著名诗人海涅称赞这本书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问答教科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高度赞扬了这部著作：

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多么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他。资产阶级，包括其哲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65]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走在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前列，对早期德国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魏特林的理论创造活动和实践活动也达到了顶点。正是由于魏特林的这一著作，马克思说“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66]。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出版，使瑞士统治阶级感到害怕，于是迫害接踵而至。日内瓦、伯尔尼、瓦德等州政府先后将他驱逐出境。1843年5月，《年轻一代》也被迫停刊。同年5月初，魏特林侨居苏黎世。他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还以创办歌咏俱乐部的名义成立了一些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的联合会。6月，正当魏特林的第三部著作《贫苦罪人们的福音》准备付梓之际，警察逮捕了他，他的住宅和准备出版其著作的印刷所遭到搜查，他的书稿和一些文件被没收。后书稿经友人从警察手中抢救出来，于1845年以《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为名在伯尔尼出版。这部著作中虽然也有诸如工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要依靠自己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及新社会要保证每个人自由发展等一些宝贵思想，但总体上看，这部著作深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拉梅耐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色彩。他企图用福音书解释共产主义，试图证明一切进步的社会思想都来自基督教学说。他把耶稣描绘成一位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先驱。这部著作中还包含诸如宣传盗窃是反对私有财产的革命行动、鄙视一般科学理论等观点。这部著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67]，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

1843年9月和11月，经法院两次审判，魏特林最终被判处10个月徒刑，从瑞士驱逐出境5年，并引渡给普鲁士政府。1844年5月，他被押送回故乡马格德堡。不久，普鲁士政府又把他驱逐出境。1844年8月，魏特林抵达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等组织在伦敦的德、英、法等国的共产主义者举行盛大欢迎集会，把他视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勇敢和天才的领袖”。魏特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无产阶级加强国际联合。

到达伦敦后，魏特林没有利用英国机器大工业发达、产业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条件，认真研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把自己的理论提高到科学水平，而是固守旧的理论体系，与工人运动的实际渐行渐远。

1845年2月至1846年1月，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等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组织了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魏特林拟定了讨论题目。在这场持续一年的讨论中，魏特林试图说服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继续信奉他的思想，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等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开始摆脱他的影响。

1846年1月，魏特林受马克思邀请到达布鲁塞尔，并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并力图说服他放弃自己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但魏特林为自己的声望所陶醉，十分自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68]不久，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发生原则分歧。

1846年3月，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讨论在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问题时，魏特林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魏特林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初具雏形的科学共产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冲突。此后不久，在5月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关如何对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问题上，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论。魏特林极力为克利盖辩护，并同马克思恩格斯决裂。同年12月，魏特林接受克利盖的邀请和资助，离开欧洲到美国，担任克利盖的报纸编辑，继续宣传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学说。魏特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至此结束。

到美国后，魏特林又在德国侨民中建立了“解放同盟”。1848年革命后，他以“解放同盟”的名义返回欧洲参加革命，并先后在巴黎、柏林、科伦、汉堡、阿尔托纳等地进行活动。1849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第三版，魏特林在该版中表现出对革命的悲观情绪。同年，魏特林主义者在美国艾奥瓦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实施其共产主义原则。1849年11月，魏特林返回美国。1850年1月，在纽约创办了《工人共和国》周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同年10月，发起召开美国德籍工人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建议成立职工交易银行，旨在为建立移民区和公共食堂筹资，但成效甚微。1851年，魏特林接办艾奥瓦州共产主义移民区。1853年当选为该移民区主席。但由于内部矛盾和财务困难，不久便又辞去了主席职务。到1855年，魏特林试验数年的移民区宣告解散。失去支持的《工人共和国》周报也于同年7月停刊。从此，魏特林退出工人运动，躲进书斋专心从事语言学、天文学的研究和机器发明。不过，魏特林始终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仇恨资产阶级，逝世前还参加了第一国际在纽约的德、英、法国人支部联合大会。

1871年1月25日，魏特林在纽约病逝。

二、魏特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著作中，用大量笔墨揭露和抨击了旧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不过，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不同，魏特林本人就是裁缝工人，饱受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之苦。所以，他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同情者，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批判也显得更加直接、有力。

（一）私有制是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制度

魏特林以公有还是私有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公有的，人类根本没有我的、你的这种观念。人类童年时代是幸福的、和谐的，打猎、吃喝、恋爱、游戏就是他们最心爱的生活。稍后，伴随私有动产、不动产的出现和遗产继承的形成，人类进入自身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私有制的产生破坏了人类的和谐与自由，是对社会自然权利的一种侵犯，而现存社会制度则是这一阶段的顶点。魏特林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私有制则是一种违反社会利益的不公正的制度。首先，私有制造成了阶级的划分，出现了主人和奴隶，奴隶对于主人来说还没有牲畜的价值高。第二，私有制带来偷窃和抢劫。人们把一切偷窃来的东西叫作财产，而把赃物的交换叫作商业。一部世界史，无非是一部大强盗史。第三，私有制把战争召唤到世界上来。战争驱使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高歌呐喊开到正在茂盛生长的田地里去，用他们的车轮、马蹄践踏庄稼；他们在疯狂野蛮的叫嚣中相互砍杀；人们为维持战争的进行还要负担最强壮的人组成的大军的一切费用。而战争的结局则是“碾碎我们最好的骨头，倒出我们最好的血液和榨出我们最好的骨髓”[69]。

魏特林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称为“现代奴隶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同古代奴隶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它只是用契约和法律的阴影掩盖起来的奴隶制度。他指出，资产者只要在窗口挂一小块面包，就可以随时随地把志愿为最沉重的劳动服役的奴隶成百上千地引出来，自行出卖自己的健康、青春和血液。一旦奴隶的血被吸干了，一旦他们衰老、患病、气力枯竭，就会极端残忍地被赶出车间、赶出工厂、赶出住所，反正外面还站着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要挤进这个受苦的地狱里来。这样的社会是资产者的乐园，无产者的地狱。

魏特林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十倍以上，结果反而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甚至无数的儿童都在皮鞭的驱赶下为资本家干19个小时的工。机器成了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工具。但问题不在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而在于私有制。一旦财产私有制被废除，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就能造福人类。

（二）金钱是维护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

魏特林对泛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拜物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它使有钱人架起法律和刑罚的大炮，炮口就是对着没钱的穷人的。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里，“自由”只是富人的权利，谁钱最多谁就最自由，所谓职业自由、议论自由、写作自由、贸易自由，都不过是金钱制度迷惑穷人的魔术。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就是金钱。

魏特林指出：“统治人物、传教士、立法者、牧师、法官、强盗、凶手、窃贼，一切的一切都向黄金伸出贪得无厌的手，人人都相信他那现世的幸福必须在这里找寻。”[70]“为什么新闻记者要说谎？为什么商人要欺骗，为什么律师要为一件坏事辩护？一切都是为了钱。”[71]正是伴随金钱的通行，才产生了为人所不能忍受的无数罪恶：它把千万人投入监狱，使他们在囚牢中凋谢，或者干脆把他们拖上断头台；它造成了千百万个伪君子和谄谀小人，又使叛变行为达到最可耻的顶峰；甚至婚姻也是为了金钱，它逼使青年妇女拿自己的“美貌和娇媚，良心和贞操与浪**子的万恶的黄金交换”[72]，以致把婚姻由喜剧变成悲剧；它不允许青年为劳动而生，而是把他们驱赶到炮口面前，逼迫他们为战争而死。魏特林把金钱斥之为“可鄙的金钱”“地狱的恶流”“无用的渣滓”“僵死的、无用的金属”“丑恶的金块”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金钱拜物教是对“虚假的偶像”的“崇拜”，发出了“废除金钱”的呼声。

与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相联系，魏特林还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商业。他认为，商人是靠盈利、利润、投机而不是靠劳动生活的人。商人与金钱、盗窃是不可分的。整个商人大军占领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一切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他们在促进交换的幌子下，有计划地、经常不断地盗窃一切。只要有商人，就永远有盗窃。在他看来，商业还是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掠夺，这种掠夺的后果较之以前的掠夺更可怕。随着时代的前进，商业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无限扩张的、太上皇式的掠夺王国。由此，魏特林得出了资本主义商业就是盗窃和掠夺的结论。

魏特林指出，金钱制度给社会带来了可怕的道德败坏，它像一股恶流，**和驱使人们去干种种罪恶勾当，甚至把劳动者的皮剥下来换钱都干得出来。在这个追逐私利的社会里，可以给风俗道德以任何任意的标准，只要这个标准能够有利于某些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们的特殊愿望。资本主义道德无非是“永远保持旧观念”，是社会不平等、暴政和压迫制度的最巩固的支柱。

（三）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强迫工人劳动的监狱

魏特林指出，旧社会病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在他看来，“祖国”这个概念不过是有产者阶级对无产者的甜蜜的欺骗和神圣化的谎言。所谓“祖国”，无非是指“一块由父亲遗传给儿子的土地，一份私有财产。因此，只有那种自己专有一份财产或是和其他人共有一份财产的人，才有一个祖国”[73]。也就是说，谁有祖国，谁也就有一部分私有财产；谁要没有财产，谁也就没有祖国。由主人和奴隶构成的所谓祖国，是主人手中的工具，为主人的利益服务，是主人的祖国，对奴隶和无产者来说，除了“祖国”这个名称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只是强迫劳动的监狱。魏特林指出，只有实行财产共享，国家能养活一切社会成员的时候，无财产的人才有祖国。他说：“现在我们没有祖国，只有到社会以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方式照顾它的一切成员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祖国。这样的一个祖国我颂扬它，乐于为它而死，为它而斗争。”[74]

魏特林指出，现代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不过是把财产私有制神圣化。它保护强者公开地掠夺弱者，这种公开的掠夺，法律是不会处罚的，还给它冠以各种名称，如贡赋、捐税、私有财产、盈余、利息、典押、诉讼费、工资扣除、高利贷等。如果穷人剥夺资产者就会被加上骗子手、盗窃等种种罪名加以处罚。他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选举自由只是一种欺骗，即使形式上给无产者选举权也毫无用处，不过是写一个名字投到票柜里罢了。等选举一过，立刻就会发现富人总是有理。出版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都不可能，怎么会有出版自由！在金钱支配一切的社会里，自由不过是富人、有财产者迷惑劳动者使之忘掉自身利益的魔术戏法。全体人的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和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