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师身后闪烁的流星群（第1页）

第四节大师身后闪烁的流星群

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有众多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他们对老师的学说进行了系统化和通俗化的阐释，并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有所发展。这些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分别形成了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各树一帜，各有千秋。这一时期的法国，与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争相辉映的，还有试图恢复巴贝夫革命传统的巴贝夫主义者。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巴贝夫派和欧文派群星璀璨，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留下了虽然短暂但却不失绚烂的一页。

一、圣西门主义者

（一）圣西门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圣西门生前就已有一些信奉其学说的人团结在周围，去世后又有许多人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圣西门学派的著名成员包括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Jaicolas-AugustinThierry）、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te）、奥伦德·罗德里格（ues）、巴特尔米·普鲁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ProspeEnfantin）、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Bazard）、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等。

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复辟时期法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早年追随圣西门，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1814年，19岁的中学历史教员梯叶里成为圣西门的秘书。因为政治倾向不同，二人于1817年分手。但两人关系没有破裂，表面上仍然维护着良好的关系。梯叶里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孔德曾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16年被综合技术学校开除，一度生活十分困难。从1817年到1822年，孔德给圣西门做了五年秘书，成了圣西门的学生和朋友，也是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一书第三册即由孔德执笔写成。这是孔德的第一部署名著作。圣西门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孔德也很高兴地自命为圣西门的学生。孔德离开圣西门之后仍然维持着同老师的友谊。孔德参加了圣西门的葬礼，还曾在圣西门主义者主办的第一份刊物《生产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不过，1824年孔德再版其《实业家问答》第三册时已把书名改成了《实证政治体系》。圣西门去世后，孔德完全转向实证哲学的研究。1826年，孔德正式同圣西门主义者决裂。

奥伦德·罗德里格（1794—1851）是一名金融家和政论家，擅长数学，在银行和信用方面著述颇丰。他在综合技术学校讲授数学多年，后担任抵押银行的经理。1823年5月，年仅29岁的罗德里格结识了圣西门，并借孔德放弃圣西门秘书职位之机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圣西门去世。罗德里格是圣西门的亲信门徒，圣西门主义的坚定卫道士。在圣西门逝世后，他曾公开声明自己是“圣西门主义者”。罗德里格是圣西门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搜集并整理了老师的著作，于1832年出版了《圣西门全集》。

巴特尔米·普鲁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是一个破产银行家的儿子，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复辟时期曾因拥护拿破仑而被开除。后来辗转进入罗德里格任经理的抵押银行工作。罗德里格把他介绍给了弥留之际的圣西门，安凡丹由此成了圣西门去世前最亲信的门徒之一。安凡丹是圣西门学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圣西门学说中的宗教成分提到首位，致力于建立圣西门主义的教会，加强了圣西门主义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

圣阿芒·巴扎尔（1796—1832）曾是法国密谋组织烧炭党（arisociety）的组织者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820年底至1821年初，旨在推翻波旁王朝。巴扎尔是一个私生子，有过苦难的童年。22岁时参加过国民自卫军，并因作战英勇而获得过勋章。复辟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波旁王朝的斗争，组织了烧炭党。1821年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开始四处逃亡。结识罗德里格后，参加了圣西门主义者组织的活动。巴扎尔深入钻研圣西门的著作，积极阐发圣西门的思想，把圣西门的思想系统化和条理化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他同安凡丹一起共同领导圣西门学派，是圣西门主义的首席理论家。

皮埃尔·勒鲁（1797—1871）出身于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814年，因为父亲去世，17岁的勒鲁为了赚钱养家，被迫放弃上技术学校的打算，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复辟时期，勒鲁曾参加烧炭党的活动。1824年，勒鲁创办了《环球》杂志，该杂志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1825年，因《环球》杂志引起圣西门的关注，勒鲁得以同圣西门相识。1830年10月，勒鲁改组《环球》杂志，把它变成圣西门主义者的刊物。他积极宣传圣西门主义，在比利时以及里昂和法国南部一些城市都讲过学。1831年11月，勒鲁同巴扎尔一起同安凡丹决裂。巴扎尔去世后，勒鲁自认为是正统的圣西门主义者，主张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圣西门主义。1848年革命期间，勒鲁当选国民会议成员。六月革命中，他强烈抗议政府的屠杀行为。路易·波拿巴政变后，勒鲁逃亡国外，直到1869年大赦后才回国。1871年4月，勒鲁病逝。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例如，米歇尔·舍瓦利埃（MichelChevalier，1806—1879），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热心宣传圣西门主义，后来成为自由贸易论者，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积极支持和宣传拿破仑·波拿巴的经济政策。阿贝尔·艾蒂安·路易·特朗松（AbelEtieranson，1805—1876），数学家，采矿工程师，1823年就读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曾积极宣传圣西门主义。茹尔·莱舍瓦利埃（JulesLechevalier，1800—1850），经济学家、政论家，曾热烈鼓吹圣西门主义，后转而追随傅立叶。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毕舍（Philippe-Joseph-BenjaminBuchez，1796—1865），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曾经是圣西门学派的骨干成员。拉扎尔-伊波利特·卡诺（Lazare-Hippolyteot，1801—1888），政论家，共和党人，曾经是圣西门学派的骨干分子。圣西门派活动最盛时期是1830年前后，参加者曾达数百人之多。

（二）圣西门学派的兴衰

1825年6月，罗德里格、安凡丹、巴扎尔联合圣西门的其他一些朋友，合股创办了第一份圣西门主义杂志《生产者》。该杂志于10月在巴黎出版，但由于资金困难，一年后停刊。杂志的宗旨是向读者，特别是那些可能给予赞助和支持的读者介绍圣西门的观点。《生产者》的发行对于促进圣西门主义的研究和增进圣西门派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编印《生产者》杂志时，圣西门派内部就已出现分歧，以巴扎尔为首的一部分人强调首先发展老师的社会观点，而以安凡丹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主张更多地关注宗教和情感问题。罗德里格支持安凡丹。最后，安凡丹一派占了上风。由于罗德里格的努力，分歧没有公开。但在杂志停刊时，一部分昔日的战友借机脱离了圣西门主义者的阵营。

《生产者》停刊后，安凡丹通过同杂志老订户通信和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的形式阐释圣西门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圣西门主义的宗教化倾向；而巴扎尔则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导师的遗著，通过撰写讲义和公开演讲的形式把圣西门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在巴扎尔讲义基础上，学派高层经过认真讨论和集体校订，于1829年正式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释义》出版时没有署名，其基本思想来自圣西门，但也根据导师的思想发挥了许多东西，对社会主义思想史有其独创性的贡献。

1829年12月底。在圣西门义者的集会上，罗德里格以“直到现在仅存的”唯一的圣西门的学生身份向“信徒们”发表纲领性的长篇演说，宣布把学派的领导权移交给安凡丹和巴扎尔。这次集会标志着以安凡丹和巴扎尔为首的圣西门主义教阶制度正式建立。为避免分裂，巴扎尔在罗德里格的劝说下再次做出让步。但是，以《生产者》原编辑部成员毕舍为首的一批主张圣西门学说应具有社会目的性的人在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后，离开了会场。

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圣西门派在革命一开始曾把革命看成是现代社会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象征，号召其拥护者不要卷入斗争。但仍有一些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如卡诺等人积极投身于革命，参加了巷战。7月30日，圣西门主义者发表宣言，改变了先前的观点。宣言痛斥靠别人劳动过活的游手好闲的人，赞扬人民破坏封建旧秩序的行动，号召巩固胜利，永远废除特权。宣言把革命斗争视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并把七月革命视为18世纪以来伟大革命斗争的顶峰。

虽然圣西门主义者很快便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们利用革命积极宣传自己主张的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1830—1831年是圣西门主义者宣传工作最活跃的年代。勒鲁的《环球》从原先自由派的论坛变成了宣传圣西门主义的重要阵地。他们还通过印刷各种小册子和宣传材料、举办各种群众集会和报告会宣传自己的主张。正是借助七月革命的有利时机和成功的宣传策略，圣西门主义者一度发展到数百人，除了巴黎和贝桑松，蒙彼利埃、图卢兹、麦茨、里昂、波尔多等地都有他们的基层组织。国外也有人在议论圣西门主义，甚至像匈牙利钢琴家费伦茨·李斯特、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也都曾对圣西门主义发生过兴趣。

圣西门主义的发展也引起了傅立叶的关注。傅立叶甚至还去听过巴扎尔的演讲。傅立叶虽然瞧不上圣西门，讥讽其为“经济学家和商人的科学辩护人”，但圣西门主义日益扩展的影响力还是引起了他的不安。他把自己的新著《新世界》送给安凡丹，并写信劝其投到自己门下。安凡丹婉言谢绝了傅立叶的要求，并随信寄去了几本圣西门的著作。傅立叶写长信批判圣西门的学说，安凡丹则回信批判了傅立叶。怒不可遏的傅立叶于1831年发表小册子《承认协作和进步的两个谢克塔——圣西门教派和欧文教派的骗局》，对圣西门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

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这时圣西门主义的教会化倾向进一步发展，定期的学派集会日益变成了教派的聚会。全体成员都领有一套统一的制服。他们在巴黎有五个聚会点，从1831年初开始每天聚会。安凡丹和巴扎尔俨然成了教会的教父，出场时所有的人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在一个高台上，最高等级的人即主教会成员围坐成半圆形，其余的人挤满大厅。信徒们被分成好几个等级且等级森严。

圣西门主义者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的实际，尤其是他们对1831年爆发的里昂工人起义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态度，使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失望情绪大大增长了。

对圣西门派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内部的再次分裂，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分裂。1831年11月，巴扎尔因最终无法接受安凡丹日益痴迷的宗教化倾向及其有关婚姻家庭的观点而正式宣布退出“教会”，并宣称自己才是圣西门主义的唯一领袖。第二年，巴扎尔病逝。一批极具才华的圣西门主义者如卡诺、勒鲁、特朗松、莱舍瓦利埃等也都随巴扎尔退出。不久，莱舍瓦利埃、特朗松、卡诺等相继皈依傅立叶门下。

在巴扎尔与安凡丹决裂时，罗德里格再次站在安凡丹一边，坚称安凡丹是独一无二的“最高教父”。然而，当1832年1月安凡丹向信徒们公开他的新教义的时候，罗德里格才恍然大悟。一个月后，他也离开了安凡丹，并发表声明，自称为“圣西门主义的首领”。1832年4月，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前往巴黎近郊的麦尼尔蒙坦建立劳动公社。8月，安凡丹等人以破坏法律、践踏道德的罪名被提交法庭审判。圣西门派遭到最后致命的一击，完全解体了。

（三）圣西门主义者的主要贡献及历史局限

圣西门主义者在整理和宣传圣西门思想的过程中，对圣西门一些主要的和潜在的观点进行阐发，引申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提出了圣西门所没有提到或者发挥了在圣西门那里只是萌芽状态的思想，把圣西门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在历史观方面，圣西门主义者把协作和对抗看成人们相对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认为人类历史就是协作的不断扩大而对抗逐渐减弱的过程。虽然这种解释仍然不科学，但它已经认识到无论是社会之间还是社会内部关系都存在对抗，人类历史就是阶级对抗的历史，而人剥削人则是对抗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不同的只是剥削形式的变化：“人一直剥削人。主人剥削奴隶；贵族剥削平民；领主剥削农奴；土地占有者剥削佃农；游手好闲者剥削劳动者——这便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进步的历史。”[162]

“圣西门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163]。圣西门主义者从他们的历史观出发来解释现存制度，触及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在他们这里，劳动者已不再是圣西门所说的实业家阶级，而主要是指工人阶级。他们注意到，工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上遭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一如过去的奴隶，他们就是奴隶和农奴的直接后裔，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工人不再完全是主人的财产，他们是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订立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的。他们的这一认识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的本质，比他们的导师大大前进了。

其次，圣西门曾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的思想，但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而且他并不主张公有制。圣西门主义者则提出，“在剥削中起主要作用并构成剥削的直接依据的是所有制结构，在家庭范围内以继承的方式转让财产”[164]。所有制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所有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所有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因此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规定和不同的调整。也就是说，所有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切社会的物质基础。

圣西门主义者初步把财产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他们认为，资本家的财产是由不直接用于消费而可以取得利润的财富，即包括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构成的，并指责他们从年产品中作为工资取去的份额太大。这说明圣西门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资本家拥有的财产是可以用来剥削工人获得利润的生产资料，这与圣西门把资产者的资本和利润都看作他们“劳动收入”的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圣西门主义者还注意到，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地区间、部门间和企业间所进行的生产资料分配是很不合理的。为此，他们提出了正确分配生产资料的三个条件：“（1）生产手段必须根据每个地区和每个工业部门的需要来进行分配；（2）生产手段的分配应根据个人的才能，以使每个人的才能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事业中去；（3）最后，生产应当这样组织，不管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险。”[165]显然，圣西门主义者提出只有按比例分配生产资料才能避免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这在认识上也是一大进步。

圣西门主义者还发挥了圣西门关于实业制度下每个人的收入和地位都应当同他的才能成正比及废除一切特权的思想，引申出通过废除继承权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论，克服了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仍保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缺陷。不过，把废除继承权作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改造的起点，是同结果而不是同原因作斗争，是同法律这种上层建筑作斗争而不是同形成这种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作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166]。

再次，圣西门强调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他的出身门第，而取决于他的才能。圣西门主义者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全世界的协作制就是我们的未来。按才能计报酬，按功效定才能就是代替征服权和出身门第特权的新权利；人不再剥削人；他们将彼此通力协作地开发归他们所统辖的世界。”[16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圣西门主义者考虑到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认为按需分配无法实现，而平均分配则是对懒汉和勤劳者不加区别，这会消灭竞赛，破坏真正的平等原则，因此提出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的分配原则，强调每个人的地位将取决于他们的才能，每个人的报酬将取决于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对不劳而获和剥削的否定。

最后，圣西门主义者进一步发挥了圣西门关于重视银行作用的见解，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银行与信用理论。他们认为，银行是在无政府混乱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物质劳动组织，起着需要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之间中介的作用，它可以完成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不能很好地完成的分配职能。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的这种作用却得不到充分发挥。在未来社会里，银行组织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那时它将会根据全社会的利益管理整个工业部门，担负起分配生产资料的职能，通过对地区、部门和企业的投资，实现生产资料在地区间、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对有才能的穷苦劳动者的贷款，实现生产资料分配同个人的才能相适应的原则。

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设计，在未来社会，首先要建立中心银行负责管理所有财产、生产基金和生产工具，然后在中心银行之下设立二级银行同主要地区保持联系，以了解这些地区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二级银行之下还要设专业银行，掌握更小一些地区和工业分支。他们希望通过银行的这种作用实现每个人都能按其职能得到报酬，最终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