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师身后闪烁的流星群（第2页）

圣西门主义者关于银行在未来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见解及其设计的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见解，是圣西门关于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废除国家思想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史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企图通过银行来为整个社会生产作计划，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以后就更不能实现。

此外，圣西门主义者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对圣西门的思想有所发挥。如圣西门提出男女平等，圣西门主义者进而提出了“解放妇女”的口号。再如，他们发挥了圣西门的教育思想，提出教育是使新的一代适应上升的社会制度的一切努力的总和，是达到正义和有益社会秩序的手段，认为搞好教育是实现全世界联合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一切方法中最强有力的一种方法等。

不过，圣西门主义者在宣传圣西门主义、引申和发挥它的一些积极因素时，也发挥了它的最坏的东西，特别是把其中的神秘成分和宗教因素提到了首位。按照圣西门主义者的设想，最高主教即“天父”是未来社会的领袖，是整个社会道德、科学和实业的领导者；学者分管知识和宗教；实业家负责地球的开发。未来社会就是一个由天父、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等级森严的教阶制社会。圣西门主义完全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而圣西门学派也变成了一种具有森严宗教等级制度的教派，并最终走上了违背圣西门意愿的极端神秘主义甚至荒诞的道路。结果，“圣西门主义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168]。

二、傅立叶主义者

（一）傅立叶派的兴衰

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在世时，就有一批信徒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傅立叶派。这个学派的形成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其成员也比较复杂。

尤斯特·缪隆是贝桑松的一个小官吏，双耳失聪，但却酷爱读书。1814年时偶然读到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论》，旋即为该书所吸引，并对该书的作者倾慕不已，想尽办法四处寻找作者本人。1816年，缪隆同傅立叶建立通信联系，1818年在柏恩市同傅立叶见面。缪隆是傅立叶的第一个信徒。

由于缪隆的努力，傅立叶的同乡拉莉斯·薇古尔成了他的虔诚信徒。傅立叶主办的杂志后来曾称薇古尔是“第一个懂得傅立叶学说的妇女”。薇古尔痴迷于傅立叶所描绘的和谐美景，毕生致力于傅立叶学说的宣传，不惜一切力量和金钱。薇古尔与缪隆在贝桑松建立了第一个傅立叶主义小组，为傅立叶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到20年代，傅立叶的信徒已达数十人，其中有协助其《宇宙统一论》出版的罗塔里耶的格列阿、治安法官高登、地主伽贝等，年仅17岁的维克多·孔西得朗也是这时加入进来的，他后来成了傅立叶学派核心成员，也是傅立叶主义最杰出的宣传家。

傅立叶的信徒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非常虔诚地传播着老师的思想。如缪隆于1824年在贝桑松出版的小册子《简评工业方法》，第一章批评了现存的经济制度，第二章谈到了保障制度，第三章则描述了和谐社会。缪隆是第一个用文字普及傅立叶协作理论的信徒。伽贝曾在1825年从第戎致信傅立叶，热情洋溢地向老师介绍了自己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其傅立叶思想的情形。1829年3月《新世界》出版后，信徒们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和组织研讨会等形式进行了宣传。

七月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傅立叶主义者的宣传热情，分布在各地的傅立叶主义者更加卖力地宣传老师的思想，积极吸收新的成员。正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孔西得朗甚至在自己的同学中组织了学习小组，每周两次聚会，共同研究协作理论。

在伽贝、孔西得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832年6月，傅立叶主义者出版了一份周刊《法伦斯泰尔》，后改为《工业改革，或法伦斯泰尔》。这份刊物成了巴黎、贝桑松、第戎、南锡等地的傅立叶主义小组以及散居全国各地的傅立叶主义者的联络中心。新旧傅立叶主义者，包括傅立叶本人，都是该杂志的撰稿人。

不过，当圣西门派在法国还有较大影响的时候，傅立叶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受到阻滞，发展比较缓慢。圣西门派的分裂和瓦解为傅立叶派的发展及傅立叶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茹尔·莱舍瓦利埃在他还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的时候就同傅立叶主义者缪隆、薇古尔、伽贝、孔西得朗等人有来往。他不仅认真钻研过圣西门的著作，也悉心研读过傅立叶的作品。1831年11月，圣西门“教派”发生严重分裂，莱舍瓦利埃对圣西门学派彻底失望。1832年1月，他写信给傅立叶，宣称自己是傅立叶的信徒。数日后，莱舍瓦利埃的好友、著名圣西门主义者特朗松也宣布加盟傅立叶派。受他们的影响并在他们的积极劝导下，许多圣西门主义者纷纷皈依傅立叶门下，并在5月至8月间达到**。

圣西门主义者的加入使傅立叶学派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虽然从傅立叶的第一批信徒出现时起，广义的傅立叶学派就已存在，但实质上，傅立叶学派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才在组织上形成和巩固下来，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正是在圣西门学派瓦解后，傅立叶主义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派。

傅立叶派除了出版杂志外，还印发了单行的宣传书籍以及登载各种讲演和发言的小册子。孔西得朗、莱舍瓦利埃、特朗松等学派骨干还前往里昂、马赛、土伦、第戎、波尔多、卢昂、南锡等地举行定期讲演，积极宣传协作理论。学派的成员各显所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或举行集会，或召开座谈会，或招募新成员。到1833年底，傅立叶主义者达到了200人左右，包括国外的一些拥护者。

新加入的傅立叶信徒中有不少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和军人。傅立叶主义也得到了部分工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例如，在里昂的《工厂时代》《工人时代》《常识》等接近工人的报纸上就时有傅立叶主义者的文章发表，甚至还有像钟表工人贝朗瑞这样的工人现身说法，以个人的经验来论证傅立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繁重和枯燥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随着傅立叶学派的建立，傅立叶同傅立叶学派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学派虽然是以傅立叶为中心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却并不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领导权不在他的手中，一切事务和组织问题不经他的手就解决了。傅立叶感觉到信徒们似乎都不再听他的话，还常常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他，对他的著作说三道四，劝他不要涉及某某问题，建议他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结果，学派人数愈多，他愈感到精神孤独。傅立叶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常为此郁郁寡欢。

傅立叶与傅立叶派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他同新加入的信徒之间的矛盾。学派的早期成员对傅立叶是衷心爱戴的，他们称傅立叶为首领，承认他是“协作理论的创始人”，有时还写信、写诗表达对他的敬意。但30年代初参加学派的人却没有老信徒那样的朴素感情，虽然表面上也会同样称赞他是“天才的思想家和新伽利略”“认识社会命运的预言家”“救世主、社会学中的哥伦布、世界命运规律的发现者”等，实际上并不怎么尊敬他，特别是过去的圣西门主义者，一点儿也不掩饰他们对待傅立叶学说和他本人的批判态度，有时还表现出他们的深刻的不满。他们只愿意接受傅立叶学说的某些方面，并常常对傅立叶“恶毒攻击”圣西门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圣西门的许多思想，是可以同协作理论结合起来的。

不过，傅立叶同傅立叶派之间的分歧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表面上看是一些学派的成员不满意傅立叶著作的古怪文体，认为傅立叶的“反臭虫”“反狮子”“行星**”一类玄妙奇谈给学派事业带来了损害，实质上是傅立叶学派的一些人试图从傅立叶的激进立场后退，他们激烈反对傅立叶对现存制度的尖锐批判，责备他度量狭窄。不仅有些人力图把傅立叶的理论同圣西门主义调和起来，更有一些人甚至要把傅立叶的理论同占统治地位的“公认”思想和观念调和起来。正如缪隆1836年致孔西得朗的信中所说：“希望您对一些占统治地位的成见和世人公开或暂时默默尊敬的东西的抨击能多带一些外交权术。”[169]不仅如此，一些傅立叶主义者也在日渐放弃傅立叶的终极理想，越来越满足于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组织几个生产—消费合作社，也就是说，老傅立叶的手段逐渐上升为傅立叶主义者的目的，而老傅立叶的目的在傅立叶主义者那里却变成了越来越模糊的远景而不愿再提起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他们的信仰是正统的，但他们是与傅立叶根本相反的人，是资产阶级的空论家。”[170]

1832年傅立叶及其门徒在康迪试验的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望情绪给傅立叶学派的发展带来了极严重的影响。1834年初，由于同傅立叶发生意见分歧，莱舍瓦利埃和特朗松离开了傅立叶，随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其他许多过去的圣西门主义信徒。不久，《法伦斯泰尔》也因缺乏资金而被迫停刊。

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低潮之后，在孔西得朗等人的努力下，傅立叶主义者在1836年再度活跃起来，还创办了新杂志《法朗吉》，1842年又创办了《和平民主日报》，用以广为传播傅立叶主义。贝桑松的傅立叶主义小组还曾提出组织“法伦斯泰尔同盟”的设想。

1837年傅立叶逝世后，由于内部分歧，一些傅立叶主义者再次分裂出去，另一些人在孔西得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继续宣传傅立叶的学说，并在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新的**。但是，这时的傅立叶主义者已日趋保守，他们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者，而且反对一切政治运动，甚至连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主张也表示反对。他们鼓吹阶级调和，企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不仅没能积极地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反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1848年的革命风暴终于埋葬了傅立叶派。

（二）孔西得朗的贡献

孔西得朗是傅立叶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是傅立叶派最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恩格斯在谈到圣西门派时曾说：“傅立叶派的人数并不多，可是当今在法国起作用的知识界中，他们占了相当大的数量。维克多·孔西得朗就是其中睿智卓绝的作家之一。”[171]

维克多·普罗斯波·孔西得朗（VictorProspert），1808年10月12日出生于法国汝拉省萨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孔西得朗早在中学时代就对傅立叶的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曾组织学习小组，每周两次讨论傅立叶的著作，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傅立叶主义者。他的妻子也是傅立叶的忠实信徒。在梅斯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孔西得朗担任过军事工程师、新闻工作者，立法会议员。傅立叶去世后，作为《法郎吉》的主编，孔西得朗把绝大多数傅立叶主义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继续宣传傅立叶主义。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就任法国总统后，孔西得朗预见到波拿巴可能发动政变，他同赖德律-洛兰等联合发表告人民书，揭露波拿巴的政变阴谋，号召武装起义，并组成“新山岳派”，准备参加1849年5月的议会选举。运动失败后，孔西得朗逃往国外，被法国高等法院缺席判处流放。

孔西得朗经比利时前往美国得克萨斯。19世纪40年代正是傅立叶主义者在美国进行狂热宣传和试验的高峰期，那里先后建立了四十多个法郎吉试验区，如布鲁克林地区的手工业者在波科诺山区建立的农业合作社、西韦尼亚协会、社会改革联合体、麦基恩镇协会、瓦斯特诺·弗兰克斯月光屋联合会，以及马萨诸塞州的霍浦代尔合作社、威斯康星的合作社、里士满的法兰克斯港和杰斐逊镇工业合作社等。这些法郎吉合作社试验短则数月，长则十多年，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孔西得朗参与组织了得克萨斯达拉斯地区留尼旺协作区试验，最后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869年，孔西得朗返回法国，并从此退出了政治生活。1893年12月27日，孔西得朗在巴黎去世。

孔西得朗是傅立叶派中出类拔萃的领袖，他不仅在组织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理论方面也颇多建树。孔西得朗的主要理论著作有《社会命运》三卷、《社会主义原理》、《所有权和劳动权理论》、《解决问题还是直接的人民政府》、《资本主义的封建主简史》等。通过这些著作，孔西得朗完成了对傅立叶学说的系统化，在宣传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积极尝试用傅立叶主义的原则解释新问题和新现象，丰富和发展了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孔西得朗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比傅立叶更为明晰。傅立叶除少数场合使用“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这样的表述外，一般更喜欢使用“富人”和“穷人”这样的字眼。孔西得朗生活在法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时代，面对七月王朝时期劳动和资本对立的严酷现实，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阶级即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的现实。孔西得朗指出，在工业界首先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资本和劳动工具的人，一种是只有体力和脑力，用手和脑劳动的人；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产业主和劳动者的利益是完全敌对的。资本和劳动进行着残酷的斗争，而工场这个生产和分配财富的地方就是从未停止过战斗的场所。傅立叶曾提到富有阶级、中产阶级和贫穷阶级。孔西得朗则认为，除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外，其他阶级或阶层都只是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它们必定会遭到资本的排挤而趋于灭亡。

其次，孔西得朗对无产者阶级和资产者阶级内涵的认识也比傅立叶要明晰得多，他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孔西得朗看来，资产者阶级是拥有资本与劳动工具的雇主，而无产者阶级则是被剥夺了资本和生产工具、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傅立叶曾经使用“一无所有的阶级”或“肩负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这样的概念，孔西得朗则明确指出无产者阶级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无产者是“自由人”的说辞，孔西得朗反驳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及其家属处于饿死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每天寻找新的主人，他们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就像一部运行有力的强大机器，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人数越来越多的无产者阶级。

最后，孔西得朗深化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傅立叶关于垄断和竞争关系的观点。他根据傅立叶关于积聚和集中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竞争一方面积聚着财富，另一方面积累着贫穷，在把国民财富集中到少数新贵族手中的同时也制造出了穷人和无产者的饥饿大军。孔西得朗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特种奴隶制，这种奴隶制不是直接的个人奴役，而是间接的集体奴役，即阶级的奴役，是资本家阶级即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对备受压迫的阶级的奴役。他指出，在自由竞争制度下，工业和商业变成了真正的战场，每一方都千方百计想搞垮对方，自己独霸地盘，为经济学家所吹嘘的这种竞争，纯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每天都有人遭到破产和各种各样的灾难。而垄断则不过是和无政府状态相对照的一种弊病，垄断同自由竞争一样可憎。

三、欧文主义者

（一）欧文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欧文在他逝世之前很久，即从19世纪20年代，就有一批信徒聚集在自己周围，逐渐形成欧文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人数很多，著名的有约翰·明特·摩根（Jan，1782—1854）、阿布拉姆·库姆（Abrambe，1785—1827）、约翰·格雷（JohnGray，1798—1850）、乔治·穆迪（GeeMudie，1788—？）、威廉·汤普逊（son，1775—1833）、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FrancisBray，1809—1895）等。

约翰·明特·摩根，约1872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在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后，热心于慈善事业。摩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欧文主义的热心追随者，是欧文最早一批信徒之一。早在欧文于1817年提出建立劳动新村计划时，摩根就热烈地接受了欧文的社会改革主张，并于1819年发表《论欧文先生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的小册子，积极宣传欧文的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此后又先后出版《蜜蜂的反叛》（1826）、《十九世纪的汉普登》（1834）等著作，继续宣传欧文主义。《蜜蜂的反叛》集中阐述了摩根的教育思想，《十九世纪的汉普登》一书采用问答体的形式，文字优美，富有诗意，在当时颇受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的青睐。该书于1837年再版时做了增补，书名也改为《关于宗教和宗教教育的对话》。1854年12月，摩根病逝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