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第2页）

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圣西门认为，在万有引力的支配下，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和堆积，它就像整个宇宙一样也是有规律的，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和进步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比作数学上的“数列”，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比作数学上构成级数的“项”，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12]。在他看来，每一个趋于衰老和灭亡的旧的社会制度都是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前提，而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都是以往全部历史的必然的结果和延续。

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社会、从15世纪开始的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时代以及未来的实业制度等五个阶段。在他看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比其之前的社会制度进步。

判断人类社会进步、社会制度优越的标准是：首先，它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便利条件来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居于社会的前列，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能把数量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能鼓励劳动，因而可以出现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教化的最大进步。

按照上述标准，由开化初期进入奴隶社会应该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它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减少了对劳动力的摧残和杀戮；它还促进了教化的进展，使统治阶级有了从事发展自己智力的工作的可能。同样道理，中世纪建立的神学封建社会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的奴隶社会更为优越。例如，这时“奴隶”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是间接地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像过去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他们的命运比以前有所改善。封建社会到15世纪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在物质力量方面强大无比，在精神方面也名列前茅。显然，圣西门既反对把中世纪封建社会看成是“历史的中断”和“野蛮时代”的看法，更不同意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的观点。

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同人的成长过程很相似：人在幼年时一切活动都以获取比较好吃的食物为目的，与此相类似，处于开化初期的部族主要工作就是采集食物。人在童年的第二个时期，开始对艺术和手工业发生兴趣，热心于构筑石坝、挖掘水渠、建造河堤等，古埃及人所挖的湖泊和建造的金字塔与此相类。人到成年时期喜爱优美的艺术，如诗歌、音乐和绘画，古希腊人则擅长优美的艺术。人到了精力充沛的年龄，开始同整个大自然作斗争，对军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罗马人就以尚武精神著称。人到成年，活动虽然缓慢下来，但更有秩序和更正规了，想象力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丰富，但判断力也更加发达了。他认为，人类社会才刚刚步入成年时期，法国的社会年龄才相当于一个人的21岁。因此，我们的后代还大有发展前途。他们在将来某个时候一定会进入黄金时代。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铺平通向黄金时代的道路。

在圣西门看来，每种社会制度都包含正在消逝的过去的残余和正在成长的未来的萌芽两种因素，如果前一种因素不断减弱并逐渐消亡，后一种因素不断增长，那么，旧的社会制度就会灭亡，新的社会制度就会产生。正确区分这两种因素，对任何时代都是非常有用的，处于革命时代尤其如此，因为认识不清楚就有可能把貌似拥有优势的势力视为拥有实际优势的力量，那样就会犯错误。

（三）政治制度变革的原因是其所适应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为重要

圣西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基础作用。他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就断言“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13]，认为未来的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并已经意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情。

圣西门指出：“政治制度变革的唯一原因，就是旧政治制度所适应的社会状况完全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14]在他看来，要说明法国革命的原因，就要把革命的开始追溯到公社解放时期。由于公社的解放，实业家经济实力增长，所有权从僧侣和贵族手中转移到实业家手中，使得第一、二等级作用下降，实业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随之提高。圣西门已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是由经济的发展引起的，所有制比政府形式更为重要，政府形式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他写道：“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的形式都好得多，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15]“社会的存在取决于所有权的保存，而不取决于最初制订这项权利的法律的保存。”[16]也就是说，既不能把政治问题都集中到政府形式上，而忽略了所有制，也不能认为是法律的存在决定社会的存在，而忽略所有权的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

圣西门还认识到，所有权是可以转移的，而随着所有权的转移，阶级关系从而社会性质也会随之变化。譬如，在战争中，“与战胜者有关系的人便成了土地所有者，而战败者的继承人则成了耕种者”[17]。不难看出，圣西门的这些论点，表明他已初步认识到经济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决定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是由经济的发展引起的。“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已经“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了。[18]

（四）法国大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圣西门初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肯定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开始就出现了三个阶级：拥有奴隶的主人、没有奴隶的主人和奴隶。其中没有奴隶的主人依附于拥有奴隶的主人，而奴隶则直接属于他的主人，主人对他握有生杀大权。这三个阶级之间存在着斗争，奴隶主们经常身带武器以防止奴隶们起义。在中世纪神学封建体系下，也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只不过这时奴隶被固定在领地上，只是间接属于他出生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圣西门还从封建主和“实业家”、僧侣和科学家之间的斗争考察了法国从15世纪到1789年大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他指出，法国在15世纪以前，社会生产最重要的部门是农业，而领导整个民族农业生产的是贵族，世俗权力主要集中在贵族手中。后来，第三等级逐渐成长起来，希望清除法国由于权力分散而给国内贸易造成的障碍，于是便同王权结成同盟。于是，国王和大诸侯之间、实业的领导者和贵族之间进行了持续二百年的斗争，直到最高权力完全集中于国王，贵族不再领导实业活动为止。然而，到路易十四时期，王权背叛第三等级而转向了贵族，但它并未能阻止第三等级的进一步发展。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实业家阶级，最终导致了法国革命。他在1802年发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还指出，法国革命不仅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并认识到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虽然圣西门对无财产者的统治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9]。

三、圣西门对现实制度的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大震**、大变革，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圣西门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同时又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斗争，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统治长达十五年之久。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社会矛盾极其复杂，新制度的本质特征还很难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圣西门，仍然能够透过繁茂芜杂的现象，对新制度的种种弊病及其实质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剖析。对现实制度的批判是圣西门乌托邦社会主义构想的前提。

（一）新制度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圣西门指出，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最初的目的。“在革命之初曾明确宣布，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为勤劳的生产阶级谋求最大福利。”[20]但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21]

圣西门认为，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仅仅是把政权从旧的剥削者手中转到了新的剥削者手中。虽然革命后各个阶级像走马灯一样建立了这样那样的政权，但是，无论是制宪会议的司法稽查制，国民公会的长裤党掌权制，波拿巴的军人专制，还是复辟王朝的宫廷、贵族和僧侣当权，都没有改变政权的本性。新的剥削者窃取了全部国家权力，过着比封建贵族更加骄奢**逸、腐化堕落的生活，而广大劳动者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遭受着更加沉重的奴役。

新的奴役形式是按照金字塔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广大“劳动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造福整个社会，却被压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而盘踞在最上几层的则是一小撮“游手好闲者”。整个社会形成了“劳动者”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在圣西门那里，广大“劳动者”或“生产者”，“包括农场主、工厂主、商业家、银行家和被他们雇用的一切职工”[22]，而“游手好闲者”则是指封建贵族、僧侣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专靠租息为生的人。“劳动者”是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促进社会达到最高的文明和最大的成就，却几乎得不到社会的报酬，而且还要受“游手好闲者”的统治与压迫。

“游手好闲者”依靠暴力和欺骗、雇佣军和警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构成了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专横、无能和阴谋。由于政府由一小撮庸碌无能的人所把持，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豢养众多的政府官员和暴力人员。这些人极尽搜刮之能事，通过赋税和公债等各种形式，榨取劳动者的血汗。同革命前相比，生产规模倒是扩大了，但增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拿来用于养活没有用处的幕僚和大批官吏了，而这群人却又把自己的时间多半消耗在读报和修尖鹅翎笔头上。

在革命后建立的各种政府中，一大批御用文人即法官、律师和法律家占据要津，他们在政府各部门和议会中占多数，操纵着全部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无数暴行的罪魁祸首。他们善于随机应变，阳奉阴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前天还拼命阻碍改革君主政体，昨天已在宣传狂热的共和主义，今天却又能屈膝于偶像人物面前。他们可以为各种政党，无论是吉伦特党、雅各宾党、极端保皇党还是自由党提供领袖，为各类政府出谋献策，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在充当政权限制、反对人民自由的角色。

圣西门还猛烈抨击了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罪恶，指责他们垄断司法、包揽诉讼，榨取民脂民膏，危害“劳动者”的利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司法部为了支付费用，法官、书记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了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最喜欢案件多得不能再多。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怂恿起诉、上诉，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愿意争多久就争多久，直到诉讼的人倾家**产。

总之，在革命之后建立的新制度下，广大“劳动者”仍然受着政府的压迫，而且压迫的程度比革命以前还要大得多，他们仍然没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二）新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圣西门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和“生产者”的角度检验刚刚建立的新社会，认为在这里到处都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有才能的人，道德败坏的人支配善良的公民，所以，“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23]。

圣西门认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而这种成果又是由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创造出来的。这三个阶级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造福，他们是法国的社会之花，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而在现实中，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好逸恶劳和穷奢极欲的大人先生们身居显位，勤劳能干、节衣缩食的劳动者却身处贱地，被当成工具使用，那些欺压全体公民、每年从他们身上勒索三、四亿法郎的大盗，居然去负责惩处犯了小过错的人，这样的政治局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人类就政治方面而言还处在没有道德的状态。

圣西门指出，那些所谓国家栋梁，实际上不过是不学无术、尸位素餐的寄生虫，他们对科学、艺术、工艺的进步，以及法国的繁荣富强，根本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他们活着有损而无益，他们死了，有益而无损。而各类“劳动者”中的佼佼者，才是真正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在现实中，这两类人的地位却完全颠倒了。统治者都成了吸血鬼，他们的享受是实业界的沉重负担。圣西门断言，这个制度已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个政治机体已经病入膏肓。

虽然圣西门把农场主、工厂主、银行家、商人、工人、农民都统称为“劳动者”或“实业家阶级”，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劳动者”内部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注意到了工农劳动群众被剥削的悲惨状况。他写道：“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了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老爷锦上添花。”[24]他还指出，农村的农民劳动的收益太少，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城市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而且很多人没有工作，如果没有救济必然要饿死，而那些依靠救济生活的穷人吃得很坏，物质生活十分悲惨，精神生活更加悲惨。

（三）新制度下利己主义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

圣西门敏锐地注意到，利己主义是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现代政治病的原因和各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受利己主义支配的人，由于贪得无厌的欲念压倒了荣誉感和爱国心，他们道德沦丧，精神低下，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对祖国也没有任何感情。圣西门写道：“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25]

利己主义已完全支配了统治阶级。无论是旧贵族还是新贵族，都已被利己主义所浸染，成为一门心思攫取名利的野心家。前者的目标是恢复昔日的特权和财富，最好能复辟1789年革命前的专制制度；后者则把官职看成自己的合法财产，千方百计要复辟波拿巴王朝。由于贪婪已经成为每个统治者的主要感情，“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也应当归因于这种利己主义”[26]。它驱使统治者千方百计地获得特权和掠夺穷人的劳动果实，还驱使他们产生非法统治其他民族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

利己主义也在被统治者中占据了优势。实业家即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了利己主义者。例如，手工业者中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差不多都想脱离本阶级加入到贵族的行列中去：有些人要求赐予封号，另一些人则希望同贵族结成姻亲。他们不是相互支援，而是彼此嫉妒。银行家或者迫不及待地向政府提供贷款，或者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由于被统治者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形成充分有利的舆论，他们便无力迫使统治者承担不断致力于改进人数最多阶级的命运的义务。

总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利己主义已经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圣西门忧心忡忡地指出，利己主义者每天都在增加，利己观念正在到处泛滥。它侵蚀着一切政治机体，引起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倾轧，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和瓦解，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