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圣西门的实业制度02（第1页）

第一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02

（四）新制度只是一种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

圣西门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他也反对把刚刚诞生不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最后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观点，明确指出，“目前时代是过渡时代”，是从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过渡的时代。

圣西门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制度是“神学和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封建剥削的旧制度。人类从15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初，处于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阶段。大革命抹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的最后痕迹，这是历史进步。但革命后新建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由制度，它不过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是旧的封建制度和未来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27]，如果把它“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28]。同过去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样，当它阻碍社会发展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圣西门指出，这个制度不仅是一种是非完全颠倒、利己主义泛滥肆虐的新奴役形式，而且也是一个缺乏组织经济力量的制度。圣西门认为，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政府只有广泛地组织经济生活，编制合理的经济计划，才能消除经济自由所引起的无政府状态，这只有在他设计的实业制度下才能实现。而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下，一切都是孤立地进行的。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领域，无政府状态都处于统治地位。而无政府状态则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是引起其他灾难的原因，它“肆意制造破坏，直到它所累及的民族全体陷于贫困为止”[29]。因此，这个“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30]。

四、理想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把他的理想制度称为实业制度，或者科学和实业制度，认为它的实现合乎理性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实业制度既不能突然实现，又不能用常规的方法实现。在实现这一制度以前，必须先天地把它设想出来，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明出来”[31]。圣西门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对实业制度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研究，使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一个乌托邦实业制度的目的、组织形式、基本原则、社会经济管理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而完整的体系。

（一）实业制度的政治与管理

圣西门认为，一切旧的社会组织都是使政府拥有巨大的权力，以巩固上层阶级压迫、奴役下层阶级的权力，这是有悖于人的理性的。由于实业制度已消灭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为了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建立适应于教化现状的社会组织”，实业制度“必须把管理活动置于统治活动之上”，[32]而“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应根据被管理者的利益办事，以便尽量增殖社会资本，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赞同和支持”[33]。

圣西门没有具体设计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或基层组织，而是主要着眼于社会管理机构、领导体制及其运转问题。在他看来，只要对公益工作的管理方式进行根本改革，就能使政治原则具有巩固的性质，达到革命的最终目的，最后使社会处于安宁和稳定的状态。

在实业制度下，管理公益事业的大权已经从“游手好闲者”手里转到“劳动者”手里，真正的世俗权力现在集中在实业家手里，而精神权力则集中在学者手里。实业制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由于学者有预见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最高科学委员会由最有才能的学者和艺术家组成，并聘请有能力的法学家和实际政治活动家参加，主管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精神权力集中在这个委员会。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物质爱好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最高行政委员会由最优秀的实业家组成，掌管行政、生产和财政工作，负责编制国家预算，拨付相应的经费以实现由它审查认可的计划方案，促进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世俗权力集中在这个委员会。最高行政委员会和最高科学委员会分工合作，后者服务于前者。

实业制度取消了由家庭出身带来的特权，实行选贤任能、择优任用，既剥夺了过去新旧贵族、僧侣、军人和政客掌握的国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又废除了国家的权力世袭和高官厚禄的特权制度，从而使一切人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任何“在实证科学、艺术和实业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将在新体系下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人，成为受托管理国家大事的人，即一切才华出众的人，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使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将被这条原则性规定提到首位上来”[34]。为了防止特权的复活，圣西门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实业制度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从而“使个人欲望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共同利益”[35]。第二，领导人必须遵从人民的意愿实施管理。在实业制度下，决定社会应当遵循前进的方向的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不再由身居公职的人员来完成，而是由社会组织本身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各种公职的公民，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公民，从某种观点来看，也只起着从属的作用，因为他的职务不管多么重要，总得遵循并不是由他们选定的方针。第三，保证用尽可能少的管理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实业制度的领导者只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管理人员，不应该获取高薪厚禄。圣西门甚至主张把尊重作为付给统治者的工资，即领导人员除了得到群众的尊重以外不应该有其他报酬。正因为如此，圣西门认为，应当让资产者担任管理者，因为有经济实力的资产者可以不领薪俸就能从事管理工作为公众服务。

圣西门认为，对社会的管理，需要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三者联合行动，艺术家想象力丰富，将走在最前面，向人们报告未来；学者善于观察和判断，将向人们指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最卓越的实业家集中注意力于生产，判断学者和艺术家制定的造福社会的计划。其中，实业家的作用应居首位，因为他们乃是社会上最重要的阶级。他们占国民总人数的绝大多数，靠自己的力量和劳动而生存，并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各种物质资料。他们拥有整个社会的最大财力并具备管理全国的生产和财务的能力。

行政委员会主要由工厂主、农场主、商人和银行家来担任，除了因为他们拥有巨大财力，符合用尽可能少的管理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这一原则之外，还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的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重要。圣西门早期就有这样一种认识：“有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他们之所以拥有财产和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是因为从整体而论，他们的文化比没有财产的人高。”[36]虽然他在晚年对无产者的认识有所变化，认为无产者的智力已相当发展，他们的预见力已相当敏锐，足以毫无困难地建立起一个使他们成为权利平等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组织体系，但总体来看，他那“按照文化程度来分配权势”[37]的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过，在他看来，由于管理机构不再具有寄生性质，也就不再存在任何压迫和剥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也就消除了，从而形成了他所谓“人民的金字塔”：实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即工人农民是这座塔的基础，资产者和学者居于塔的上层。

更有意思的是，实业制度不仅保留着资产者对工人的统治，而且还保留着世袭的国王和内阁、议会，只不过都已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国王只是获得“法国人的第一阶级的第一法国人的尊号”。当民族活动主要面向军事时候，要称其为“第一缙绅”或“王国的第一士兵”；当民族主要以和平方法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福利时候，最适合于国王的称号是“王国的第一实业家”。内阁和议会的职责也只是使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得到全面执行。不过，无论是国王还是内阁和议会在实业制度中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之所以保留他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改革方案，以减少实现其实业制度的阻力。

实业制度没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一员，这样它完全克服了“在旧体系下实质上是受人的统治”[38]的弊病，国家的主要职能将不再是“人作用于人”，而是“人作用于物”，[39]即组织人们进行社会生产，以造福整个民族。他指出，“当社会组织的目的和对象明确而肯定的时候，行政管理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是发号施令。在这种政治体系下，应当解决的全部问题不外是：社会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现有知识使它原有的繁荣更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推广这些知识和使其更趋完善；最后，这些措施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办到而又花钱最少和费时最短”[40]。由此，圣西门得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在实业制度下，“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41]。对于圣西门的这一深刻见解，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中包含了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

（二）实业制度的经济措施

圣西门指出，“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革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42]。在这里，他明确把满足人们的需要规定为理想制度的唯一目的，即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并把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作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表明他已抛弃18世纪乌托邦主义者的禁欲主义倾向。在晚年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强调，实业制度主要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无产者的福利，也就是说，“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组织得尽量有益于最大多数的人；人们应当把在最短期间内用最圆满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的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要把自己的社会建设得可以保证最穷苦阶级的身心生活得到最迅速和最圆满的改善”。这表明，圣西门设想的未来实业体系已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圣西门明确提出，财产所有制问题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因此，“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这是与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总问题”。[43]为了使无产者成为新社会中权利平等的成员，也就“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以使无产者能出色地管理财产”[44]。但是，在具体解决实业制度下的问题时，圣西门又认为，不能强迫财产所有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实业中来，而应该在保留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把富有的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引到实业制度中来。例如，可以利用私人利益的引诱力来推动私人资本投资开凿运河、铺设道路、架设桥梁以及促进排水、耕种、灌溉等一切有益的活动。也就是说，圣西门并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实业制度下，是允许私有财产存在的。

发展实业是圣西门社会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45]的口号，并围绕这一目标制订了一系列经济原则和措施。在他看来，新体系下平等、自由、幸福的基础就是实业，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中，圣西门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农业部门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收入中占有的比重最大。所以，社会的注意力应当首先集中于农业。

实业制度坚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圣西门认为，在旧社会人们征服自然，纯粹是个人孤立地进行，无政府状态使生产遭到破坏，加以少数人的统治，结果大部分力量都相互抵消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在实业制度下是绝对不允许的。按照圣西门的设想，实业制度就是一个根据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实业企业”。整个国家机构必须形成权力集中的统一体，制定明确和配合得十分合理的工作计划，经过有组织的分工，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劳动和生活，以保证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个别活动尽可能协调和迅速地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得到惊人的繁荣，使人们的福利迅速提高。因此，圣西门又把实业制度称为“协作制”。

在实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各种计划由科学院负责编制，在科学院设立政治经济学部，在制订计划时，还要聘请一些经济学家参加。计划制订完毕，要送交实业家委员会审查，选出其中它认为应当采纳的计划，交给经常主管财政方面工作的银行家执行。圣西门非常重视银行在组织实业方面的作用。他认为，银行的出现，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实业部门同财政和政治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通过信贷等手段，集聚发展实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并使生产和消费处于协调状态。

在实业制度下，“一切人都要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46]。圣西门认为，“有益的活动是一切美德之本，而游手好闲则是万恶之母”[47]，实业活动则是每一个人和社会得到幸福的手段，因此，每个人都要为发展实业贡献出有利于集体的才能：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实业，神学家的职责是鼓励实业，立法家的职责是颁布最有利于生产劳动的法律；穷人要用自己的双手养活富人，而富人也要用脑为穷人工作，否则必须从事体力劳动。总之，实业制度下不允许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存在，即在对待劳动问题上应当实行人人平等原则。

在实业制度下，劳动既是人人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是人人应当享受的权利。“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唯一宗旨或近乎直接的目的。一切对社会真正有益的工作，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而且也只能与它们有关。”[48]所以，在实业制度下，必须找出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手段来保证生产者大众经常有工作，保证其劳动权不受侵害。圣西门关于保障劳动权的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认为“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49]。

实业制度贯彻按照才能和贡献分配的原则。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一个人获得社会尊敬的真正权利是自己的才能和贡献。合理组织实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使劳动者“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而“生产者只须希望消费者对他付足劳动报酬和服务报酬”[50]。圣西门的分配原则里已包含有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引申出“按能力计报酬，按功效定能力”的思想。不过，由于实业制度中还保留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都被视为劳动者，资本家的利润收入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都被看成劳动收入，所以，在那里按劳分配与“按资本分配”是同时存在的。

（三）实业制度的文化和教育

圣西门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他看来，文化具有教化社会和引导舆论的功能，认为教化和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把《百科全书》的出版看成是引起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因，认为19世纪的哲学家也应当像18世纪的前辈们那样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编纂出新的《百科全书》，全面而充分地证明在教化和文明的现状下，只有实业和科学原则能够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

同时，圣西门指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实际上只能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而工艺的进步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科学创新和文化的发展作支撑。因此，实业制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以及传播、改革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手段。

此外，圣西门还认为，有文化才有管理社会的能力。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雅各宾专政就是一个教训：“下层群众像沉渣一样浮上来，愚昧无知的阶级掌握了整个政权，但是由于他们无能，结果在富裕中造成了饥荒。”[51]所以，实现实业制度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构成社会的最低阶级的个人，应当把自己的文明水平提高到能够使人承认他们是够格的社会成员的程度”[52]。

在实业制度下，文化和教育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学都享有很高的荣誉，非常受人尊敬。实业制度下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是掌握世俗权力的最高行政委员会，另一个与之并列的就是掌握精神权力的最高科学委员会，由最有才能的学者、艺术家组成的最高科学院掌握。科学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主管科学、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制定“总学说”，把它作为国家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教育的基础教材；编纂法律大全，以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在最高科学院下面还设艺术科学院和数理科学院，科学院可以分别吸收哲学家、法学家、道德家、神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参加。

实业制度下的教育，不仅重视完善的知识教育，也十分重视道德品质和各种能力的培养；不仅重视课堂教学，也很注重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教育，“应当推广的教育，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加深的并使之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要促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53]。圣西门认为，教育既要重视言教，也应重视身教，对于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的身教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