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第1页）

第五节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

一、格拉古·巴贝夫的生平及革命活动

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Babeuf，1760—1797），本名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ois-NoёlBabeuf），1785年以后一度改名叫卡米尔，1793年又更名为格拉古。1794年以后，他自己的签名全部正式改成了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是18世纪末法国革命活动家，平等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著名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60年9月23日出生于法国毕卡迪省（Picardie）圣康坦城（Saiin）附近的圣尼凯斯（St。Nicaise）。

出身贫寒的巴贝夫只从父亲那里受过一点儿粗浅的初等文化教育，很早便独立谋生，做过文书、佣人、土地测量员及土地税档案管理员等多种工作，收入微薄。

巴贝夫的青年时代基本是在家乡毕卡迪省度过的。毕卡迪是个农业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业和农业中都有了发展，大量手工工场的工人和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处境极其悲惨。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让巴贝夫深感正在发展着的新生产方式给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灾难，对他们深表同情。

贫困的家境，早年的工作实践，使他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下层劳动者的艰辛，有机会从尘封的地主档案中认识到贵族地主是如何“用极端卑鄙龌龊的伎俩取得各种特权的”[105]。这对巴贝夫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巴贝夫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勤奋好学，刻苦攻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深受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等人，特别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影响。

在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1787年前后，巴贝夫逐渐萌生了实现财产公有和消灭社会不平等的思想。

不过，总体上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巴贝夫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尚处于萌芽时期。接踵而至的大革命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106]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巴贝夫满怀纯真的革命**，于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赶到巴黎，积极投身这场革命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1789年之前，他只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和土地测量员”，而革命一爆发，他却一跃成了“自由的宣传者和被压迫人民的维护者”[107]。在巴黎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永久地籍册》。

然而，虽然巴黎的革命气氛让他振奋，但巴贝夫毕竟不同于罗伯斯庇尔、丹东这些人，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外省人，既卑微又无声望，既无地位又无财产。他所寄予厚望的《永久地籍册》也鲜有人问津。于是，在巴黎逗留三个月的巴贝夫于10月回到了他生活的小镇鲁瓦。

巴贝夫很快便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抗税斗争，并很快成为这一斗争的核心人物。1790年5月，巴黎的税务法庭以“制造种种混乱的首犯”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暴乱者”的罪名，逮捕巴贝夫，并把他押解到巴黎，关进了监狱。在“人民之友”马拉的帮助下，巴贝夫重获自由，于7月返回鲁瓦。这次被捕下狱不仅没有损害到巴贝夫，反而使他在鲁瓦声名大振，同情和支持他的民众越来越多。

受马拉创办《人民之友》的启发，巴贝夫回到鲁瓦创办了周刊《毕卡迪通讯》。他通过《毕卡迪通讯》刊载大量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请愿书和诉苦书，反对封建领主霸占树木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深得民众的拥护。1791年4月，巴贝夫因领导鲁瓦城乡贫民要求平分公社土地的斗争而再次被捕。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强烈反对，证人不敢出庭作证，有关当局只好宣布无罪释放。

1792年9月，他被选为索姆省（Somme）议会议员。索姆省议会中大多数人是吉伦特派，他们视巴贝夫为“本地的马拉”，玩弄手法把他调往蒙迪埃区政府就职。在蒙迪埃，巴贝夫要求尽快没收叛逃者的财产，并全身心地投入处理逃亡贵族和教会财产问题的工作中。不久，由于政敌利用其工作上的疏漏对他提出指控，巴贝夫遭到撤职并交付法庭审判。

巴贝夫被迫避难巴黎。在此期间，巴贝夫为了生计四处奔走求告，还曾一度沦落街头，后在巴黎物资管理局和全国物资供应局谋得秘书职位。在物资管理局工作的这段经历，使巴贝夫对大商人和投机家危害革命的活动有了较深的了解，对他后来有关产品分配的观点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巴贝夫曾一度支持热月党人。但是，当他目睹热月党人上台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之后，马上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积极投身于反对热月党人的斗争。他指责热月政变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内战”，公开号召人民起来暴动，解散国民会议。他还盛赞罗伯斯庇尔是民主主义者，称其“是一个可以自豪的和有权利把自己看作唯一能够把革命的战车向真正的目标开去的人”[108]。巴贝夫的言行引起热月党人的不安，继1794年10月将其短暂拘禁之后，又于1795年2月以煽动叛乱、谋杀和瓦解国民会议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

在监狱中，巴贝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最主要的有沙尔·热尔曼（CharlesGermain）和菲力浦·邦纳罗蒂（PhilippeBuonarotti）。热尔曼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弟子，入狱前任骑兵队长。他在帮助巴贝夫坚定唯物主义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后来成为巴贝夫主义运动的最杰出组织者之一。邦纳罗蒂原籍意大利，在法国革命中追随罗伯斯庇尔，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称号，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政治上曾给巴贝夫以积极影响，是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巴贝夫的思想也得到升华，他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日臻成熟，撰写了著名的《平民宣言》。八个月的狱中生活为巴贝夫此后的革命活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795年10月，巴贝夫获释。巴贝夫出狱时，正是以拉巴斯为首的督政府统治时期，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富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贫民则食不果腹，甚至饿死街头，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巴贝夫在出狱时公开声明，“专制制度的铁窗使我的精神具有新的刚强和坚韧”。他在另一处写道：“专制暴君昨天把我释放，如果今天我在他们眼里不成其为叛乱者，那末我就是自己使我成为一个罪人。”[109]出狱后，巴贝夫立即投身于革命斗争。他利用报纸、传单、墙报、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呼吁广大人民群众抛弃对督政府的幻想，拿起武器，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的平等社会制度而斗争。督政府查下令逮捕巴贝夫。巴贝夫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796年3月，巴贝夫联络达尔台（Darthe）、邦纳罗蒂等人建立了平等派密谋革命委员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由七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各区设联络员一人和军事代表五人，并在郊外工人群众和巴黎卫戍部队中建立组织。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团体，其任务是通过宣传和有计划化的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平等派密谋组织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派密谋组织成立后非常活跃，他们制定并发布了起义命令，并预定5月发动起义。始终严密监视平等派活动的督政府连忙宣布法国处于非常时期，并颁布了对革命者处以死刑的镇压令，对革命者实施大搜捕。由于叛徒出卖，巴贝夫及其战友达尔台、邦纳罗蒂、热尔曼等人在起义发动前夕均遭逮捕，武装起义的计划宣告流产。

在法庭上，巴贝夫英勇地捍卫1789年《人权宣言》规定的反抗暴力的权利，严词谴责暴虐的执政者。他把这次审判称作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审判，是反对共和国和自由的审判。他把自己和他的战友们称为“最后一批共和主义者”。他尖锐地指出：“对密谋者的判词将决定这样一个问题：法国仍然是共和国抑或是又重新回到了君主国？”[110]

经过一年的审讯，法庭于1797年5月26日宣布判处巴贝夫和达尔台死刑，判处邦纳罗蒂、热尔曼等人流放和苦役。巴贝夫在法庭上自杀未遂，身负重任。5月27日，被送上断头台。

临刑前数小时，巴贝夫忍痛给妻子和儿子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他在信中写道：

我相信，我的行为洁白无瑕，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即使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毕竟尽了自己的职责……我觉得，为了使你们幸福，除了使所有的人幸福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失败了，我牺牲自己，但我也是为你们而死的……我留给你们的唯一财产，就是我的美名……这样死是光荣的，绝不是耻辱……[111]

巴贝夫虽然牺牲了，但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最终必将胜利，“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马克思恩格斯对巴贝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