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布利的完美共和国（第3页）

马布利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爱秩序和爱安宁的习惯不是从教育中培养出来，它不久就会使我们遭到本想避免的各种灾难。在教育领域，他主张把鼓励竞赛的奖品授予读书最用功和最愿意学习父母美德的儿童。

马布利对理想社会的文化教育本身没有太多描述，基于论战的需要，他把论述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公有制、法制和道德三个方面。他非常看重道德教育的意义，认为在公有制下，最重要的是法律和道德。只有高尚的道德才能维护公正的法律。道德犹如哨兵，它保卫着法律，不叫任何人违犯；相反地，如果缺乏道德，就会使人忘记或忽视法律。人的修养和社会品质应当是社会幸福的基础。在道德帮助下，人们可以完成各种伟大事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良好的秩序和纪律，并组成不可战胜的军队。而道德败坏则是历史上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布利认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追求社会美德；良好的政治，在本质上与道德没有多大差别。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立法者，单是做一个好的财政家或一个好的商业家是不够的。他在同重农学派论战时宣称，不能把农产品收成的好坏看成是衡量社会幸福的尺度。当然，收成好是需要的，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首先应当有好的公民。幸福就在我们本身，而不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中。他指出，自然界创造人时，是把他们作为平等和善良的人创造出来的。他要求社会建立平等制度，认为这是救世道德的根本。而不平等将为人们带来一切不幸，降低人们的品格，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和与憎恨。假如把平等取消，竞赛马上就会变成嫉妒，因为竞赛的目的已经不纯洁了。教育就是培养人的优秀的社会品格，如平等、感恩、同情心、爱荣誉等。如果没有社会品格，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这便是马布利反复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的原因之所在。

（四）完美共和国社会生活的典型模式

马布利没有向人们描绘完美共和国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画面，但却提供了一个完美共和国的典型模式——斯巴达。在他看来，“斯巴达人过了六百多年完全平等的生活……存续了六百多年的制度，只凭一股热情和一时幻想，或为了追求时髦，是不能建立起来的”[90]。那么，创造这种奇迹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实行土地公有制。他认为，斯巴达的国家制度既然能够存续这么多年，也就可以维持一百万年；它后来之所以毁灭，是因为斯巴达人染上了恶习，实行了土地私有化。他写道：

我拥护斯巴达人的作法，如果……学习他们，就会得到幸福。以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做事公正，什么也不惧怕。他们觉得希腊的其他部族十分可怜，认为他们跟不断要求各种玩具和追求某种达不到的幸福而白白跑累的小孩一样。[91]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一个奴隶制城邦国家。奴隶主彼此平等，集体占有奴隶，土地平均分配，产品属于公有。在这个“平等社会”里，禁止买卖土地和发展财富，以防止奴隶主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马布利对斯巴达的“平等”和“公有制”推崇备至。他盛赞斯巴达人简陋粗鄙的生活方式，把“需求越少，幸福越多”奉为圭臬，要求居民发扬斯巴达式的精神，禁绝一切享受，过苦修苦炼的生活。

马布利认为，人类是要追求幸福的，但是，享受、奢华不是幸福，禁欲才是幸福，才是美德，才是理性。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加警惕，如果我们不防止经常由于人们的德行脆弱而引起的虚荣和轻信，那末，我担心富贵会使我们堕落，因为受人尊敬常常是阻碍提高品格的暗礁。”[92]正是出于这种担心，马布利倡导清心寡欲，公开主张未来共和国节制财富，不要技艺，也不要美术学院。在他看来，如果能够做到轻视金钱和奢华的需要，那么，指导人们向善的这种贫穷本身，就足以建立起威信，赢得人们的尊敬。

四、通往“完美共和国”之路

马布利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才能实现“完美共和国”这一崇高的理想，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偏见和欲念笼罩了整个欧洲，私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连穷人也没有了公有制社会的那种品格，失掉了平等感。“既然我们没有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培养成公民的新人，那末，我们怎么能够改变他们的观念呢？”[93]马布利曾想到美洲和非洲的大森林里去找自己的公民，因为在这些地方的野人那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里有最完美的平等。他也曾想过到某个荒岛上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又借一位“英国先生”之口问道：“我同意我们到那里去，但是我们俩个人成立不了共和国呀。谁愿意跟我们去呢？谁会离开祖国，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如果在自己的周围可以找到人们就会不重视的幸福呢？”[94]马布利不无遗憾地得出了结论：“我想建立一个比柏拉图的共和国还要完美的共和国，可是我没有建筑这所房屋的材料。”[95]

正是被欧洲呈现的痛苦而毫无意义的情景所折磨，马布利才沉湎于自己甜蜜的理想不愿意离开。不过，马布利并没有绝望，也没有放弃。既然立即恢复公有制是不可能的，那就“放弃一步登天的念头”[96]，像在风暴中驾驶帆船的舵手一样，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把社会引向接近理想彼岸的方向。与之前的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不同，马布利没有对自己的理想共和国进行详细的、系统的描述，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制定社会改革纲领上。

马布利社会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在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框架内，在承认和保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现实社会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财产分配尽可能趋于平等，逐步限制私有制及其祸害，以便为将来实现完美共和国准备条件。沿着这一思路，马布利拟定的社会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禁止经商。马布利认为商业是一种罪恶的勾当，它刺激了无数的欲望和人们奢侈豪华的生活，其基本精神是贪婪。它虽然能给个人带来富裕，但不会使社会繁荣，只能祸国殃民。“商人没有祖国”，他们把一切财富和享乐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些享受为害甚巨，必然产生可悲的后果。基于这种认识，马布利把取消商业作为社会改革纲领的第一项措施。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马布利主张制定新的土地法，重新分配土地，限制对土地的占有数量，严格规定僧侣、贵族和平民各应占地的数量，不准许公民占有超过限额的土地，以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在他看来，如果土地占有数量不加限制，就永远抑制不住贪婪、掠夺的欲望，也就永远解决不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同时，只有小块土地才能经营得好，大块土地并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他主张土地分散经营。马布利的这些主张，实质上反映了大革命前夜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第三，改革税制。马布利认为，国库越充实，欲望越大，开支就越大，搜刮人民财富的理由就越多，暴力和欺骗行为就越多，掌权者也越容易腐败。因此，他主张立法者应当尽量减少税收，禁止征收国税，只征收直接土地税，废除压在穷人身上的各种沉重的苛捐杂税，对无财产者不征收任何税。

第四，改革遗产继承制度。为了防止财产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应当限制和取消继承权。马布利反对通过私人遗嘱转让祖传财产，主张家庭遗产按法律规定处理，或酬劳仆人，或平均分给死者子女，或分给邻近贫苦人家，便于集中的财产化小和分散，以利于逐步恢复财产平等。他认为，应当让富人养成视穷人为子女、兄弟和继承人的习惯，并使这种风气为幸福服务。

第五，制定取缔奢华法。马布利倡导过朴素的生活。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制定一部取缔奢华法，对家具、住宅、饮食、仆役和服装等方面都要做出严格规定，如禁止生产奢侈品，禁止建造高楼大厦，等等。这样才能限制富人的奢侈豪华行为，限制富人和显贵的骄奢**逸的生活，限制执政者以及人民群众的奢华欲望，务使人们安于眼前生活，有节制地享受，最终克服私有观念。

第六，取消公务人员的特殊待遇。首先要取消职务世袭制和终身制。马布利认为，对于公职或执行机关的信任应当有一定的期限，这是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条不可置疑的真理。同时，实行职务世袭制与终身制也是与社会应当向往的目的相抵触的。其次还要取消公务人员的报酬。马布利强调，必须让公务人员认识到，财富不能成为取得治国权利的资本，治国的权利也不能成为求得奢侈生活的手段；相反，治国只是履行义务，克服困难，关怀人民和注重荣誉。

第七，废除君主特权。马布利认为，国王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任意增减法律、任免官职、自行宣战与媾和、任意征税，这些特权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废除这些特权，限制君主的权力，君主政体才可以被允许存在。

马布利的社会改革纲领是在旧制度框架内的社会改革方案，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把贫富拉平，给予大私有者以限制，改善贫苦群众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革命前夕广大劳动者阶层的要求。

虽然马布利认为应当利用现有的权力来获得新的权力，主张通过三级会议达到改革法国现实社会的目的。不过，马布利也在理论上探讨了通过革命和战争的手段铲除暴政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马布利认为，“自然界赋予我们的理性，自然界在我们初生时给予我们的自由，以及自然界在我们心中播下的不可遏止的追求幸福的愿望，是每个人有权反对统治我们的不公正政府的侵犯的三种本能”[97]。在他看来，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和幸福，如果政府采取不合理的有害的政策压迫人民，那它就是暴虐的政府，人民就有权利起来反对它，有权利用武力保卫和维护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革命可能会引起混乱甚至内战，但是，对内战也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反对。“认为内战永远是不公正的，号召公民不要以武力对付暴力，这是最违反道德和公益的学说。”“公正的原则是允许人民拿起武器，反抗破坏法律或滥用法律来窃取无限权力的压迫者。”[98]所以，内战并不都是坏事。如果不掌握内战这个武器，让老百姓无限地忍耐，就会助长暴政。当内战是为了切除我们手脚上的坏疽，是为了热爱祖国、尊重法律、保卫民族权利和自由正义的时候，它就是伟大的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发生革命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民在内战动**以后，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可尊敬，更幸福”[99]。如果历史上多发生几次革命，那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马布利关于革命和内战的思想是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的反映，他对革命和内战正义性、合理性的阐述也是非常深刻和非常有见地的。

五、马布利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马布利是18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还同摩莱里一起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派运动的理论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布利学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赞扬马布利等人早就看到了所有者与一般臣民分裂为不同的集团这个理论问题。[100]在《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马布利与摩莱里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在他们那里，“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101]，并把马布利与摩莱里并称为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102]。

马布利一生著述甚丰，思想深刻，论证有力，富有战斗性，他的思想以鲜明的论战色彩和哲理色彩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有其独特的贡献。首先，他摆脱了之前乌托邦思想家的文学描述和法律条文形式，对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等原则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论证，大大增强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逻辑性和理论色彩。其次，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私有制导致社会分化，引起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比较早地、鲜明地提出了阶级理论的萌芽思想。最后，他在探索从现实世界走向理想社会的途径时，提出了根据现存制度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革等不同手段的思想，既论证了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又提出了分步骤地和平改造现实的社会改革纲领。就前者而言，他系统论证了革命和内战的关系、战争的正义性质和人民的革命权问题；就后者而言，他把逐步改造现存社会的最初措施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结合起来，更接近实际，也更具操作性。

同摩莱里一样，马布利的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烙印。例如，他只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把私有制放到理性法庭面前来审判，对私有制的批判仍然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更有甚至者，他从否定商人的贪婪出发，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而扩展到完全否定商品经济，美化正在迅速瓦解的自然经济，就此而言，马布利对正在沛然兴起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潮显然没能给予全面、中肯的评价。马布利是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理论家。如果说摩莱里是从具体主张中体现出他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话，马布利则是从理论上系统阐明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合理性。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享受和奢华不是幸福，禁欲主义的生活才是幸福，而且还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禁欲主义的合理性。他高度认同古代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公开声言：“粗糙的皮子可以做我的衣服，我愿意光着脚走路，躺在地上睡觉，饥饿会使我感到最普通和最朴素的食物是最美味的。”[103]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马布利是“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104]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