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第2页）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二方面内容，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经济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因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它必然同政治因素发生相互作用。“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27]
这就是说，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变革能否实现又直接受制于政治制度。只有经济体制而无政治体制的变革，或者只有政治体制而无经济体制的变革，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变革。事实上，这样的社会变革是不存在的。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28]“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29]。这里，邓小平是从经济与政治、体制与人相统一的角度来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政治生活民主化”，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0]。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正确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31]。
政治的目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指向社会。“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2]研读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看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两方面的指向：
首先是指向经济体制。政治与经济之间不仅有因果关系，而且还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33]“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4]。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是经济体制，是引导、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政治的社会功能。
其次是指向人身依附关系。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现实的社会结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仍有“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35]。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打破人为障碍，激发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36]
这里，逻辑非常清晰：高度集权的体制产生家长制，家长制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根本上破除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7]，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向。人的解放程度决定着历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38]。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三方面内容，是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文化的统一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观念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很大影响。社会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经济特征、政治特征，而且有概括为精神文明的文化特征。因此，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的同时，还要建设精神文明，并明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9]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物质文明和物质利益为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不但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40]
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忽视物质利益。“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1]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2]这就是说，不能把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及其行为方式作为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
一般说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连接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国家利益为起点，通过有利于国家，最后有利于个人；二是以个人利益为起点，通过追求个人利益达到有利于国家利益。前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后者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我们不能要求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达到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相反，我们只能建立一种使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有利于国家，同时用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境界引导大多数社会成员。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上。
精神力量的确能鼓舞人们的斗志，但如果长期脱离物质利益，人们就会怀疑甚至抛弃这种精神，因为人们不可能长期与自己的利益相脱离。物质利益，这才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真正原因。[43]因此，只讲精神，一段时期可以，长期不行，不能用精神力量代替物质利益。我们必须明白，“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45]，“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46]。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再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邓小平看来，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三重历史任务，其目的在于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开辟了道路，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并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同时“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47]。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立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个人的努力与追求，认为“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而个人之间又有差别，因此，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48]。在邓小平看来，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逐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前进，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在当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回答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嬗变。从内涵上看，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现代化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席卷西欧和北美，并在20世纪中叶从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转化为世界性的概念，成为一个全人类的发展问题。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49]，这个发展，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始终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性竞争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问题的。“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50]邓小平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并认为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式。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代化有五种类型：一是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现代化，这是老牌资产阶级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二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三是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现代化，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然而，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四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类现代化是抓住了某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的；五是原来作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实现的现代化，这一类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在中国，我们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51]邓小平一方面把现代化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全盘西化”。
从历史上看，西方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然后涉及西欧、北欧、北美，后又向东移进，日本成为东方国家实行西方式的现代化的典型；从现实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这一概念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已成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因此，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
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人们容易产生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觉。现代化的确与西方化有一定的历史重合性，但二者的确又有区别，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只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条道路、一种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道路、一种方式。中国要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现代化。其中，中国特色是个别性，社会主义是特殊性，现代化一般规律是普遍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定性。这种特殊规定性不仅仅是指道路、目标方面，而且包括具体运转和具体操作方面，它渗透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52]。如果现代化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失败了，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引导并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接着富起来，使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从而使现代化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合理利用社会财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
其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度自觉的现代化。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自发实现的，既没有事先设定目标，也没有事先统一规划出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吸取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事先大致规定自身的目标和道路，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优于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又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实际，形成中国模式。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讲到中国的国情，如人口多，土地少，漫长的小生产历史，法制观念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占大多数，经济结构不平衡等等，“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53]。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否则，就会脱离中国大多数人。同时，中国特色要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定型中显现出来。例如，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必须实现都市化，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50%以上。但是，这样的都市化对中国并不合适，因为中国有9亿农民，如果一半以上农民进入都市，那么，都市便会爆炸式地膨胀，不但不利于现代化，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延缓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必须具有中国模式。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在思考和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时，邓小平自觉地以“开放的世界”为背景，用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化，从而使“中国式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就在于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融为一体了，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新的方式，一种充满活力的模式。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法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法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邓小平在设计当代中国发展的路线、进程的同时，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辩证法，这就是发展与稳定、发展与调整、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
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首先区别了两种发展观和两种稳定观，赋予发展范畴以新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平平稳稳地发展”，这是一种低速度的发展；另一种是跳跃式的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发展”，这是一种加速度式的发展。
在当代，发展日新月异，节奏明显加快，只有加速度的发展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54]在当代，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范畴，一种竞争性的范畴，一种在比较中存在的范畴。
稳定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僵死的、绝对的稳定；一种是发展中的相对稳定。如果把相对的稳定绝对化，那么，这种稳定只会导致活力丧失，成为一种僵死的稳定，并最终导致不稳定。稳定应当是发展中的稳定。稳定是为了巩固发展，并为发展创造新的可能性。只有这种发展中的稳定，并且是为了发展的稳定，才是一种积极的稳定。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体现。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根本，只有“根本”发展了，才有社会有机体的多样化发展，才有真正的稳定。邓小平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55]有了发展，才有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才有主动地位，才有真正的稳定。“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56]
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邓小平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7]这就把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所谓稳定是相对的，是指其暂时性和有条件性。稳定总是一定时期中的稳定，是由各种具体条件形成的“合力”所造成的状态。发展是绝对的，则是指发展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贯穿于稳定过程中，只有发展才能打破原有条件的束缚，创造出新的适合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发展不是停留在任何一个稳定态上，而是不断打破一个一个稳定态，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发展与稳定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方面，没有发展就没有稳定，稳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有了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发展一段、巩固一段，总是不断由发展阶段向稳定阶段转化。另一方面，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使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理顺，理顺了关系也就巩固了发展成果；稳定还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使发展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到新的阶段。这是稳定状态不断向发展状态转化的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一个发展——稳定——新的发展的形式，没有发展与稳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也就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稳定，只会产生倒退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