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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

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始终是从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看待社会主义，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又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协调运行为机制，以社会主义为方式实现现代化，以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创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探讨了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而深刻，它从生产力发展的构成要素和社会存在形式的统一中指明了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新视野。生产力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劳动是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从劳动的角度看，生产力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能力。

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付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而且还要借助自然力；不仅改变外部自然，而且也改变“自身的自然”。这是以一个以人的本质力量物质化、对象化而实现的“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自然力被同化于人的体力、自然规律被理解、转化为人的智力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双向运动，形成了生产力的本质。

这就是说，生产力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在历史观中，没有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为根本的相互作用了。全部历史现象不仅来源于这一相互作用，而且只有通过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和合理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观不能追溯到比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即生产力更远的地方了。换言之，生产力是一个自我运动的动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必须借助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才能改造自然。如果说动物发展史是动物器官变化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的历史。生产工具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而生产力则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总和力量。

从现实性上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即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的矛盾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或直接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即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又不断地“物化”为新的生产工具。正如邓小平所说，“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1]。生产力中的人与物的矛盾、实体性因素与智能性因素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直接推动着生产力不断发展。

生产力发展具有整体性，即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其某一构成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会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以至于改变生产力系统的整个面貌。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每个要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要素的发展必然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主要依靠某一要素，这一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突破口，即“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

在渔猎采集和农牧手工业的农业文明时期，人们主要是以体力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或者依靠畜力以及手工制作的工具进行生产实践活动。这一时期，自然力是“第一”生产力。

17至19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作为农业文明时期的“第一”生产力——自然力让位于机器动力，生产力革命主要表现为“工艺革命”，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靠“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2]工作机、动力机以及电力因此先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生产——技术——科学转换为科学——技术——生产。在当代，所有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科学的结果。科研领域今天的新发现，预示着国民经济部门明天的新发展。“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3]当代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4]，“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5]。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

要真正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把握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性质和特征。

一般说来，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体系的变革，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中介系统的变革；科学所反映的是客观对象和过程的本性，是客观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技术所要解决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历史上，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曾按两个系列各自发展着。

到了19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如化学研究和发明成为合成染料生产部门的基础，热力学和电磁感应理论成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的基础。

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生产的相互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科学成为科学——技术——生产这一系统中的主导环节，成为技术和生产中重大变革的根源。“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而一系列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7]。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日益加强，趋于一体化。这一特征形成了“科学技术革命”这一新范畴。当代科技革命是科学和技术一体化的产物。

科技革命使科学成为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不断加快，周期不断缩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8]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创立了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类活动体系。

科技革命直接改变了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诸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越来越成为科学的“物化”。这种“物化”主要表现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工艺过程成为科学“物化”的结果；掌握科学知识成为劳动者的必要条件，开发研究与直接生产密切相关，生产本身越来越科学化；科学发展不断改变生产部门的结构，并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生产部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工业”“知识集约型工业”或“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更重要的是，科技革命的核心是微电子技术革命或者说计算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主要不是减轻或替代人的体力，而是替代或延伸人脑的部分职能，因而是一场智能革命。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生产力质的变化，以及智能革命是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所在。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9]。邓小平深悟这一点，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0]但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上，而是追踪科技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的观点。

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2]1988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3]1992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有三层含义：

第一，“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14]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使科学成为当代生产的带头因素和动力基础，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当代技术、生产都是科学的“物化”，没有当代科学的发展，就没有当代技术、生产。“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1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第二，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取决于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周期。在18世纪，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如蒸汽机1680年发明，1780年才正式试用。在19世纪，从发明到投产的节奏不断加快，如电话56年（1820—1876年），电子管31年（1884—1915年），汽车27年（1868—1895年）。进入20世纪，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如从发明到投产，雷达用了15年（1925—1940年），电视机用了12年（1922—1934年），晶体管用了5年（1948—1953年），而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建立第一台原子反应堆只有3年（1939—1942年），激光从实验室发明到工业应用仅用了1年，计算机仅隔6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16]从科学发现到工业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节奏不断加快，使得科学成为直接生产力。

第三，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还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约为20%左右，到了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已占60%至80%。这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约四分之三是靠科学技术实现的。不仅如此，在当代，新能源代替旧能源、新材料代替旧材料，也主要靠科学技术。例如，50磅至100磅玻璃纤维电缆所传递的信息量等同于一吨铜线电缆所传递的信息量，而生产100磅玻璃纤维电缆所消耗的能源只相当于生产一吨铜线电缆所消耗的5%。

在当代，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产业结构、节约能源等等，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7]这表明，在当代，科学技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

可见，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是一个比较概念，只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的特殊地位、作用和功能，才用“第一”来表示。“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18]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19]“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代实践结构的观念反映，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实践观念。

二、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协调运行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运动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因素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经济状况决定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状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20]，“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21]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是仅仅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上升到政治和思想领域，要求人们进行政治改造、思想重建；只有当这些改造、重建完成之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依据经济事实，同时，又要求研究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构成唯物史观本质的，不仅仅是经济的首要性，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总体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提出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使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运行，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2]

邓小平关于经济、政治和精神协调发展的第一方面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同时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民主”。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经济建设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生存资格、决定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当今世界的生存竞争，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谁忘记这一点，谁就要为这种“健忘”付出昂贵的代价。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除了发生大规模战争外，“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2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4]，“发展才是硬道理”[25]。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以格言的方式表述了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如何巩固自己的基础时，在研究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时，在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自我完善时，发展都是“硬道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并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所在，“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座右铭。

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邓小平看来，对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际上就是实现“经济民主”。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经济民主”[26]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民主”，邓小平进行了种种构想：从“简政放权”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

商品生产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当代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分工不发达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二者又是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的商品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又同时造成了行政依附、人身依附，造成了机会不均、地位不均等甚至某种特权，从而束缚、抑制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主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会打破这种种障碍。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具有独立性，主体间不存在依附关系，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市场活动是面向社会又依赖社会的，它要求破除人为的分割和封锁，走向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当代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且意味着“经济民主”的实现，意味着中国人民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