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第1页）

第十六章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

邓小平没有专门论述过辩证法问题，也没有构建一个辩证法体系，但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并在复杂多样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法。邓小平的辩证法是当代中国实践活动辩证法的理论反映和理论自觉，是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的辩证法。这一独特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二是矛盾运筹辩证法；三是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四是实践反馈辩证法。

一、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

战略设计活动是人类高度自觉和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是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活动的方向、道路、过程及其主要阶段的总体构想活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之前，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设计”着社会运动。与以往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自觉地设计自己，使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合理。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看不见的手”变成了“看得见的手”。正是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战略设计应运而生。邓小平的战略设计辩证法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自觉设计的辩证法，体现为一种高超的设计艺术。

邓小平战略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正确处理战略与策略或者说战略目标与策略步骤的辩证关系。

战略是发展的总的方向、总的蓝图，具有统一人心、统一行动的意义。一个正确的战略确立起来，就像一面旗帜树立起来一样，能够集中人的意愿，形成一个强大的态势。所以，邓小平指出：“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1]“只要把战略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2]策略或战术则是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手段、方法，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操作过程。策略可以使总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使总的蓝图成为人们看得到、摸得着的事实。

没有战略，便没有号召力；没有策略，便没有现实感。战略离开了策略，就可能成为空谈；策略离开了战略，就可能成为盲干。战略和策略，是能动的社会活动中的一对主要矛盾。邓小平正是抓住战略设计的这一主要矛盾，正确地处理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步骤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巧妙、灵活地运用了战略与战术、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其无比深刻而广阔的战略设计活动的。

战略目标设计必须要有号召力。战略目标设计是对现代化建设方向、道路、发展阶段、实施部署总体框架的设计，它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邓小平所确立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之所以具有号召力，是因为这种战略“三部曲”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

战略目标设计必须具有现实感。战略目标设计应该有个度，目标太宏大、太遥远，就会失去现实感。这同样会失去号召力。这就需要把握战略目标设计的度。邓小平是战略目标设计的大师，其原因在于他恰到好处地把握了度。邓小平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3]战略目标，既不能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这就是一种战略设计艺术。

战略目标与策略步骤之间必须构成环与链的关系。目标只有通过各种策略、手段、具体的方案，通过具体化、定量化，才能逐步实现。“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4]这就需要进入策略步骤的安排。

在邓小平看来，战略目标“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今后三年要有很好的安排。”[5]“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6]这就是说，策略部署在落实时，一方面要抢时间，另一方面要前后有序。“准备有个抢时间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7]

可见，战略与策略、目标与步骤之间是环与链的关系。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这一链条又是由一个一个环节构成。战略目标必须转化为一个一个环节，并且按一定方向把环节连接起来，形成环环相扣的有方向的运动，才能成为有指导性的战略目标。

反过来，策略部署又是一个一个环节或片段，它们相互之间又形成短程、中程、长程的联系：短程为中程服务，并且成为中程的一个片段；中程又为长程服务，成为长程的一个环节；而长程本身就是链条了。所以，链与环的关系是辩证的，链离开了环是空的，环离开了链是无方向的，只有实现二者的统一，即战略与策略的统一，目标才成为环与环之间的指导。

邓小平战略设计的第二个特点，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进行规划，并把这两种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中，面向世界是对现代化发展的横向把握和横向设计，面向未来是对现代化发展的纵向把握和纵向设计。没有纵向与横向，即面向未来和面向世界，也就没有面向现代化的问题。“三个面向”实际上是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的总方向，即从什么出发、向着什么方向运动、以什么为尺度来衡量和设计现代化。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战略设计的宏大气势和总体运动。

纵向设计是一种历时性的设计过程，是按过去、现在、未来的方向来规划自己的设计活动。邓小平十分重视纵向设计。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时，邓小平总是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8]。这就是纵向思维。把它运用于战略设计活动中，就是纵向设计。

纵向设计的客观性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从无中产生，它本身有一个萌芽、成长、发展、衰亡的过程。简单地说，纵向设计是按时间箭头为方向进行的设计，是立足中国现实、考虑中国过去、面向未来并以未来引导现实运动的设计。未来是现实的未来，现实向未来的发展往往有多种可能性，这就需要对社会发展进行设计，没有一种面向未来并以未来引导现实运动的设计，只能是“鼠目寸光”。邓小平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看到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时，就用高科技的设计来引导现实发展，这就使他的设计具有跨世纪性。

横向设计是抓住事物相关性或者相互依存性的设计。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横向设计，就是把中国置入“开放的世界”这一宏大背景中，置入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中进行的。同时，这种横向设计又是一种比较性的设计，是把中国置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并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比较中进行的。没有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横向比较，很难设计出一个切实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邓小平的战略设计活动之所以能够立足中国、映现世界、高屋建瓴，就在于他把面向未来的纵向设计和面向世界的横向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了，体现出一种高超的设计艺术。

如果说战略目标设计、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属于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中的“框架设计”“蓝图设计”，那么，对现代化进程中每一阶段的“起点”“中介”和“进一步发展”三个环节的设计就属于策略设计了。

战略与策略是统一的，战略设计蕴含着策略设计。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1986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要“制定一个目标”。同时，“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9]。“范围是什么”，“从哪里着手”，从哪一两件事上“着手”，“从哪一点开始”，只有解决这些策略操作，由点到面，逐步深化和拓展，才能真正实现策略设计，从而使战略蓝图明朗化、清晰化。在目标、蓝图已经确立的基础上，邓小平的战略设计转向起点、中介和进一步发展三个环节构成的策略设计。

起点必须是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局，推动起点就会把别的方面带动起来，如改革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就是因为农村问题关系到发展全局。起点又是一个“细胞”，包含着以后发展的全部“胚芽”。换言之，起点孕育着未来，经过中介成为新的更高的起点。

中介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中间联系、中间层次，通过中间联系一事物向另一事物过渡。换言之，中介具有“亦此亦彼”的特点。在邓小平的策略设计中，中介有两种形式：一是作为过渡办法的中介，如为了解决领导终身制问题，邓小平采取了顾问委员会的过渡办法：“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10]；二是作为发展形式的中介，如为了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采取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间形式，通过这一中间形式，推动不平衡向新的平衡发展。

一般来说，中介设计具有“间”性。中介是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转化，既具有前一环节与后一环节的某些共同特性，又不是前一环节与后一环节本身，如顾问制就具有终身制与退休制的“间”性，它本身既不是终身制又不是退休制，同时它又“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正因为如此，中介设计具有发展的过渡性，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一种过渡。中介之所以是中介，就在于它是由这一环节向另一环节过渡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介设计是沟通性的设计，犹如整体之网的网上纽结，一个个环节由纽结而连成一体，形成一幅整体性的发展之网。

一个阶段过去后，工作便会发生侧重点的转移，并向新的阶段过渡，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邓小平在设计第一步时，往往就开始构想发展的第二步。例如，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这是第一步；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改革重心又转向城市，这就是发展的第二步了。邓小平善于及时地把第一步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起来，并使之发展到第二步，他总是因势利导，把发展不断向前推进。进一步发展的设计就是抓住事物发展侧重点的转移，创造更有利的发展自己的条件的设计过程。

起点设计、中介设计和进一步发展的设计构成一个完整的策略设计的系统。邓小平的战略设计除了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构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外，就是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中介以及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及时的规划和设计，从而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成为一种有节奏的、有序的发展过程。

社会发展设计不同于建筑设计。建筑设计的成果是图纸，而实践则是按图施工。社会发展的设计是从一种蓝图变成现实的过程，充满各种偶然的、预想不到的因素，需要实践长时间的检验。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设计活动中需要辅以试验和推广的操作过程。邓小平极为关注“社会试验”，不断地用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然后决定是否推广。进行社会试验，在实践中推广或纠正，这是邓小平战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矛盾运筹辩证法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照辩证法办事”的核心就是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和处理问题。在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得到了深刻的运用并展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一种矛盾运筹的辩证法。矛盾运筹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核心，并构成了邓小平社会活动辩证法的主题。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抽象的普遍性；反过来，矛盾的特殊性又受到普遍性的制约，成为体现某种普遍性的特殊性，没有抽象的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相结合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具体地说，邓小平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于中国实际，依据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国情而得出的结论。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具体模式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共性，但这一共性只能通过个性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现出来。制度与模式的统一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体现。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11]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实际上是把矛盾的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邓小平把制度与模式区分开来，其哲学依据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

三是坚持本质与手段相结合的原则。本质对于同类事物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这一本质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实现这一本质或普遍原则又需要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就当代中国而言，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市场这一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3]，“都是经济手段”[14]，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5]。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和把握现实的基本方法。邓小平把这一方法用于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并深化了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