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以矛盾运筹为主线的社会活动辩证法（第2页）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主要矛盾规定工作的中心任务。“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6]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在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法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主体与补充的辩证法。

主体与补充是针对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与次要成分而言的。在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外资、合资等所有制为补充，形成所有制的新结构；在社会制度上，主体是社会主义，以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为补充，形成“一国两制”的新构想。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在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上，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补充之所以是补充，就是不占主导地位。如果“补充”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17]这是其一。

其二，补充应该有利于主体，是有益的补充。在谈到“一国两制”时，邓小平指出：“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性质，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18]这就是说，补充有一个条件，即“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离开这一前提，补充就失去补充的意义。

其三，主体与补充的关系涉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补充是不占主导地位的部分，但它又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要受到整体的制约。所以，不能就部分看部分，而要把补充这一部分置入到整体中来把握。

在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又深化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形成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辩证法。

其一，对于中国而言，世界的发展属于国际背景，是外部条件，但由于当代科技革命是世界性的，信息革命又使世界联成一体，所以，我们不仅要从中国角度看问题，而且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这一事实表明，外因的作用越来越大了。没有“世界”这一国际条件，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内因要发展自己，就要主动把握外因，抓住时机。这是因为，外因具有时效性，即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消逝，具有不可逆性。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就没有特定的外因。邓小平始终从动态角度看待外因，因而提出抓住时机这一思想。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丧失机会”，所以多次强调，“要抓住机会”。既然内因的发展离不开外因，那么，内因就应“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其三，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内因自身必须具有新的合理的结构。这样，内因才能吸收、消化外部因素，并使之与内部因素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增强内部发展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相提并论，认为只有既改革内部结构，又对外开放，才能使结构——功能协调并产生效益。由于把改革和开放引入到内因与外因关系中，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因此上升到结构——功能辩证法的层次。

在解决新的实践中的新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强调“两手抓”，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制度建设”等等，并明确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从总体上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种是性质对立的矛盾两个方面，如发展经济与经济犯罪，对于这一类性质的，“两手抓”要有高度的倾向性，即打击经济犯罪的这一面，从而保护另一方面即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制约性”的“两手抓”。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19]。

另一种是“协调性”的“两手抓”，这是对同一性质的不同任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统一安排过程，目的是形成合理的比例和关系，促使不同任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中全面发展。这种“两手抓”同样也要“两手都要硬”，从而使社会的各方面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20]要不顾此失彼，就要既抓住“此”，又抓住“彼”；既要抓住这一方面，又要抓住其他方面。这就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通常认为，解决矛盾有三种形式，即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通过对立面的融合而形成一个新的事物。实际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解决矛盾的形式，即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行的形式。”[21]“协调性”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就是要创造矛盾双方能在其中良行运行的形式。这是一种矛盾运筹的辩证法。

矛盾不仅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主要内容。矛盾观不仅是世界观的核心，也是方法论的精髓。矛盾论作为世界观，便是“两点论”；作为方法论，便是“两手抓”。邓小平矛盾运筹辩证法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承认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且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而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协调、有序、全面发展。

三、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

以矛盾运筹为核心，邓小平确立了社会系统工程的辩证法，恰到好处地处理大国与小国、整体与部分、本质与手段、变与不变等等的辩证关系。在了解邓小平战略设计活动辩证法和矛盾运筹辩证法后，我们还应把握邓小平的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

邓小平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自身，确立了“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的辩证观点，这是中国对自己全面评价的出发点。没有这样一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观点，就会或者陷入自卑、丧失信心的状态，或者陷入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境地。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辩证法，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事物、把握自己，这是辩证法的原则。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以矛盾观点来分析中国和日本：日本是个小国，地小、人少、物少、兵少，但日本又是个强国，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强大的；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但中国又是个弱国，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在世界上是软弱的。日本虽小但强、中国虽大但弱的特点，决定了中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毛泽东分析的正确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人均收入和综合国力这两个角度分析中国自身，得出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结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22]

邓小平关于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思想，抓住了发展中的中国的根本特点：一方面，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即使到发展战略第三步实现之时，也只是达到人均4000美元，只是摆脱了贫困，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确实是一个小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不高，但综合国力将居于世界前列。“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23]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各种国力要素的综合力量，是一个国家人力、科技力、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等等所形成的综合力量，它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所体现的整体实力。对于中国来说，一个较大的发展，由于自身的巨系统性所形成的综合力量是巨大的。即使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仅达到800美元，在世界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一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使中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抓住问题的本质，区分本质与手段的关系，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二。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质与事物本身是同一的，本质变化意味着事物本身的变化。所谓手段，是为本质服务的措施、办法。同一手段可以为不同本质的事物服务，同一本质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所以手段不是事物本身。

区分本质与手段，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实现这一本质的手段区别开来了。

在邓小平看来，既然资本主义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计划经济，那么，就不能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这是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同，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以私有制为主体，但二者在方法上相似，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以及公平竞争。

其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一本质，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一种办法、一种手段。必须以本质为依据选择手段，而不能从手段出发来判断本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手段关系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传统的观念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把手段与本质这两个不同问题混同起来了。当代改革的历程就是逐渐把手段与本质分离开来的过程。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抓住整体、全局，善于从整体把握部分，从全局把握局部，同时全面把握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社会系统工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三。

邓小平一直关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25]反过来，局部又是全体的局部，如果只有局部，没有全体，则局部也就不成其为局部了。所以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从整体、全局即大局出发，“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26]，从而形成整体性发展。

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从整体、全局来透视部分，因为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是体现整体的部分。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全局并非是局部的累加之和。局部与局部的相关性形成全局，而全局一旦形成之后，又改变着局部，使部分成为沿着整体发展方向变化的部分。正因为部分受到整体的规范，因而必须从整体透视部分。例如，就“三资”企业来看“三资”企业，它当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27]。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三资”企业受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普照光”的普照，因而具有了特殊的性质。

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必须兼顾二者，使它们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相互发展，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只有使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间协调起来，才能既使整体又使部分、既使全局又使局部都得到发展，这就要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有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发展，就要先使一些部分、局部发展起来，然后，以这些发展起来的部分、局部带动其他部分、局部，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因此，整体的规范作用要通过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关性体现出来。离开了部分，整体也就不成其为整体；离开了整体，部分也就不是这一整体的部分，二者之间构成复杂的矛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