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第2页）

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真正得到发展，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其外部结构，即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在改革之前之所以未能实现全方位开放，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东西南北”关系左右了世界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17]“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8]这是因为：

第一，20世纪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世界战争的灾难，在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核武器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当代世界的一种趋势。从总的国际局势看，制约战争的力量、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发展，因此，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自觉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必须获得经济的发展，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发展问题因此成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突出的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的又一趋势。

第三，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问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发达国家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就难以解决；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可能没有出路。所以，经济上的开放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展问题因此在当代世界非常突出，具有全人类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9]

正因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关系全局”，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所以，和平与发展构成了时代特征，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根据之一。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以及滚滚而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必然促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深度上进一步发展，广度上全面展开。在当代，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的发达，使身处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或国家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交往，地理环境再也不是交往的界限，人们不再为高山大海产生“望洋兴叹”“远隔崇山峻岭”“天涯海角”之感了。同时，信息手段的高度发展为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环境，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把全部交往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展开世界交往，地球犹如一个小村庄——“地球村”。当代交往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交往，形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邓小平精辟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0]所谓“开放的世界”，就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世界已经“一体化”。

开放世界的形成，以及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的全球循环，增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不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当代世界，孤立、自我封闭的民族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没有一个不在加速走向衰败。邓小平由此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1]。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国际交往，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时代的又一特征，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得以产生的又一时代根据。

总之，邓小平理论既是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又是对当代世界的状况、时代主题作了新的观察和判断的结果，是对国际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新鲜经验”“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和基本根据。

四、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历史环境、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只是为某种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可能，但理论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出来。要使这种理论的产生从可能转变为现实，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包括个人的社会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具备这种条件的邓小平，邓小平由此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

第一，从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环境看，他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1920年，邓小平带着“工业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理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育”了邓小平，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幻想。同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吸引了邓小平，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邓小平又赴俄国，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就是说，邓小平接受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与别人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1926年，邓小平回到中国之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

第二，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看，“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刻而特殊的理解。

邓小平的个人经历有着某种传奇色彩，这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落三起”，即“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人们常说，“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谁也没有像邓小平一生这样崎岖不平；“伟人一生都具有传奇色彩”，但谁也没有像邓小平一生那样传奇色彩浓烈。邓小平“三落三起”的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人的一生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可能“走麦城”，所以人不仅要适应顺境，而且要经受逆境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每次陷入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意见而遭到错误的处理。正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落”，所以当真理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就奇迹般地“起”。“落”与“起”之间的神奇性，根源于邓小平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点之上。

同时，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又造就了邓小平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形成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塑造了他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在同“左”右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艺术地引导社会前进的特殊能力，并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种深刻而特殊的理解。

第三，从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看，邓小平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问题的领导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宏观的战略式的辩证思维方式。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其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多见。1927年，邓小平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年，邓小平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生涯。其间，邓小平的活动领域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的领导者。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加上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邓小平形成一种宏观的、战略式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毫不奇怪的。

第四，从邓小平的思维方式看，邓小平是一位具有高度辩证思维能力，善于进行宏观思考和战略设计的理论家。

邓小平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但如果他仅仅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还不足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同时又利用自己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之进行综合，才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多次赞扬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种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特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上。在对各种事物、现象的分析中，邓小平始终是从全局的相关性来把握个体。例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就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22]

从大局，以更宏大的系统和更深远的关系去把握事物，这是邓小平思维方式具有其他人难以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所在。从认识论上看，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中，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形成比同时代人更深刻的见解，就是因为他具有这种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

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即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背景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长久地建筑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于是，一个历史的课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这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的历史课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告诫全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3]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问题在于，毛泽东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主要的失误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力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来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式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上不理解市场经济的作用，不理解市场经济是现代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形式。实际上，现代化既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

其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先是看中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后又提出“五·七指示”公式，力图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这表明，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历史把这一重大课题交给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