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第3页）

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同时，“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25]。对中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认识到：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必须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或者说，“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从总体上看，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学苏联的”，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又存在着一些弊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6]。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第三，“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1988年，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27]可见，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是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因之一。

由此，邓小平反复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8]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邓小平这一概括准确而深刻。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进程，则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并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进程始终围绕着这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规划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句话，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六、解答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就在于它是否系统地回答或解答了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只要是系统地回答而不是零星地解答，是解答该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回答个别问题，那么，就意味着某种理论体系已经形成。

无疑，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外文版的书名就叫《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和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问题上，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当代中国，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和改革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同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应从当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在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战略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权”，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封闭只能导致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在当代中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必须适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建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依靠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以此为原则来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邓小平理论的确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着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七、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精神支柱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从各个方面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提出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从而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独特的道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二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直接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并以此来衡量、判断现实。邓小平同时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并认为“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是背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时，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要有“新话”[29]，否则是僵化，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论述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要继承，二要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0]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看，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像一条永恒的金带连接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牵住了这条金带就会从根本上把握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轨迹，以及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从总体系和总范畴看，邓小平理论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邓小平理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毕竟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自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风格、主题、方式、角度上显现出差异。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这是历史的必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为用“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这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实际上，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产物，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总结了新的经验，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四，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2]列宁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33]。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扎根并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相结合，“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同样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邓小平理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曾经充满感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坚强的性格不仅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源于他对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自觉传承。邓小平理论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中国化”的。

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化”的风格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渗透于这一理论之内、洋溢在这一理论之外的民族情感上。当邓小平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爱国主义的情操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直接融合在一起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已经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