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第1页）

下编

第十三章邓小平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名字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引导下，“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沼泽地，社会主义由此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再造辉煌，中华民族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振兴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就这样历史地联结在一起了，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担负的崇高使命。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当代振兴的精神支柱。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本身就是历史的话，那么，用之来比喻邓小平理论再恰当不过了。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再现，从中我们透视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场面。

一、风格独特的邓小平理论

一谈到理论，人们便想起了符号、概念、逻辑以及大部头的著作。理论似乎就是概念群的深层运转，是至深至玄的思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争论。时下被世人公认为理论家的毛泽东，当年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者；今天被人们盛赞为难得的理论著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当年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眼中也不是理论。

那么，究竟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由此可见，邓小平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设计的战略构想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就是“真正的理论”；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就是“我们所要的理论家”。

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对全党郑重提出：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3]，并多次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4]；“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5]；从“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6]；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构想”，“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7]。《邓小平文选》正是从理论上说明、论述这些重大问题的著作。

一般来说，一种理论是否形成，是看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所阐发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则是当之无愧的理论。

的确，邓小平没有写过所谓的纯粹的理论专著，而且《邓小平文选》中的文章大多是谈话与对话，使用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但是，由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讲话汇集而成的《邓小平文选》无不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卓越的理论见解和宏大的理论气势。

就理论的表述来说，专著、论文是一种形式，谈话或对话也是一种形式，而且是更基本、更原始的形式。辩证法的本义就是一种对话，通过对话揭示真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论语》，实际上就是孔子的谈话录。古今中外通过谈话或对话表述理论见解的大思想家不乏其人。当然，邓小平谈话的内容与那些理论家不同，但他正是通过谈论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谈话或对话这种形式并使用日常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当代世界的主题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问题，从全人类高度把握发展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等等。这样一些关涉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无疑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这里，存在着一个理论风格的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理论著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理论著作，孔子的《论语》也是举世公认的理论著作，但它们的理论风格则是各不相同。邓小平无疑有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邓小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述精辟、文风朴实、口语表达，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点。邓小平理论文风朴实，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风格如人”，我们应该把握邓小平理论表达方式的个人特点。

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以各种特定的范畴、规律、规则形式出现的逻辑化了的理论，这种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知识；另一种理论则是深悟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善于把握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将之精当地渗透于、贯穿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形成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总体的战略“构想”，这是活的理论运动。

邓小平理论无疑是属于后者。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际活动的“真正的理论”。由于邓小平深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现代、当代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在广阔的领域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1987年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很长时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述实际上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理论体系往往以理论创立者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并非属于他个人。由理论家们创造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理论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学说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

从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了一场“**”。十年“**”使中国政治上处在动**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恰恰在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资本主义开始了又一次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当邓小平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的时候。”[9]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邓小平多次指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的经验和教训”[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1]因此，由反思“**”，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是极左。”[12]“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3]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理论思考有两个特点。

第一，这种理论思考是以“贫穷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的。“**”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各个方面对“四人帮”的谬论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观上。“四人帮”社会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发展速度必须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正是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著名论断。

第二，这种理论思考又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的。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优于资本主义，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5]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外部显现，由此，邓小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思考。

这种理论思考使邓小平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6]从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观念入手，邓小平开始并展开他的理论创造活动，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而且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坚持不懈地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如果说1957年至1977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那么，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是新的社会实践的反映、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这一新的社会实践。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这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时期。具体地说，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的。以此为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

第二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这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围绕着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发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鲜明标志，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台阶式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等等，都从理论上作了新的深刻透彻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科学体系。

三、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特征

邓小平理论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恢宏的“世界观”和鲜明的时代感。列宁说过，只有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他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世界及其主题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根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